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名家側影」欄目由《時代文學》1997年推出,先後由何鎮邦、白燁、賀紹俊等人主持,每期選一位名家,並請幾位同好、老友從不同角度暢聊其人其文,讓讀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在作品後面的鮮為人知的故事。二十餘年來,100多位當代中國作家,500多位欄目作者,在這個可以從容成長一代人的時間裡,以各自不同的姿態與讀者相見,並在文學史上留下璀璨星光。

有鑒於此,中國作家網重新推出「名家側影」系列,精選其中文章,一起聽文壇上的老老少少聊文人,話文事。

有「短篇聖手」美譽的作家林斤瀾一生經歷豐富,創作頗豐,曾與汪曾祺並稱為“文壇雙璧”。林斤瀾的小說寫得有點怪,怪得有特色,性格也很有特色。這一點,讀者可以從他的老朋友汪曾祺、唐達成的文章中品味一二。

林斤瀾

自 述

林斤瀾

生無格言,相難漫畫。

若是吹牛,也是土話。

有話則短,無話則長。

沒事膽小,有事膽大。

林斤瀾!哈哈哈哈......

汪曾祺

林斤瀾這個名字很怪。他原名慶瀾,意思是慶祝河水安瀾,大概生他那年他們家鄉曾遭過一次水災,後來水退了。不知從哪年,他自己改名「斤瀾」。我跟他說過,「斤瀾」沒講,他也說:沒講!他們家的人名字都有點怪。夫人叫“古葉”,女兒叫“布穀”。大概都是他給起的。斤瀾好怪,好與眾不同。他的《矮凳橋風情》里有三個女孩子,三姐妹叫笑翼、笑耳、笑衫。小城鎮哪裏會有這樣的名字呢?我琢磨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原來只是小一、小二、小三。笑翼的媽媽給兒女起名字時不會起這樣的怪名字的,這都是林斤瀾搞的鬼。夏尚質,周尚文,林尚怪。林斤瀾被稱為“怪味胡豆”罪有應得。

斤瀾曾患心臟病,三十歲就得過一次心肌梗死。後來又得過一次,但都活下來了。六十歲時他就說過他活得已經夠了本,再活就是白饒。斤瀾的身體不算好,但他不在乎。我這些年出外旅遊,總是「逢高不上,遇山而止」,斤瀾則是有山就爬。他慢條斯理的,一步一步地走,還誤不了看山看水,結果總是他頭一個到山頂。一覽眾山小,笑看眾頭低。他應該節制飲食,但是他不,每有小聚,他都是談笑風生,飲啖自若。不論是黃酒、白酒、葡萄酒、啤酒,全都招呼。最近有一次,他同時喝了三種酒。人常說酒喝雜了不好,斤瀾說:“沒事。”斤瀾愛吃肉。“三天不吃肉就覺得難受。”他吃肉不講究部位,冰糖肘子、腌篤鮮、蒜泥白肉,都行。他愛吃豬頭肉,尤其愛吃“拱嘴”(豬鼻子),以為乃人間之“大美”。他是溫州人,說起生吃海鮮,眉飛色舞。吃海鮮,喝黃酒,嘿!不過溫州的“老酒汗”(黃酒再蒸一次)我實在喝不出好來。溫州人還有一種喝法,在黃酒里加雞蛋,煮熱,這算什麼酒!斤瀾的吃喝是很平民化的。我和他曾在屯溪街頭一小吃店的檐下,就一盤煮螺螄,一人喝了兩瓶加飯。他愛吃豆腐,老豆腐、嫩豆腐、毛豆腐、臭豆腐,都好。煎炒煮炸,都好。我陪他在樂山小飯館吃了鄉壩頭上的菜豆花,好!

斤瀾的生活是很平民化的。他不愛洗什麼桑那浴,願意在澡堂的大池子裏(水很燙)泡一泡,泡得大汗淋漓,渾身作嫩紅色。他大概是有幾身西服的,但我從未見過他穿了整齊的套服,打了領帶。他愛穿夾克,裏面是條紋格子襯衫。襯衫就是街上買的,棉料的多,顏色倒是不怕花哨。

斤瀾的平民化生活習慣來自他對生活的平民意識。這種平民意識當然會滲入他的作品。

斤瀾的哈哈笑是很有名的,這是他的保護色。斤瀾每遇有人提到某人、某事,不想表態,就把提問者的原話重複一次,然後就殿以哈哈的笑聲。「xxx,哈哈哈哈.....」“這件事,哈哈哈哈....”把想要從口中掏出他的真實看法的新聞記者之類的人弄得莫名其妙,斤瀾這種使人摸不著頭腦抓不住尾巴的笑聲,使他擺脫了尷尬,而且得到一層安全的甲殼。

斤瀾對青年作家(現在都已是中年了)是很關心的,對他們的作品幾乎一篇不落地都看了,包括一些評論家的不斷花樣翻新,用一種不中不西稀里古怪的語言所寫的論文。他看得很仔細,能用這種古怪語言和他們對話。這一點,他比我強得多。

林斤瀾!哈哈哈哈......

