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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同意中共改編紅軍內情:蔡元培絕食相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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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同意中共改編紅軍內情:蔡元培絕食相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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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同意中共改編紅軍內情:蔡元培絕食相逼

2021年09月26日 17:25 最後更新:11:41

本文摘自:《快樂老人報》,

1937年9月、10月,八路軍、新四軍相繼誕生。然而,八路軍、新四軍番號的由來頗費周折……

紅軍改編前的領導權之爭

西安事變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但蔣介石遲遲不願給紅軍番號。他想通過「合作」實行軍令、政令統一,剝奪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權。

1937年2月中旬,周恩來等赴西安談判,提出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組成一路軍,設總指揮部,配正副總司令,下轄4個軍、108個團,軍官由延安派。而國民黨只給2個師、8個團的編製,不設軍和總指揮部,除師長外,其他軍官由南京配備。

3月8日,談判在中共讓步後達成幾條意見: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國民政府統一指揮;紅軍編為3個師,計12個團及直屬隊共4.5萬人;設總指揮部,幹部由中共推選。史稱「三八協議」。但沒想到蔣又反悔了。此後第二次、第三次會談都無果。

蔣介石被迫同意改編

1937年7月17日,周恩來到廬山同蔣介石舉行第四次會談,仍無果。毛澤東親筆給蔡元培等70餘名學者寫信,通報會談情況和紅軍急於上前線的決心。蔡元培絕食三天,逼蔣答覆紅軍改編。

8月上旬,周恩來到南京第五次談判,其間拜會了馮玉祥等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馮以辭副委員長勸蔣同意紅軍編三個師。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蔣介石這才同意「三八協議」。紅軍整編後番號是桂系空出的第八路軍,三個師番號是吃敗仗被撤銷的東北軍115、120、129師。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宣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設總指揮部,朱德、彭德懷任正副總指揮。115師師長林彪,120師師長賀龍,129師師長劉伯承,全軍編製4.5萬人。

新四軍番號的由來

中共中央對新四軍整編中的領導權也同樣重視。七七事變後,流亡海外的葉挺回到國內,八一三事變後向蔣介石提出「讓我來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紅軍和改編這些軍隊」,並說改編後番號叫「新四軍」得到國共兩黨的認可。

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佈,南方8省14個地區(不含瓊崖)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同時決定成立以項英、陳毅為正副書記的軍委新四軍分會。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全軍1.03萬人,編為四個支隊:第1支隊司令員陳毅,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第3支隊司令員張雲逸,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摘編自《黨員幹部之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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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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