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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空軍朝戰真相:毛澤東的決定感動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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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空軍朝戰真相:毛澤東的決定感動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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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空軍朝戰真相:毛澤東的決定感動斯大林

2021年10月19日 18:01 最後更新:11:30

1950年,秘密進入中國的蘇聯飛行員合影,這些飛行員全部著中國軍服。儘管蘇聯空軍參戰成為公開的秘密,但雙方都對這一事實進行了掩蓋。(資料圖)

「斯大林答應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但表示蘇聯空軍至少要待兩個月後才能出動——這是周恩來拒絕中國先出動陸軍的主要理由。」斯大林的顧慮是什麼呢?“一是,這個時候南韓先頭部隊已越過三八線,朝鮮北部即將成為戰區,斯大林不願顯示出蘇聯將與美國直接和公開對抗的跡象。二是,斯大林對待中國入朝作戰的心態非常複雜。

本文原載於《京華周刊》2011年8月,原標題為「蘇聯空軍朝戰真相被掩40年」

1949年下半年,毛澤東要攻佔台灣,金日成要解放朝鮮南方,兩人在尋求政權統一的過程中都寄希望於莫斯科的支持。中蘇朝之間,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三角關係?

關於韓戰起源,在冷戰史研究的傳統派學者中有一種「共謀論」說法,認為是蘇聯、中國和朝鮮共同策劃的。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沈志華根據近年來解密的檔案文獻,認為這種觀點是缺乏根據的。

他說:「事實上,斯大林和毛澤東最初都反對金日成急於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朝鮮統一,但是後來斯大林改變了主意,為金日成開放綠燈,迫使毛澤東接受既成事實。在這個問題上,中、蘇、朝三國關係十分微妙,各有自己的利益盤算。」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大規模地解密和開放蘇聯時期鮮為人知的歷史檔案,令各國學者興奮不已。中國外交部檔案館在2004年2月正式對外開放,第一批解密的檔案文件從1949年至1955年,約萬餘件。隨後又解密兩批,文件的時間推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數量也有大幅度增加。其中,涉及中蘇關係的檔案數量尤其令人注目。

被蘇聯米格15戰機武裝起來的志願軍空軍。由於中國空軍過於年輕和弱小,在整個韓戰的空戰中,蘇聯空軍實質上擔負了大部分的戰鬥任務。(資料圖)

金日成急於通過武力實現統一

二戰後,蘇聯和美國在朝鮮半島以北緯38度線為界劃分受降區,扶持各自的勢力。1948年,南北雙方相繼建立政權,朝鮮南北正式分裂。雙方都宣稱對朝鮮半島擁有主權,並且都想用武力統一另一半。

沈志華通過研究中蘇解密檔案證實,「金日成多次請求斯大林和毛澤東允許他武力統一南韓。兩國都否定了金日成的計劃,因為蘇聯不想與美國的緊張關係升級,而中國正忙於解放事業。」

1949年3月金日成訪蘇時,曾試探性地提出通過武力方式解決朝鮮統一問題,但斯大林明確表示反對。4月底,金日成又派人探聽中國的意見,毛澤東原則上支持武裝奪取政權的方式,但希望朝鮮不要急於採取行動,中國完成統一後即可派軍隊幫助朝鮮。

美國從朝鮮半島撤軍後,金日成便制定了進攻南方的「瓮津半島作戰計劃」,試圖立即實現統一。9月下旬,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決議,否定了這個計劃,認為“這可能給美國人提供以各種方式對朝鮮事務進行干涉的借口”。

新中國成立後,金日成再次動心,並寫信給毛澤東。但此時中國的統一大業尚未完成,西藏和台灣問題均未解決,毛澤東不好作答,只能求助莫斯科。

報中,蘇共中央表示同意中國的意見:「朝鮮人民軍目前還不應實施進攻行動,我們也曾經向朝鮮朋友指出,他們擬組織的朝鮮人民軍對南方的進攻還不能付諸實施。」

此後,莫斯科又多次警告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嚴格地、堅定地」執行“中央關於防止三八線形勢複雜化的指示”。

總之,到1949年底,在朝鮮半島實現統一的問題上,蘇聯與中國的主張還是一致的。

 斯大林突然同意金日成開戰

1950年1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報告,說金日成在17日的一次午餐會上,藉著酒勁再次提出使用武力解決朝鮮半島統一的問題,並強烈要求與斯大林當面協商。對此,斯大林遲遲沒有作出反應。