斤瀾印象雜記

唐達成

斤瀾兄,年逾七十,童顏道首,步履輕捷,面色紅潤,白髮蒼然,兩眼炯炯有神,儼然一清拔飄逸之老人。他談吐從容寬厚,甚少與人爭論,縱有不同意見,點到為止,非面紅耳赤硬鑽牛角,死抬杠子執拗不休之人。但是,以他數十年的滄桑經歷,洞明世事,筆下無論寫小說、隨筆,常有獨到之見,妙語驚人,卻全以不動聲色之平常心出之。此時你便悟出:他的智慧與熱情如蓄在熱水瓶中,不倒則已,倒出便覺灼人心神,醒人胸臆。

北京文學界的友人,稱他為林大哥,他比我長四歲,是老長輩無疑。有的小字輩也順口稱呼,其實認真說,應稱為林老師。無論他的閱歷,他的學識,他的人生經驗,都夠你品味一輩子的,你學寫作,如有他的點撥,受用無窮,能入門為徒,便是造化了。

他自己其實就是一部大書,風風雨雨,歷盡千難萬韌,卻很少為人所知。我從溫州友人處便得知他青年時最驚險的一次經歷。

那是新中國成立前,浙東溫州一帶,新四軍所屬之三五支隊,活躍在鄰縣平陽山區,進步學生暗中常與地下黨有聯繫,斤瀾大約當時即與地下黨常來往,但是否已入黨我就說不清楚了。1946年前後,台灣當時省長是國民黨的陳儀,生殺予奪,大權在握,獨斷專行。斤瀾那時不知是否受黨的派遣到了台北工作。不久,1947年2月間,台北攤販萬人為對抗國民黨的苛捐雜稅,奮起抗爭,罷市罷工,聲勢十分浩大。省長陳儀驚慌失措,以大量軍警彈壓,濫殺無辜,大肆搜捕。這次攤販的行動,可能有地下黨的組織領導,人稱「二二八」事件。斤瀾不幸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入獄,經同鄉和友人百般營教,當時因捕人甚多,國民黨軍警一時未查清斤瀾兄的身份來歷,被同意取保釋放。斤瀾一出獄立刻與港口熟悉的運煤船聯繫;躲入煤船暗艙內,第二日即起航去上海。不料在第二天,國民黨特務發現斤瀾被釋放,大怒,立即下令再次搜捕緝拿,但已遍尋不得。原來彼時彼刻,斤瀾已隨煤船漂至海上,安然脫險了。當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台灣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斤瀾如再次被捕,則有性命之憂。「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對國民黨的腐敗公開抗爭的一次壯舉,四十年後,在台灣人民強烈要求下,建立了一塊紀念這次事件的死難者紀念碑。斤瀾這次危在旦夕的驚險遭遇,平日很少和人說起,但是如果你讀過他的短篇小說《台灣姑娘》,便會對這次如火如荼的群眾抗爭活動,以及後來的悲慘結局有個概括的了解。雖然他寫的是小說,並非實錄,但如果沒有他自己那段和台灣群眾同命運、共生死的切身經歷,是決然不可能寫得如此生動、如此感人的。

器,否則把他們暢懷痛飲,天南海北的對談錄整理出來,不僅會得到許多學問知識的啟迪,也會明白他們對人生的感悟與人生的況味,豈不妙哉。

斤瀾的性情豁達超逸,接觸過他的人都會有感受,我想這是他高壽秘訣之所在。前兩年,他陪幾位文友同游故鄉新辟的風景勝地。景點初創,曲曲折折的石路循山而上,有的地方只挖了一個石洞,要攀鐵梯上去,許多人不免心中忐忑,面有怯色,甚至就在路邊石塊上安坐休息,不打算再往上攀登了。我只顧往前,倒也沒有猶豫,等爬上去之後,我不免擔心斤瀾大哥年已七旬,恐怕不必再這樣乘危涉險地折騰了。這條路也實在崎嶇險奧,如不再加修整或另闢蹊徑,一般遊人可能要望而卻步。我邊尋思邊行走,到了一山邊小茶攤,樹木蔥鬱,枝條葳蕤,即坐下歇足,不一會兒,斤瀾兄竟緩緩從容而來,雖然額上大汗涔涔,卻神色自若,並無任何畏難之色,甚至還繞茶攤極目四望,觀看層巒疊嶂的起伏走勢,他對大自然確實別有一番熱愛情緒。在他看來,水木清華之處,即可洗去凡愁俗慮,而頗有神仙洞達之快了。

