一場災荒和蔣政權的崩潰
這是一個幾乎被遺忘的故事。
1942年，河南大旱，轉眼下一年，緊接著又是一場特大的蝗災，連番的自然災害導致了一場幾乎遍及整個河南的大饑荒。飢餓如魔咒一般降臨到3000萬人身上，吞噬了至少300萬人的生命，迫使300萬人流落他鄉。
一批批面黃肌瘦的人們，或數十口成群結隊，或一家人扶老攜幼，紛紛走出他們的村莊，走出他們或許從未離開過的縣境，然後與那些來自四面八方，經歷著同樣的命運而又素不相識的人們走到同一處難所，又交匯到同一條公路，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目的地，只有十萬火急的大逃亡，不自覺地，他們將生的希望寄托在通向外省的鐵路上：順津浦路南北逃亡江蘇、關外者有之；順京漢路南北逃亡湖北、河北者有之；更多的是順隴海鐵路逃向陝西。
就在這300萬災民掙扎在死亡線上之時，這個國家的行政長官們卻以「影響抗戰士氣」“妨礙國際視聽”為由，對災情實行了嚴密的新聞封鎖。當外族入侵成為這個國家最大的危險時，統治者眼中幾個農民的死亡只是無關緊要的事情。
然而，就在那無關緊要的地方卻伏筆著一些生死攸關的信息，在那場災荒面前，國民黨政權的運作已是那麼失敗：軍政不合、組織渙散、信息不暢、行事拖沓、官員腐敗……在中原到處瀰漫的混亂、無序、無政府狀態，無不預示著這個政權已經走在失控的邊沿。可惜，蔣介石直到7年之後敗走台灣之前，都沒有注意到這些早在1942年就已發出的警示。
1992年，當一位朋友向作家劉震雲提起50年前發生在其故鄉河南的這場災荒時，劉震雲驚愕地發現，作為一個災民的後代，他對那場釀成了300萬人死亡的悲劇竟一無所知。懷著極大的好奇，劉震雲開始了《溫故1942》的創作，然而，更令他感到震撼的是，當他回到家鄉去調查這些往事的時候，那些饑荒親歷者及他們的後代竟然也不知道。
於是，他開始通過在家鄉的調查走訪、在圖書館的查閱資料，以一個作家的方式，稍許彌補著歷史學者們的失職，一場已是鮮為人知的災難被一點點地發掘出來。
多年以後，這個故事被導演馮小剛看中，他決定將其拍成電影。在電影《溫故1942》拍攝完成之後，馮小剛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我們都是一個災民的後代，往回倒回去我們就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他覺得，“電影不能讓這300萬人復活，但是也許能讓他們的死變得有價值。”
一場災難和一個民族的失憶，開始在點點滴滴的拯救中慢慢復活。
失措：逃離災荒生死線
文 劉永峰 圖 福爾曼、白修德
就這樣，上百萬的河南災民，為了尋找生的希望，重新由洛陽出發，他們西出潼關，遠走西安、寶雞，甚至更遠。在這次遷徙中，大量的河南人從此客居他鄉，有的則永遠地倒在了逃荒的路上。
1941年夏天，洛陽城內，四處瀰漫著令人不安的情緒。
那時，日軍已經佔領了黃河北岸所有重要的渡口，他們的前哨部隊隨時即可兵臨城下，在洛陽的街頭已能清晰地聽到日軍的炮聲。尤其，當中條山失守，日軍騰出了更多的飛機來空襲這座城市的時候，人們感到，災難已經越來越近了。
當時，一名叫格蘭姆·貝克的美國畫家，剛好來到這座城市，他看到，「那些轟炸機整天在上空盤旋、俯衝、活像一群馬蜂在折騰一隻鼴鼠」“這城市就像個把木板拿開而現出原形的螞蟻窩，人們在連滾帶爬地亂跑”。
在塵土飛揚中，在越來越高的警報器的調門所製造的恐懼之中，到處都是驚慌失措出城逃難的人們。傍晚，當敵機遠去的時候，「朝西去的大路上就充滿了從洛陽出來的緩慢蠕動著的人群，有的步行，有的乘大車、人力車、排子車、汽車。……人們的叫罵呼喊傳到遠處的田地里，混成了一種持續不斷的低沉的音響，像只受傷了的野獸把血淌進一條長河時的沉吟。」（格蘭姆·貝克《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
