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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被打倒宋慶齡疑惑:革命家怎成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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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被打倒宋慶齡疑惑:革命家怎成反革命

2021年10月22日 18:09 最後更新:11:10

劉少奇

對被迫害致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他的家人充滿了同情

「文革」開始後,把自己封閉在寓所中的宋慶齡,儘管被冷落、被另眼看待,但她仍不顧自己的處境,儘力去關心老朋友、老戰友的安危,幫助他們解除危難。

在故居的展室里,新陳列了一份證明信。那是1968年宋慶齡頂著壓力、擔著風險為久居中國的紐西蘭作家路易·艾黎寫的證明。

她在證明中寫道:「我從1932年起就認識路易·艾黎。他為中國做了貢獻,幫助我們保衛國家。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是他在內地創辦了工業合作社,幫助我們培養年輕的一代。為了這項工作,他甚至犧牲了好職業。當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的時候,當中外特務追索共產黨員的時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為共產黨員的避難所。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的時候,是他在甘肅等地不怕任何艱苦的生活條件,為中國人民工作著。解放以後,他支持我們的文化革命運動,寫了很多的書、詩與文章。當世界和平委員會派他去外國時,他為我們演講和辯論。解放前和解放時,我都了解他。我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位誠實、忠誠、不屈不撓的朋友。我極端相信他。他和白求恩大夫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的信徒。」

路易·艾黎後來曾十分感激地說:「孫夫人宋慶齡在‘文革’中親筆為我寫了一份證明書,使我免遭懷疑和迫害,也使我的家人得到了保護。」

對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他的家人,宋慶齡更是表示了極大的同情。據宋慶齡解放初期的秘書羅叔章回憶:在全國剛掀起打倒劉少奇的高潮時,宋慶齡常請羅到她寓所來說話。她曾疑惑地問羅:「原來是偉大的革命家,突然變成了反革命,有這樣的怪事?對劉少奇這樣的老革命家,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呢?」

有一天,她坐車外出,當看到滿街的大字報和「造反有理」的大標語時,不禁口中默語:「造反,還有理?」看到一些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她的臉上更表現出不解和疑慮。

「文革」前,宋、劉兩家的私人關係很好。劉少奇曾對夫人王光美說,宋副主席是位偉大的婦女,她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不畏強壓,堅持革命,同全家都斷絕了關係,我們應該多給她一些家庭的溫暖。

他們知道宋慶齡非常愛孩子,就常讓自己的孩子給她寫信,還寄去圖畫、手工作品等。宋慶齡曾邀請王光美帶孩子去她的寓所玩,對孩子們自稱「宋媽媽」。每到聖誕節、新年前夕,劉少奇的孩子們就自動給宋媽媽製作和寄去賀年片。宋慶齡很喜歡孩子們的這些禮物,給他們寫充滿感情的回信,鼓勵他們進步,還贈送每個孩子筆記本、糖果、小點心等禮物。

1966年12月底,劉少奇全家已處於逆境,但他們仍收到了宋慶齡給幾個孩子的賀年片、日記本和糖果,一切與往年一樣。這是對受害者最珍貴的同情和支持。劉少奇全家看著那熟悉、剛勁的筆跡和給孩子們的無比親切的「宋媽媽」的簽名,猶如荒漠中飲到了一口甘泉,感到溫暖和慰藉。

1967年後,劉少奇和他一家受到了更嚴重的迫害和摧殘,全家被逐出中南海,弄得妻離子散,天各一方。孩子們千方百計打聽父母的下落,萬般無奈,他們只好給宋媽媽寫信。宋慶齡不怕擔風險,立即把信轉給了毛澤東,同時,又盡她所能,努力保護孩子們的安全,照顧他們的生活,鼓勵他們好好學習。直到1976年,宋慶齡還讓身邊的工作人員給劉少奇的子女轉送物品。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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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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