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

當下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能的嗎?網上紀念老陀的熱情,總是給人一絲安慰。

這個「雙11」,正值偉大的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誕生200周年紀念日,朋友圈引發了小範圍刷屏,實在是令人吃驚的事。有不少朋友表示,紀念「老陀」的最好方式,是努力到明年的「雙11」之前,讀完他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是尊重也是敬畏,因為要啃「老陀」,實在太難了。

但是,這也反映出「老陀」致命的誘惑力,在當下時代,為什麼還不能忘記他?

苦難和超越苦難

陀氏自己說過一句感人的話,「我怕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他小說中寫了很多可怕的人、事和罪惡,足以讓今天的人們讀起來感到害怕,但在他本人看來,很多都是寫實。他第一部作品是書信體小說《窮人》,而他本人就出生於一個窮人之家,不但自己家裏窮苦,周圍也是“莫斯科最凄苦的地方”,罪犯、流浪漢和瘋人院,是最常見的景觀。

陀氏的童年可以用不幸來形容。父親是退役軍醫,窮困潦倒、脾氣暴躁、專橫獨斷(典型的「俄羅斯式父親」)。母親心地善良,受過良好教育,但不幸的是,他16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弟弟妹妹被送到親戚那裏,而陀氏和哥哥則被送到了工程學校。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陀氏對他成長中所遇苦難的態度。母親因肺病去世兩年後,父親被農奴打死。如果站在農奴的角度,自己的父親無疑是一個惡人,他喝醉酒後打罵農奴,甚至還強迫農奴的女兒和自己同居。農奴最終殺死他,是無法再忍受這種苦難。但父親的死,讓陀氏心痛至極,引發癲癇病,這個病後來折磨了他一生。

陀氏該如何看待父親的死?他痛恨父親給自己帶來的苦難,但也熱愛父親。他可能也恨殺死父親的農奴,但是也能理解他們的苦難,而且也能體會農奴善良的一面。

10歲的時候陀氏出現過幻聽,以為是狼的叫聲,嚇得嚎啕大哭。正在犁地的老農奴跑過來竭力安慰他,在他胸口畫著十字,為他祈禱,這讓他感到溫暖。所以,在他後來的作品中,他能夠體會農奴的苦難,也能洞察到他們堅韌、善良的特性。

苦難就像癲癇一樣,伴隨著陀氏的一生。1846年,25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文集》上連載了小說《窮人》,廣受好評,成為俄羅斯文壇冉冉升起的新星。這種成名的感覺沒維持多久,陀氏先是與涅克拉索夫、別林斯基這樣的文壇貴人決裂。3年後,他又因為牽涉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而被捕,差一點被執行死刑。行刑前的一刻,被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亞,這是後來不少俄羅斯文學巨匠的命運。

流放西伯利亞徹底改變了陀氏的命運。有人說,在托爾斯泰身上體現了俄羅斯文學的廣度,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則體現了俄羅斯文學的深度。其實,從流放西伯利亞開始,陀氏身上就同時具備了某種「廣度」,他開始注意到更廣闊的世界以及更大的苦難,並且把自己身上的苦難與整個民族的苦難結合起來。

1881年2月9日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不慎掉到了書櫥底下。他在搬動書櫥找筆的過程中,因用力過猛導致了肺部動脈出血,不幸離世。此時的陀氏,已經是俄羅斯文壇難以超越的巨匠,為他送葬的年輕人很多。有路人問一位送葬者,死者是誰,送葬者回答:「一個苦役犯!」

陀氏的一生就是「苦役」,由於其偉大的創作,也由於他在個人苦難中發現了人類的命運,是為人類而受苦。

深度從何而來

陀氏1849年開始流放,服兵役後,1858年晉陞為上尉,從此可以有時間進行系統的寫作,這是他「流放的十年」。這十年,他開始不斷反省自己,並且最終走向篤信宗教。1860年,他出版長篇小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就能看出這種變化,這本書既有對底層人民苦難的描寫,又有對哲學和宗教的探討,而後者將成為陀氏後期作品的標誌性風格。

陀氏通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有「深度」的小說家。《卡拉馬佐夫兄弟》是他的頂峰之作,有大段關於靈魂、罪與審判的對話,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會把陀氏的小說當成是思考的起點。

魯迅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類靈魂的偉大審問者,「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里,來試煉他們,不但剝去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潔白來。」

這裏的「人類」首先是陀氏自己。比如,在給妻子的信中,他曾剖析自己的賭徒心理:“我發生了重大變化,折磨了十年的那種骯髒的幻想已經徹底破滅了,我以前總是盼著贏錢……賭博是我身上的鎖鏈,但是我要考慮認真工作了,再不像以前那樣夢想賭博贏錢了。”

他染上了賭博惡習,是因為他窮。收入有限,不善理財,生活就是「不停借錢,不停還錢」。為了還債他迷上賭博,但是又要反思和拷問所謂賭徒的自己,他還用一個月的時間寫出了《賭徒》這本書。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陀氏的重點在於拷問自己。或者說,在拷問小說中人物的時候,大多數都有自己的影子。他一直在和自己較勁。

在《罪與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這種拷問推向了一種普遍性。這本書的主人公名字叫拉斯科爾尼科夫,在俄語中是「分裂者」,最早就是用來形容東正教里蔑視上帝的「分裂者」的意思。這本小說的主題是,人類在推翻神聖,“殺死上帝”,自己渴望成為萬物尺度(人是萬物的尺度,真是啟蒙主義的主題之一)的時候,也面臨著一種自毀的危機。這是一種現代性危機,也是此後100年西方哲學探討的主題之一。

這是人類的普遍危機,但是作為文學主題,它首先是陀氏自己的危機。終其一生,他要追尋的都是如何對抗和走出它,如何發掘和拷問出「罪惡」背後的“潔白”。由於身患多種疾病,讓他具備了一種隨時可能死亡的緊迫感,而不時發作的癲癇,又賦予他痛苦和燃燒的激情,這讓他的作品流露出殘酷、冷峻而又熱切的風格。

一種藥方?

今天人們談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少有點荒誕感。社交媒體時代,世界已經徹底碎片化,一條微博140字;用手機閱讀,幾個字就要斷行,幾句話就是一段。但是你打開陀氏的著作,很有可能兩頁都不分段。一個人物發言,要好幾頁的長度。

本雅明很早就注意到世界正在「碎片化」,他說所謂現代性,就是不斷地進行震顫性體驗,而不再有過去看待世界的整體感。用這種眼光去看,陀氏的作品可謂文學史上“整體性”的豐碑,他任何一部長篇講的都是“世界”和「人類」。他所遭遇的任何一項苦難,放在今天的社交媒體上都是聳人聽聞的。

一個講究碎片化閱讀的時代,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能的嗎?網上紀念老陀的熱情,總是給人一絲安慰。啃《卡拉馬佐夫兄弟》當然很難,但是讀一下《窮人》和《死屋手記》卻並不是太難的事情。我們可以把讀老陀當成一種「治療」和克服當下生活危機的新方式。(張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