然而，當洛陽城內正籠罩在戰爭的恐懼和威脅下時，格蘭姆·貝克在周邊的農村卻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農民們在靜靜的田野中安詳地幹活，「當成千上萬精神失常的城裏人在鄉間亂跑的時候，你總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務實的農民及其家屬在忙著日常工作。全國農民好像用一條繩子織成了一張看不見的大網，把大家連在一起防止了那種如喪考妣的東逃西竄」。
一天，格蘭姆·貝克經過一個在地邊打歇的農民，他正在注視著那支長長的城裏人逃難的隊伍。當格蘭姆·貝克走近時，這個農民做了個姿勢，指著難民笑道：「他們沒有辦法！」然後，他用手指著自己和身後的村莊，驕傲地說：“我們有辦法！”
儘管對日軍的入侵併不感到害怕，但是那時，洛陽的農民們也有他們所擔心的事情。
失序的農村
1941年，當城裏人時時抬頭看天，害怕敵機來襲的時候，洛陽鄉下的人們卻眼巴巴地盼望著烏雲湧起。
那時，每天都有鄉下的小腳老太太，穿著專為趕集的好衣服，跑不了路的小腳穿著紅色的繡花鞋，進城去廟裏燒香，祈求菩薩神仙們保佑給個好天氣，有的不遠數十里乘長途汽車而來，因不堪顛簸之苦而病倒。即便空襲期間，她們依然堅持進城，就像鄉里人不為城市遭受轟炸而擔心一樣，那些懶洋洋地靠在防空壕邊的城裏人，見有農村來的小腳老太太扭過，也會嘻嘻哈哈地譏笑她們。
那個夏天，格蘭姆·貝克看到的洛陽，也是一個正被乾旱威脅的地方，「為旱災所苦的田野，在萬綠叢中顯出一道道金色黃土的裂痕」“天空晴朗得毫無雨意”。從前一年開始，洛陽地區的降水量就明顯少於常年，到了1941年，人們苦苦等待的降雨也始終未至，旱情依舊在蔓延。
其實，又何止洛陽，一場大災的端倪已在整個河南平原顯露出來。那一年，幾乎全省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農作物嚴重歉收。到了1942年，情況更糟。隴海鐵路沿線，各地春季缺雨，北風橫吹，麥收幾等於無；中部各縣也苦旱無雨，麥收不過二三成；豫南地區原本豐收可望，但不意行將麥收的時候，大風橫掃一周之久，緊接著陰雨連綿，農民坐視麥子滿地生芽，收成不過三四成而已，秋種之後，一連三月，滴雨未見，秋收更屬絕望。
那時，已有1/3土地被日軍佔領的河南，仍然是國民黨手上最豐產的省份，國民政府從那裏徵購糧食供應著整個西北的軍隊、官僚和城市需求，這樣的負擔，令河南的農民在往年儲藏下的糧食早早告罄。他們已在典當冬衣以及本就少得可憐的財產，砍伐庭院中的樹木，以便籌資買糧來應對政府的橫徵暴斂。
更為不幸的，到了1943年，仍然是蝗蟲、大水繼續肆虐。在自然界連年的暴戾之後，那塊曾佈滿村莊與良田，耕種小麥、玉米、穀子、大豆與棉花，養育著3000萬生靈的廣闊土地，已變成一個滿目蕭瑟、赤地千里的世界。
於是，與日軍的入侵相比，農民眼前更為可怕的一場災難饑荒，已經降臨河南。「在千千萬萬的村落中、山崖上、深澗里、陌頭和阡邊，都有餓得皮包骨頭的人，提著籃子，拿著鐮刀或繫着鉤子的長竿，在四處尋覓，捕捉能夠救命的東西。」（李蕤《豫災剪影》）當野菜、樹皮、草根等也被吃光的時候，原本鎮靜的鄉村和藹溫順的農民們開始騷動起來。
本來傳統的村莊，即使大多數人都未受過教育，但也都在珍視傳統節日和倫常禮儀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長，使得融入其間的個體將穩定的秩序看得高於一切。然而，那時的河南農村，正如一位記者所見，滿眼都是毫無秩序的狀態，被飢餓驅使的人們，彷彿又回到了一個「野獸般的世界」。
集市上，到處出現了搶食的現象。當有人買了油條、大餅、饅頭一類吃的東西後，饑民乘其不備，突然搶下填到嘴裏吃著跑開，在將被追到時，就把鼻涕、唾沫弄在食物上，棄置地上，買主往往在對其一頓痛打之後，也便放棄了那被弄得骯髒不堪的食物。有的村莊，飢餓的農民們，聚眾強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們能夠帶得動的任何東西，沖入麥田搶走田間的穀物。殺人越貨的事件增加了，暴力的攻襲和劫掠，在鄉間好像傳染病一樣蔓延。
