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底,湘江戰役慘烈,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進入貴州境內,紅軍面對數十萬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兵力懸殊為長征以來之最。
1935年1月,中央紅軍強渡烏江後,智取遵義城,中共中央隨即召開為期3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中共中央總書記、「三人團」成員)、周恩來(中央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三人團」成員)、朱德(中央軍委副主席、紅軍總司令)、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張聞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陳雲(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
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何克全、鄧發,紅軍總部及各軍團負責人有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還有黨中央秘書長、《紅星報》主編鄧小平。李德以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三人團」成員的身份參加會議,伍修權擔任李德的翻譯。
這是一次事關中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會議,集中解決當時最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領導問題。會議氣氛非常緊張,雙方展開激烈辯論。首先是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及「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作主報告,他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歸咎於敵強我弱,極力為軍事上指揮錯誤作辯護。周恩來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的錯誤,並檢討自己作為「三人團」成員應負的責任,力推毛澤東領導紅軍。張聞天作「反報告」,系統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一針見血地指出「三人團」在軍事上是「防守中的保守主義」、「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中央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軍委副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經過反復辯論,由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徹底清算了「左」傾路線的惡劣影響,充分肯定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把中國革命引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鑒於當時的政治形勢,會議決定放棄在黔北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計劃,領導紅軍北渡長江,向西北轉移。會議取消了博古、李德的軍事領導權,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遵義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長達4年之久的統治,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中共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