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唐代是詩的黃金時期,不僅「全民皆詩」,詩也全能,什麼都可以寫,什麼重要場合都不能沒有詩。據統計,唐詩選本600餘,當今選本不計入其中。然選本雲泥之別,高下優劣的差異大甚。不久前,復旦大學蔣凡教授相贈他標點的《玉溪生詩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印再印。馮浩的《玉溪生詩集箋注》,堪稱明清人研究李商隱的標誌性版本,“辨析入微,考訂精細”,屬於集大成研究,自問世日起,即“海內風行矣”,今人研究多本於此也。

《玉溪生詩集箋注》(唐) 李商隱 著(清) 馮浩 箋注 蔣凡 標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以菊自寫的《菊》詩

翻閱馮本,李商隱寫花的詠物詩不少,而寫菊詩似就《菊》與《野菊》二首(不包括詩中以菊為意象的)。二菊詩寫於詩人的兩個人生階段,然其意旨彷彿,詩人以菊自寫,怨天尤人也怨自己,表現出急於擺脫窘境而無能為力的壓抑與無奈。先看《菊》詩:

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黃。陶令籬邊色,羅含宅里香。幾時禁重露,實是怯殘陽。願泛金鸚鵡,升君白玉堂。

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集眾說而後指出:「三四是罷官家居,結望入朝。」此見,入木十分也。不懂讀詩者,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詩里的精彩句子上,譬如讀《使至塞上》則對“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句大加欣賞。《菊》詩開篇二句也很抓人,十個字四對疊詞,盡寫菊之妖媚婉麗而不勝嬌羞的姿色。詩人比興自寫,自寫不同凡俗的美質。

詩之頷聯「陶令籬邊色,羅含宅里香」寫菊之品格,也是自寫。稍有點讀詩經驗的人都知道,此二典皆含退隱之意。菊花自從被陶潛垂青之後,便成了“花之隱者也”。羅含與陶潛,差不多同時期,也酷愛菊花。《晉書文苑傳》曰:“羅含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李《菊》詩則反其意而用之,馮浩從其中讀出了此在李商隱歸隱在野的狀態,其《玉溪生詩集箋注》在五六句處且注曰:“無人潤澤,深憂遲暮。”李商隱寫菊之隱格,卻無欲隱之意,更多的是怕隱之憂也。

後四句筆意逆轉,「幾時」二句意謂:秋天裡開放的菊花,向來就不畏寒露嚴霜,然最害怕的是夕陽西下。意思是說,我並不怕朝堂上受傾軋遭打擊,卻有賦閑在家而美人遲暮的恐懼。如果頸聯寫的是遲暮之感,那麼尾聯寫的則是用事之心,“願泛”二句意思是說,唯望被釀成菊花酒而盛於鸚鵡杯中,送至白玉堂上而為您所用。賦閑或滯進,這是李商隱所最不能接受的現實,故而急切渴望得到“君”之賞識與援引。葉蔥奇《李商隱詩集疏注》直言道:“末兩句是希望能入朝為文學侍從。”葉先生認為,這與李商隱寫於大中六年(852)《巴江柳》里的“好向金鑾殿,移陰入綺窗”的意思一樣。也就是說,李商隱“移”願的表達,並非偶然。《菊》詩的這種渴求援手的寫法,大類干謁詩,只是所謁何人,詩里沒有明說,疏注者也沒言明。

《菊花圖》 馬欣樂畫 圖片選自《馬欣樂繪畫作品集》

  以菊自比的《野菊》詩

李商隱的《野菊》,箋注者們多明確認為是寫給令狐綯的。一般編年都認為,《菊》詩作於開成五年(840),年二十八,李商隱辭去弘農尉歸家;《野菊》作於大中三年(849),時年三十七,李商隱自桂幕歸京後,暫代京兆府某曹參軍。詩人以菊自比,借詠菊以感喟,突出一個「野」字,誠為“君子在野之嘆”(朱鶴齡《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也。《野菊》詩云:

苦竹園南椒塢邊,微香冉冉淚涓涓。已悲節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細路獨來當此夕,清尊相伴省他年。紫雲新苑移花處,不取霜栽近御筵。