嚴酷的現實，摧毀了人類最基本的情感。在鄭州，一對瘋狂了的夫婦，為了在他們離家去找食物時，孩子們不會成為他們的累贅，就把他們的6個孩子綁在樹上。在心智慌亂之中，有一對父母，將自己的兩個孩子殺死，只是因為不願聽到他們嚷著要東西吃的聲音。一無所有的父母，為了換一口活命的糧食，毫不猶豫地賣掉自己孩子，女孩子們也會被外地來的妓院老闆以極低的代價帶走。更有絕望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全部賣掉，換一頓最後的飽飯，然後自殺。曾經溫情脈脈的鄉村中，維繫人心的傳統倫理：道德與禮儀、親情與憐憫統統都蕩然無存。
在這樣一個人間，人們該如何應對那無盡的苦難？
無奈的逃難
在傳統的中國，應對自然災害，強大的集權政府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當1940年代，河南的災荒已成事實時，國民政府或耽於抗戰，或礙於國際形象，卻遲遲不見任何及時有效的行動，廣大的災區簡直就是無政府的狀態。於是，當遍地絕望的時候，茫然無助的災民，只有向著更遠的有糧食的地方逃難。
1943年春，修武縣境內，能吃的東西全都吃了，人們還是填不飽飢腸轆轆的肚子。西村鄉當陽峪村是個1500人的村子，1942至1943兩年多的時間內便有1000多人相繼死去，大道旁、草屋內，餓殍遍野，飢屍縱橫。死亡的威脅下，大量的村民流落他鄉。農民韓黑旦，先是讓年僅11歲的長子隨人逃荒出走，隨後他也攜帶妻子和4歲的幼子去山西逃難，僅走到30里外的雙廟鄉境內，幼子就已餓死途中。
而與此同時，在十幾里外的楊樓村，楊秀山一家已到了隨時都會被餓死的地步，他們也決定要外出逃荒。因本家有個姐姐出嫁在徐州東邊的海州，聽說那邊生活好，便決定投奔，以圖有個照應。那時往徐州去，必須由開封搭火車，於是，一家5口人一邊討飯一邊趕路，去往開封。一路上不時見到餓死在路邊的屍體，有的衣裳也被脫去。在開封車站，到處都是往東逃荒的災民，火車是露天貨皮車，人們拚命地往上擠，有的踩著別人的頭向上爬，不時聽到陣陣慘叫聲。火車開動後，有的家庭，有人上車了，有人還未上去，那撕心裂肺的哭喊聲無論誰聽了都會掉淚。而在車站周圍，一些被擠散走失的老人、婦女和孩子，有的守在原地不敢離開，最後就餓死在那裏。
也是在那時，博愛縣的寨豁山區，百分之八九十的農戶已斷炊，無可奈何，就挖野菜、捋樹葉、刨草根、剝樹皮，維持度日。很快，樹葉被捋光了，草根刨凈了，嫩綠的小樹被剝得白白的，但饑荒仍在加重，於是，陸陸續續的，山區總共的2000多戶人家中，有1600多戶，開始逃難而去，他們沿途乞討，遠走他鄉。
在孟縣，那些年景，兵、旱、蝗、疫等災害幾乎一起襲來，其程度之深，時間之長，都是歷史罕見，全縣共死亡3萬多人，至少10萬餘人外出逃命。那時，黃河北岸已被日軍佔領，南岸的渡口則被國民黨軍隊常年關閉，一部分西逃的難民只有每逢清晨薄暮，用囊帶、葫蘆作為救生圈，泅過危險的激流，偷渡黃河，逃亡西安、寶雞。還有一些逃荒者，則徒步跑到沁陽，擠上道（口）清（化）鐵路的悶子車，輾轉逃到豫東、蘇北、皖北一帶販賣估衣、首飾等，有不少婦女兒童被帶到那裏後則被賣給富家當起了雜工、小妾和童養媳。
河南省的西南數縣，是那場災難影響較小的區域，田野里，秋禾一片青蔥，蓬蓬勃勃，生機盎然。然而，從舞陽往西，在許（昌）南（陽）公路上，卻又有著另一種慘相：一輛輛推車，推著災區出來的婦女，有的在啜泣，有的帶著淚痕，有的躺在車子上用手矇著臉……這些大都是來自許昌、臨潁一帶的婦女，是被「人客」販賣到南陽、鎮平、內鄉一帶去“逃活命”的。
那時，在幾乎遍及全省的災區內，每一個村莊，每一個縣城，每一座車站，每一條公路都在經歷著相似的故事與苦難。