但是,1月30日,也就是被迫接受中方有關中蘇協定的條款後兩天,斯大林突然通知蘇聯駐朝使館,他同意金日成關於進攻南韓的計劃,並邀請金日成秘密訪問莫斯科。

「這是迄今為止看到的斯大林同意金日成開戰的第一份文件。斯大林為什麼突然同意金日成的武力統一計劃?因為這個時候,中蘇簽訂新條約,蘇聯即將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而南部朝鮮有三個優良港口。如果能夠控制整個朝鮮半島,那麼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就有了保障。」沈志華說。

報,說一旦朝鮮發生戰爭,美軍將防守日本海,而不在朝鮮半島作戰。

儘管如此,處事謹慎的斯大林還是反覆向金日成強調了兩點:第一,這個計劃必須得到中共同意才可以實施,因為毛澤東對東方問題有很深刻的理解;第二,萬一美國進行干預,蘇聯是不會出面幫助朝鮮的,那時只能依靠中國的援助。

得知斯大林與金日成的共同決定後,毛澤東只得表示同意。

金日成樂觀地認為,美國在遠東並未做好戰爭準備,既然他們沒有干涉中國內戰,也就不會在朝鮮採取行動。他一再保證朝鮮人民軍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朝鮮問題。

金日成回國後就再沒有向毛澤東透露有關戰爭準備和發動的任何消息。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天,才派遣一名武官來通報戰況。

 美國全面武裝干涉

1950年6月25日,朝戰爆發,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三天後佔領漢城。

然而,令斯大林和金日成頗感意外的是,美國在戰爭爆發兩天後便開始對南韓提供海軍和空軍援助,並且很快在聯合國的旗號下實現了全面武裝干涉。

沈志華分析,「美國參戰,確實出乎中蘇朝三國意料,但是,仔細分析,在中蘇結盟後,美國的冷戰戰略就開始調整了,改為全面遏制,目的是阻止共產主義勢力的進一步擴張。」

在美國直接參与戰爭的情況下,毛澤東決定中國將組成穿著人民軍制服的志願軍對抗美軍,並告訴莫斯科,目前在東北已集中了12萬兵力。斯大林馬上表態支持:「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到中朝邊界是正確的,以便當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在朝鮮開展志願軍的行動。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

周恩來派柴成文以政務參贊名義去朝鮮了解情況,並告訴金日成,「中國不會容忍美國對朝鮮的干涉,中國政府準備儘可能地向朝鮮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幫助。」金日成及時向蘇聯大使什特科夫報告了這個情況,並提出,“既然美國等國家已站在李承晚一邊參加了戰爭,那麼,民主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國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軍隊來幫助朝鮮”。

沈志華分析:「顯然,斯大林認為此時還沒有必要讓中國捲入戰爭。道理很簡單,斯大林要通過這場戰爭到達控制朝鮮半島的目標,如果戰爭是靠中國軍隊打贏的,這一目標如何實現?所以,斯大林為中國出兵設定了一個條件——當敵人越過三八線時。」

受到莫斯科立場的影響,朝鮮領導人對中國使館採取了封鎖消息的作法。據柴成文回憶,朝鮮有關方面為他介紹戰場情況,絕大多數都是當晚對外廣播的戰報;在同其他朝方人員的接觸中,柴感到軍事情報對於中國人基本上是個禁區。

 中國有意出兵

然而,朝鮮戰事於1950年8月在洛東江陷入僵局,這使中國領導人感到必須做好出兵準備,並計劃組建第二梯隊,把東北邊防軍兵力增加到70萬人。

什特科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越來越對憑藉自身力量贏得戰爭勝利沒有信心,因而多次試圖徵得蘇聯使館的同意,以便請求中國軍隊幫助朝鮮。

斯大林明確拒絕中國軍隊入朝,「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再向朝鮮空軍提供強擊機和殲擊機」。

有了莫斯科的支持和保證,朝鮮領導人似乎又增強了信心,金日成決心儘快結束南方的戰鬥。

當9月4日柴成文提醒金日成戰爭已處於膠著狀態時,他充滿信心地說,釜山戰役已經開始,突擊部隊上去後,就會打破僵局;柴又提到美軍可能在後方登陸,金日成肯定地回答:「美軍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沒有較大兵力增援。」

與此同時,金日成的冒險主義傾向更加明顯。柴成文報告說,朝鮮領導人開始沒有考慮到美國出兵;及至美軍參戰後,又提出「8月要成為勝利月」。從動員大批技術工人和學生入伍,以及人力、財力嚴重浪費等情況看出,金日成完全是孤注一擲地打算。