詩分上下兩部分,上四句,句句寫的是野菊,寫菊之「野」也。野菊以苦竹、辛椒為伴,托根於惡劣環境之中,暗香淡淡而含露如淚出。已經是西風去雁之時節,雖然不甘於委棄才華而斂香隱跡,然畢竟寒蟬噤聲,似也只能潦倒長終矣。句句寫菊,亦句句是自寫,句句寫自己困苦不堪的現實境遇,興寄身世之慨也。故而,清人陸昆曾《李義山詩解》評曰:“義山才而不遇,集中多嘆老嗟卑之作。《野菊》一篇,最為沉痛。”錢牧齋《唐詩鼓吹評註》評曰:“此比賢者之遺棄草野,不得進用也。”

詩的後四句側重寫其擺脫窘境的急切與無奈。四句比照著寫,前兩句回憶「他年」,追憶令狐楚對自己關愛有加;後兩句直寫當下,你令狐綯青雲平步而移官高位,而卻不能移我至華庭。張采田《李義山詩辯正》評曰:“結句雖正面收足‘野’字,而別有寓意,故不覺其淺直,與空泛閑語不同。”

馮浩箋注里已提示,《野菊》「與《九日》篇同旨」。葉蔥奇《李商隱詩集疏注》也說:“這篇詩(《野菊》)應與集中《九日》詩參看,更易領會全篇意趣。”他將《野菊》拿來與《九日》比對,說是《九日》言事,《野菊》言情。從《九日》詩所表現的意思來看,與《野菊》是比較接近的。《九日》雖非詠物詩,詩中也詠菊,時在重陽,由菊寫起,將令狐綯父子對比著寫。

  耐寒唯有東籬菊

菊花,以耐嚴寒而傲重霜為美德,歷來被視為高標亮節、雅潔孤傲的象徵。陶淵明詩《和郭主簿》云:「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菊花卓爾不屈,乃為霜下之豪傑。然而,菊在李商隱的筆下,卻發生了異化,很是憋屈,而有諂媚之嫌也。《野菊》與《菊》,二詩雖不是寫於同時,而寫法上大同小異,都是“卒彰顯其志”的一路,共同主題都是希望改變“在野”的現狀,都是渴望移栽“御筵”而獲得王公大臣的賞識。二詩亦均因菊起情,旋移情於菊,將個人的情感經驗植入菊中,對當下處境以暗喻性的直觀描述,造成物我合一的美感境界,都是不甘沉淪的哀怨,都是“既怨之,猶不能無望之”的心理狀態,最終又都寄希望於援引。李商隱二菊詩,屬於干謁詩的寫法,多了點傲氣,多了點怨氣,也多了點寒磣氣,而少了點怒放的生氣,少了點傲霜的骨氣,少了守拙的節氣。而有些選本與評註,美言過甚,或為尊者諱而一味地往盡善盡美上說,不像馮浩的《玉溪生詩集箋注》本那麼客觀經典,因此,選擇詩的選本也就很重要了。

唐代詩人白居易《詠菊》云:「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新折敗荷傾。耐寒唯有東籬菊,金粟初開曉更清。」顯然,這是言志自況,不是干謁詩的寫法,寫自己善於自我調節的處世之道,表現出一種處變不驚的人生態度。他在經歷了人生宦海浮沉後,樂天知命,安閑順事,其知足保和的人生觀念,嫻靜適世的志趣選擇,以及和光同塵的哲學思想,對後來的士人啟迪多多。王維似無專門寫菊的詩,然其詩中亦不乏菊之意象。嚴武與幾個年輕官員來看望王維,王維《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云:“松菊荒三徑,圖書共五車。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家。鵲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自憐黃髮暮,一倍惜年華。”詩寫其清幽的家居環境與清簡的日常生活,首聯就用陶典:“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其實,這種寫法也是一種言志抒情,寫的是一種自甘淡泊的人生態度與生活情趣。王維不僅解決了仕隱兩難,也消除了生活與藝術的界限,生活就是詩,詩就是生活,以詩性追求為人生的最高境界。

《光明日報》( 2021年10月2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