一批批面黃肌瘦的人們，或數十口成群結隊，或一家人扶老攜幼，紛紛走出他們的村莊，走出他們或許從未離開過的縣境，然後與那些來自四面八方，經歷著同樣的命運而又素不相識的人們走到同一處難所，又交匯到同一條公路，最終，在飢餓的河南，聚集成一個300萬人的難民潮。
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目的地，只有十萬火急的大逃亡，不自覺的，他們將生的希望寄托在通向外省的鐵路上：順津浦路南北逃亡江蘇、關外者有之；順京漢路南北逃亡湖北、河北者有之；更多的是順隴海鐵路逃向陝西。
擁擠的洛陽
1941年夏天，在度過了一段頻繁的空襲之後，洛陽城內出現了暫時安定的景象。
洛陽曆為豫西重鎮，又是各種物資集散地，抗戰時期，洛陽的鐵路、公路、河運依然通暢，成為河南交通的中心，客商雲集，商業極盛一時，對日益興隆的走私生意更是個大轉運站和倉庫。不僅如此，隨著開封的淪陷，1939年底到1942年，河南省政府也遷居到洛陽，這裏便成為當時河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在一個面積約4平方公里的城中，匯聚了十幾家報紙、通訊社，300餘輛汽車，街上隨處可見半西式的商店，城裏的10萬多居民幹着各行各業的城市營生。
那時，正在洛陽的格蘭姆·貝克，看到這座臨近前線的城市沒有成為一座死城，反而「顯得蠻興旺」，近郊鐵路、機關區、天主教會、基督教會、飛機場、發電廠等等都在運轉和活動，這幅景象使他感到“吃驚而又高興”。
對於偶然的空襲，人們已可以鎮靜地對待，城中的娛樂場所也很快恢復了活力。電影院中放映著戰前的影片或是美國的那些刺激性的影片，另有三四家戲院在在上演中國傳統戲。城角出現了草棚茶館，來自各地的各種藝人，說評書的、唱大鼓的、唱河南墜子的，應有盡有。格蘭姆·貝克說：「在花錢才能買到的樂趣之外，生活在洛陽，也像在國民黨的其他大城市一樣，還有一些可以自由享受的愜意的事兒。」
然而，也就在這時，一個被飢餓和絕望驅趕著的難民潮，開始光顧到這座城市。與洛陽那段愜意的時光同時並存的，是更多人生死掙扎的故事和刻骨銘心的苦難。
那時，家住洛陽北大街的周得京，正是十一二歲的年紀，還在上小學。他記得突然有大量的外地人源源不斷地湧進洛陽，使得洛陽的人口幾乎增加了一倍。從邙山到龍門，山溝里、窯洞裏到處都住滿了人，有時兩三家擠在一間十平方米的房子裏。街上、車站的廣場上，出現了許多背後插著一根乾草的孩子。
當時在河南印書局工作的李蕤，看到的幾乎是同樣的景象：「誰家只要一開大門，立即便會灌進去一群鳩形鵠面的人，家家戶戶一般終天關著門不敢開，感覺到災民簡直要擠破城市。」
人們已經無法知道，那些年有多少人逃荒來到洛陽，他們是否活了下來，後來又去了哪裏？同樣人們更無法知道，又有多少想來洛陽逃難的人，未曾到達，就已永遠地倒在了途中。
1943年夏天，在洛陽郵局當差的嚴定一，聽說了他的家鄉溫縣西郭村受災的消息，全村500多口人，只有3家十幾口人能勉強果腹。他的家中雖有十幾畝地，但是沒有一點收成，家人眼看就要餓死。嚴定一急忙託人往家中捎信，讓父親把地全部賣掉後，逃難來洛陽。他父親費了好長時間，才將地賣掉，然後便與大姐一起往正南過黃河，準備經鞏縣來洛陽。
那時的黃河渡口上全是逃荒的人，他父親好不容易才擠上了船，卻不料河身當中有干灘，必須一河兩渡，倒一次船才能到達對岸。當時正值陰曆七月，飢熱交加，他父親在干灘上沒來得及再上船，就已氣絕身亡，餓死在黃河中。當大姐歷盡周折到洛陽找到嚴定一後，他便立即趕去為父親收屍，但那時已不知父親屍首被河水衝到何處去了。
周得京至今依然記得，1942年春末夏初的時候，他早上上學，常會見到街上躺著餓死的災民，一條大街上能見到三五具屍體。有時他看到災民拄著杖在前面走著，可突然一停，就倒下再也起不來了。那時，周得京剛十多歲，見到死人便不由得害怕，就會趕緊走開，直到現在，當他想起當年的情景時，依然感到無比凄慘。