斤瀾重視自然,用他的話來說,那就是「顯現了永生不息,周行不息,自強不息的生命力」,“展現了憨厚、厚實、實誠的生命力”。在那人妖顛倒,黑白不辨,濁浪滔天的時刻,大自然的“好生之德”或許正是他使自己心理取得平衡,超逸於生死禍福之外,而未偏落頹唐,並獲得鎮靜無畏精神力量的緣故。

宗白華先生在論晉人的詩情畫意時,曾以為這是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境與神會,便有真氣撲人之感。所謂「渾萬象以冥觀,元同體於自然」。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和胸襟的曠達,才能有對於自然和宇宙共感的深沉境地。斤瀾兄的豁達性情,正是和他對大自然之情相關的。

斤瀾兄是著名的小說高手,無論對人生體悟還是語言表述方式,都獨具一格,因此常有人請他講課,或請他講解小說創作規律,以及個人創作中的體會,這是很自然的,他因此寫了不少這方面的文字。過去我讀他的小說,總以為他寫作是機緣偶觸,靈感倏生,信手拈來。讀了他論述創作的文字心中才不禁驚嘆起來,原來他在小說領域中,無論長篇、中篇、短篇,尤其是短篇,用力之勤,之深入,之細緻,決非常人所可企及。而他的敘說又與文學講師的講章大不相同,往往有如兩人對飲,從從容容,侃侃而談,活潑有了,生動有了,精密也有了,真箇舉重若輕。

比如他說:「寫小說好比玩藏貓,明明白白是有那麼個孩子,把自己隱蔽起來了,叫人好找。怎麼個找法呢?要觀察各種跡象,也就是隱蔽起來的孩子從各種情節中流露出來的現象;另外還要猜測,也就是想像,或是意會。」你看他對小說特點的解說,如此言簡意賅,情節、主題、思想、曲折等習慣說法,都被他用“藏貓貓”的比喻點透。他就此還談到意會與晦澀之別,他說:“叫人意會下來,能夠意會到些東西的,是含蓄。那個晦澀是意會來意會去,卻一場空。”可見晦澀往往與故作深沉狀相連,卻無實在的灼見,把二者的區別,一語道破。

我說他對小說形式研究得又透又細,可舉他對魯迅《孔乙己》的分析為例。他說孔乙己後來叫財主老爺吊打,以致骨折,在地上爬著走,不久爬死了。魯迅先生只用酒店裏酒客的傳聞,一百五六十字交代過去了,惜墨如金;倒在吃茴香豆,教寫茴香豆,分茴香豆,保護茴香豆……這微不足道的茴香豆上用了五六百字(全篇不足三千字),想來不會有別的理由,只是作者看出「這些裏邊蘊藏著深濃的人生味」。魯迅先生小說中寫的人物,往往卻叫封建吞吃了。他們本都有善良忠厚的本性,卻毫無出路,筆墨的繁簡,是和作者尖銳又深沉的思想光芒不可分的,他作品的“人生味”滲透著歷史、民族、“國民性”的悲劇的悲涼。斤瀾見微知著,切中肯綮的體味實在勝過萬千言。

斤瀾在文學語言上是極下功夫的,他是溫州人,吳越語系的口頭語,要是硬寫下來,一般讀者無法卒讀,所以他的作品是雜取種種話語,而且因此形成他獨特的敘述風格。他細細分析了魯迅先生作品中的用語,寫童年故鄉時,用鄉音較多,為了表現鄉情,多採用南方語言,而寫城市知識分子的事,則採用不少北京話,有時也用書面語言,甚至夾雜著外文,比如寫告別三味書屋時,就寫:「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這Ade就是德語“再見”的意思。斤瀾自己也是主張雜取種種話語的,所以在他的文字中,有時也採取有形象、有意味的家鄉方言,給人以新鮮感,加強必要的環境氛圍。但他以為“作家團弄語言,彷彿揉面,總要揉透揉勻,還要發得好,還要營養愈見豐富。這就是在每個作家手裏,都設法把一些少有的或未有的養分揉進這團面里去。“雜取”和豐富相隨,但“雜取”的揉透揉勻實更不容易”。這裏就是他從自己實踐中體會到的甘苦之談了。

清人李漁有云:「琢句鍊字雖貴新奇,亦須新而妥,奇而確。」又雲;“文字莫不貴新,而詞為尤甚。不新可以不作。意新為上,語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所謂意新者,非於尋常聞見之外,別有新聞所見,而後謂之新也。”(《窺詞管見》)可以說與斤瀾的見解不謀而合。

結識斤瀾兄若干年,只是彼此忙於雜務,直接接觸的機會也並不很多,但他的為文為人,都為我所欽服。他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尤其令人難忘。有時他雖不言不語,那銳利而有神的雙眼,專註而凝視,你便覺得那彷彿是深不可測又清澄見底的大湖,那裏面蘊含著的是睿智?是閱歷?是感悟?是通達?那是等閑如我輩者,所一時難以說得清楚明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