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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後的蔡元培:開課講授暗殺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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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後的蔡元培:開課講授暗殺知識

2021年10月28日 18:55 最後更新:11:30

核心提示:蔡元培參與組建了「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將愛國女校作為聯絡革命黨人的據點、組織暗殺敵人和革命暴動的機關,向高年級學生講授法、俄近代史和一些暗殺知識,並與陳獨秀、章士釗等革命者在密室中學習製造炸藥等武器,準備暗殺清廷大員。

本文摘自《人民政協報》2011年08月25日第B1版,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今紹興市越城區蕭山街筆飛弄13號)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1892年,25歲的蔡元培經殿試進士及第,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殿試策論成績為二甲三十四名,光緒帝師翁同龢稱讚他是「年少通經、文極古藻」。1894年春,蔡元培應散官試,被授職翰林院編修。

受維新思想影響,蔡元培屢屢向朝廷提出革新圖強的建議,卻絲毫沒有被採納。「百日維新」後,維新派人物遭到頑固派鎮壓。殘酷的現實使蔡元培感覺到,需要培養一批年輕人,形成一個組織或團體,才有力量與清政府作鬥爭。基於此種理念,他棄官回鄉,從事教育工作,先後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嵊縣剡山書院院長。

1900年夏天,蔡元培離開故鄉前往上海,成為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1902年4月,蔡元培與蔣觀雲、章太炎等創辦了中國教育會,他擔任了會長。同年11月下旬,上海南洋公學因壓制學生思想言論自由,發生了200多名學生的退學風波,學校當局將學潮的責任推到蔡元培的頭上,說與他平時在學生中提倡民權有關。

出於對當局的不滿,蔡元培憤然退出了南洋公學,著手創辦愛國學社、愛國女校。由於辦學經費不足,他不顧兒子病重,外出籌款。他剛到碼頭,家人就來報信說兒子剛剛去世。為不耽誤時間,蔡元培委託中國教育會的同事辦理兒子的後事,揮淚登上了開往南京的輪船。經過他的努力,幾天後便帶著借來的6000元辦學經費回到上海。他在愛國女學校開學典禮演說中闡述辦學的宗旨時強調:「本校初辦時,在滿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質。革命精神所在,無論其為男為女,均應提倡,而以教育為根本。」

1903年初,杭州求是學堂(浙江大學的前身)、南京江南陸師學堂等校學潮風起雲湧,蔡元培給予聲援和多方支持。他與蔣觀雲、章太炎等創辦的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愛國女校等,積極開展愛國、反帝革命活動,師生平時高談革命,言論極其自由。中國教育會還在江蘇創辦分會、學堂等,與愛國女校相互配合,共同反清,發展勢頭良好。

為反對沙俄入侵東三省,蔡元培還在章太炎等創辦的《蘇報》上撰寫文章,揭露清政府的腐敗專制。他指出:「中國人現在有家無國,應該造就一個強大的新中國。」他還與上海反清人士以對俄同志會的名義,創辦了《俄事警聞》(後改《警鐘日報》),聲討俄、日霸佔東三省的罪行。與此同時,愛國學社還組建了抗俄義勇隊,蔡元培剪了頭髮,身穿制服,天天與學生們在一起進行軍事操練。這些活動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覺,當局下令對其偵訊,蔡元培只好輾轉青島、紹興、上海等地,甚至出走日本,其間仍繼續從事教育和革命活動。

得知章太炎和愛國學社成員鄒容被捕的消息,蔡元培義憤填膺。他認為: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必須採取暴力行動,才能推翻清政府。他參與組建了「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將愛國女校作為聯絡革命黨人的據點、組織暗殺敵人和革命暴動的機關,向高年級學生講授法、俄近代史和一些暗殺知識,並與陳獨秀、章士釗等革命者在密室中學習製造炸藥等武器,準備暗殺清廷大員。

1904年冬天,蔡元培與同鄉陶成章等商定,將原來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改組擴大為光復會,他當選了光復會會長,並吸收徐錫麟、秋瑾為光復會骨幹,此後又吸收朱瑞、呂公望等一批人士為光復會會員,壯大了光復會的組織和力量。1905年10月,孫中山接見並委任蔡元培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由於他在江浙滬一帶聲望很高,為光復會、同盟會組織的建設和開展一系列革命活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多年從事革命活動中,蔡元培逐漸意識到:對知識分子來說,必須用新的思想、新的知識武裝自己。要像孫中山那樣,到國外去學習先進的文化知識,用新的觀念、新的方法觀察中國的現象、解決中國的問題。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並研究心理學、美學、哲學諸學科知識。在德4年,他編著了《中國倫理學史》等一批學術書籍,為未來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辛亥革命爆發後,蔡元培從陳其美處得到消息,馬上取道西伯利亞回國。隨著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教育部在蔡元培領導下對公眾徵求可能的國歌,後來頒佈了由沈恩孚作詞、沈彭年譜曲的國歌擬稿,歌名叫《五旗共和歌》。次年1月19日,蔡元培頒佈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強調要把中學和大學建設成健全國民的學校,並主持制定了中國史上最初的《大學令》和《中學令》。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願與袁世凱政府合作而辭職,再次赴法國從事學術研究。在留歐的3年時間裡,又編撰了不少哲學、美學著作。1915年6月,蔡元培與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倡導勤工儉學,希望藉此依次組織幫助更多華人青年到歐洲求學,開闊視野。

1916年,北京政府明令恢復《臨時約法》,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紛紛回國。這年11月8日,蔡元培與吳玉章一起乘船由馬賽回到上海。同年12月26日,49歲的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次年1月,蔡元培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他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礪德行,三是敬愛師長。上任後,蔡元培即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並聘請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採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努力改變北大的混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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錶示慰問,毛澤東在延安發出的唁電中稱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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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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