9月10日,柴成文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緊急向金日成報告,希望朝鮮軍隊考慮戰略退卻的問題。金日成的回答是:「我從未考慮過後退。」

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一舉成功,朝鮮局勢立即發生了嚴重變化。

中國領導人感到派兵赴朝參戰已經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來召見羅申和蘇聯軍事顧問時指出,中國軍隊已由南方向東北調動,做好出兵準備。

斯大林沒有回應。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內部對接受中國軍隊幫助意見不一。朴憲永、朴一禹認為,朝鮮明顯無法憑藉自身力量打敗美國人,因而必須請求中國軍隊入朝。但金日成說:「我們所要求的武器,蘇聯都給我們了,我們憑什麼去向中國人求助呢?」

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報告:漢城可能已經陷落,人民軍主力部隊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斷。金日成給斯大林去信,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援助;同時也給毛澤東去了一封求援信。

莫斯科這才決定為中國軍隊入朝作戰開放綠燈。

 美國空軍知道他們的對手是蘇聯人

毛澤東,要求中國軍隊以志願軍的方式入朝參戰,在三八線以北地區組織防禦。

同意立即出兵,但要求蘇聯給以武器裝備方面的援助。但是,在當天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出現了不同意見,多數領導人主張對出兵的問題應慎重考慮。毛澤東的電報沒有發出。

10月5日下午,在毛澤東和彭德懷的積極推動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終於決定派兵入朝作戰。

毛澤東派周恩來和林彪赴黑海向正在此地休養的斯大林講明情況。

報,作出了這樣的結論:會談的初步結果是中國暫不派軍隊入朝作戰,同時建議金日成撤離北韓。

沈志華說:「周恩來提出了中國出兵的困難,斯大林答應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但表示蘇聯空軍至少要待兩個月後才能出動——這是周恩來拒絕中國先出動陸軍的主要理由。」

斯大林的顧慮是什麼呢?「一是,這個時候南韓先頭部隊已越過三八線,朝鮮北部即將成為戰區,斯大林不願顯示出蘇聯將與美國直接和公開對抗的跡象。二是,斯大林對待中國入朝作戰的心態非常複雜。在美國參戰後,斯大林希望中國做好出兵準備;在戰局陷入危急後,斯大林極力鼓動中國出兵;當美軍越過三八線,而中國在出兵問題上猶豫不決時,斯大林又很不放心。所以,蘇聯空軍晚兩個月出動,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國軍隊是否能在朝鮮站住腳,從而在時間和空間上給莫斯科留下一個迴旋餘地。」沈志華分析。

斯大林向金日成通報了「中國軍隊尚未做好出兵準備」的會談結果,這令朝鮮人非常沮喪。平壤的政府機關和外交使團開始撤離。

告金日成:「鑒於中國同志做出新決定,請把昨日發給您的電報中提出的在北韓進行疏散以及朝鮮軍隊向北撤退的時間往後拖一拖。」

彭德懷、高崗進京議事,並將出兵日期推遲。經過10月18日會議的討論,中國決定,仍於10月19日秘密出兵朝鮮。

中國領導人的最後決定感動了斯大林。1950年10月28日,蘇聯駐華顧問通知周恩來,蘇聯空軍部隊將立即投入戰鬥,並越過鴨綠江迎擊美國飛機。此後不久,在朝鮮鴨綠江至清川江地區的上空,蘇聯米格-15殲擊機已成為美國飛行員懼怕的敵人,這就是朝戰期間著名的「米格走廊」。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蘇聯空軍在朝鮮作戰,斯大林作了種種掩飾:嚴禁任何飛機從蘇聯領土起飛投入作戰;所有飛機都塗上志願軍或人民軍的標誌;蘇聯飛行員都要穿上中國軍服,且在空中通話時不得使用俄語。

實際上,美國空軍很早就知道他們真正的空中對手既不是朝鮮人,也不是中國人——美國飛行員不僅在空中看到了歐洲人的面孔,而且在無線電通話中聽到了俄語。但是艾森豪威爾政府一直將這一情報壓下來,因為如果「泄露出去,將形成與俄國開戰的巨大壓力」。

「正是華盛頓與莫斯科的這種默契,使蘇聯空軍參加韓戰的歷史真相沉寂了40多年。」沈志華說。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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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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