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年譜、行年考、作品系年等成果,對文人生活中的科第、仕宦、交遊等更為關注。本期的三篇文章另闢蹊徑,《韓愈的人生困境及思想突破》從韓愈家庭生活和仕途坎坷入手,揭示了他長期身處人生困境,卻能胸懷天下,首倡「道統」說,完成思想突破。《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著眼於居住方式,對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類型、文學表現及其所體現的文人群體精神旨趣和審美理想作了分析。《元稹與裴淑的婚姻生活及琴詩贈答》則對元稹與繼室裴淑琴詩相和的婚姻生活,作了與眾不同的梳理。三篇文章對文人群體或個體生活所做的探索,均有新意,對相關作家和專題研究不乏啟示。

韓愈的文學成就為古今學者所公認,韓愈「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上宰相書》)「修其辭以明其道」(《爭臣論》)及首倡「道統」,在思想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這些功業,贏得了當時及後人的無限敬仰,而他在長期的人生困境中完成思想突破的事實,卻似乎未能得到應有的關注。

韓愈三歲喪父,由長兄韓會和嫂子鄭氏撫養成人。約在十二三歲時,兄長韓會又不幸去世。貞元十年(794),韓愈二十七歲,撫養他長大的嫂子鄭氏去世。韓愈在《祭鄭夫人文》中回顧了早年的不幸遭遇:「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夭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夭閼百年」指韓會早卒,「孤幼」當指包括「十二郎」在內的韓會子女。作於貞元十九年(803)的《祭十二郎文》也說:「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其早年的孤苦,在此兩文中得到了集中表現。

韓愈在作於元和元年(806)的《祭十二兄文》中說:「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又棄而先。」「十二兄」為韓愈叔父韓紳卿之子岌,文中提到的「皇祖」即韓愈祖父韓睿素,他有四子八孫。在韓岌去世後,其兒孫兩代十二人中,只有三十九歲的韓愈還在世,而韓愈體弱早衰,其《與崔群書》曰:「仆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祭十二郎文》引上一年寫給十二郎的信說:「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此信和《與崔群書》皆作於韓愈三十五歲時。《祭十二郎文》又說:「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五箴序》也說:「餘生三十有八年,發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可見,長年孤苦的韓愈,在三十餘歲的盛年,竟然有如此深重的性命之憂。

因家族成員多早逝,撫養遺孤的重任落在韓愈一人身上。十二郎去世時,其子十歲,韓愈子才五歲,這還不包括兩人的女兒在內。因此韓愈感嘆:「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他將「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作為餘生的大事,但韓愈所撫養的不只是韓氏遺孤,還有朋友的遺孤。卞孝萱《韓愈評傳》認為:「至元和元年,韓愈的兄弟行有名可考者五人皆亡,寡嫂、孤侄、孤侄女及侄孫、侄孫女可知者約十四五人,大部分隨韓愈生活在一起,加上韓愈之妻、二男、五女及乳母等,有二十餘人之多。‘交友’之孤子孤女,尚不計算在內。」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曰:「內外惸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家,均食剖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舊唐書·韓愈傳》也說:「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這與韓愈「仆之家本窮空……家累僅三十口」(《與李翱書》)的自述基本一致。

又因韓愈仕途屢屢受挫,「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上宰相書》),因而長期處於貧困狀態。其《與崔立之書》曰:「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從貞元二年(786)入京,到貞元十七年(801)授四門博士的十六年里,儘管韓愈為了衣食兩入幕府,但生活困頓的問題一直未能解決。作於貞元十七年(801)的《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曰:「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任四門博士的次年,他再次提到:「仆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與崔群書》)貞元十九年(803)七月,韓愈改任監察御史,不久即被貶陽山令。在作於永貞元年(805)的《上兵部李侍郎書》中,他再次提到:「家貧不足以自活。」可見,韓愈「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恆苦心」(《從仕》)的自陳,絕非虛語。大約要到元和十年(815)前後,韓愈四十八、九歲時,他的家境才徹底好轉。

在長期的人生困境中,韓愈雖有過困惑,但以古聖賢為榜樣、學聖人之道、胸懷天下的熱情始終未減。《上賈滑州書》曰:「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他在作於二十六歲時的《爭臣論》中說:「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將他此後十年間所作詩文按先後擇要排列,我們可清晰地看到韓愈思想發展的軌跡。「愈也,布衣之士也……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與鳳翔邢尚書書》,作於二十七歲)「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感二鳥賦》,作於二十八歲)從中可見韓愈的濟世情懷與自信。發生在貞元十四年(798)的兩件事,尤需注意。一是韓愈在汴州董晉幕府領進士府試時所撰試題《進士策問十三首》,其第四首以「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辟之,則既廓如也」開頭,要求「學聖人之道」的諸生對此作出回答。二是張籍兩次上書,鼓勵韓愈「盍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上韓昌黎書》),韓愈雖有顧慮,以「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答張籍書》)回復,但明確提出:「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揚雄所傳之道也」,並表現出「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重答張籍書》)的高度自信。可見在三十一歲時,韓愈的道統思想已基本形成。在此之後,他有關「道」的闡述日漸增多。如“愈之為古文……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作於三十四歲)“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作於三十五歲)“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答陳生書》,作於三十五歲)。

《五原》,特別是《原道》是韓愈思想突破的標誌性作品。學者們多據韓愈作於永貞元年(805)的《上兵部李侍郎書》中「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的話,以為其中的“舊作”當包含《五原》在內,其寫作時間當在本年之前。閻琦《韓昌黎文集注釋》認為“《原道》諸篇之作,應在貞元十五、六年間”,其說可從。貞元十六年(800),韓愈三十三歲,尚未正式在朝中任職,仍處於人生最困苦、無望甚至不免性命之憂的時期,而他的「道統」思想正形成於這一人生困境中。孟子說:“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韓愈則在“不得志”時,既要“獨善其身”,又不放棄“兼善天下”,故終能“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這不僅是對孟子思想的明顯突破,也為傳統士人精神注入了全新的內容,其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於此也可以看得更清楚。

《光明日報》( 2021年10月1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