據周得京回憶，當湧入洛陽的災民越來越多後，國民黨當局為了不影響城中的秩序，便派警察和保長們到一些主要的街道負責管理，禁止成群的乞丐湧入市區，攆走賣兒鬻女的災民，這樣，來到洛陽的災民便主要集中到離市區較遠的兩個地方。
一個是南關，一般從東南方汝州登封一帶逃難而來的災民都會先來到這裏。另外，1941年成立的洛陽難民收容所，就在南關貼廓巷，因而也吸引較多災民向這裏集中。
所謂收容，實則是集中登記後，遣送到陝西。那時陝西黃龍山一帶，地廣人稀，是主要的遣送之地。收容所的人向災民動員說，那裏到處是無人耕種的荒地，而且土地肥沃，每年只要將玉米種子點種山上，不需耕作即可收穫。一開始，報名前往的災民為數眾多，後來漸漸有從黃龍山回來的，才知道那裏瘟疫流行，無法防治，早期去的移民很多都全村病死，窯洞內土炕上白骨累累。
另一個災民集中地，便是洛陽火車站。
洛陽車站
1942年，當河南的半壁河山都化作了遍地烽火和遍地饑饉的人間地獄時，只有從洛陽往西的一段鐵路，還可以通向「西省」，通向“大後方”，於是，洛陽成了河南災民向外逃荒的“大聚口”，“成千累完的災民，便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從四面八方向洛陽匯聚，希冀衝出死亡圈，讓火車把自己帶到可以活命的地方。”（李蕤《豫災剪影》）
在災民的心目中，隴海鐵路，就好像是「釋迦牟尼的救生船」，“他們夢想著只要一登上火車，便會被這條神龍馱出災荒的大口，到安樂的地帶。”然而，實際的情況卻遠非這般美好，諸如混亂、沮喪、惶恐、無助等等，逃荒所應有的一切表情依然還在繼續。
那時，逃難的人群擠滿了車站周圍的地方，甚至在鐵道的兩沿，幾尺高的土堆上，到處都挖有比野獸的洞穴還低小的黝黑的「家屋」，有的便用樹枝和泥漿圈一個圈子，一家人擠在裏面。
國民政府在隴海線上每天都開設免費的火車來轉運難民。難民到洛陽後，在車站設立的「難民登記站」辦理移民過路登記事宜後，便可領到蓋了賑濟委員會圖章的白布條，憑藉布條進站上車。然而，對大多數並不識字的農民而言，“難民登記”佈告上麻煩的登記手續，卻令他們望而卻步。況且，「難民登記站」始終沒有人告訴過難民搭哪次車，他們都是偷偷地鑽進月台，不幸遇到路警，挨上幾木棍或巴掌，就苦著臉退出來。
開車之前，「人們像垛劈柴一般地把難民裝進悶罐車，盡量壓縮得更緊些，以至於誰也不能再動彈。」與此同時，一些穿得破破爛爛的人，衝鋒似的攀援到火車的頂蓋上，肩並肩地在一起堆砌著，四周亂七八糟地堆滿他們所有的財產：小車、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頭的孩子。這些拚命擠上車頂的難民往往冒著極大的危險，在寒冷的夜風中，他們凍僵的手指無法抓住邊沿而從車頂墜落的事情經常可見。
即便火車如此擁擠不堪，24小時能輸送的難民也只有1500人左右，只能將饑民中的很小一部分運往他們所嚮往的「西省」，而大部分上不去車的饑民只得步行挑著擔子，或推著獨輪車沿著這條西去的通道出逃。1942年秋天，每天從洛陽沿隴海鐵路西逃的人數在4000-5000之間，而到了1943年春，這一數字增長到了1萬人。
白修德曾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整天裏，我們沿著鐵路的軌道，滿眼看到的，是無盡的難民隊伍。孤身的，拖家帶口的，或者成群結隊的……舉目四望，所有人都在逃跑，儘管沒有任何軍隊在後面追趕。」
就這樣，上百萬的河南災民，為了尋找生的希望，重新由洛陽出發，他們西出潼關，遠走西安、寶雞，甚至更遠。在這次遷徙中，大量的河南人從此客居他鄉，有的則永遠地倒在了逃荒的路上。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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