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海偉促政府及早規劃配套設施面對人口高齡化挑戰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今日在網誌提及，本港市民的平均壽命有機會較預期長。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指，世界各地面對人口高齡化挑戰，政府在配套設施規劃上，應與時俱進。

蔡海偉表示，世界各地都面對人口高齡化問題，因此政府應與時並進，規劃時應考慮配套設施是否足夠，包括住屋、交通、康樂文化等。至於在社會服務方面，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需要亦會增加，或有機會出現供不應求情況，並指當局現今未有對有關方面作規劃，建議未來需要作更多研究。

蔡海偉續指，若預計長者在安老院舍住5年、10年左右，但由於平均壽命增加令他們需住20年，院舍需求因而大增，故應做好長者居家安老的工作。他促請政府及早展開配套規劃，不可再等。

從事社會服務工作三十年，蔡海偉由前線社工一步一步做到社會服務聯會（社聯）行政總裁，代表全港近五百間社福機構。三十年來，雖然社會有不同的變化，但他幫助弱勢社群的心一直不變，仍在盡力回應社會需求。

回顧過去三年多的疫情，社福界首當其衝，由「撲口罩」到上門為長者打疫苗，他和社聯團隊總動員出擊，務求以最快速度支援照顧者、幫助有需要的人；展望未來，他希望促成更多跨界別合作，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

加入社聯逾三十年、二○一三年起接任社聯行政總裁的蔡海偉，說話文質彬彬、外形「官仔骨骨」，比起社工更像一位教書先生。原來他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作真是做教師，「我在港大主修機械工程，選讀這科不是因為對理工特別有興趣，七、八十年代學校未有『生涯規劃』概念，當時數學、物理成績好，考大學自然就選數理科。」

畢業後面對就業的抉擇，「我喜歡幫人，中學時期已經參加義工訓練班，無論對象是長者、青少年還是殘疾人士，義務工作都給我好大滿足感；到大學時期，已經成為訓練班負責人之一。所以大學畢業有兩個打算，一是做青年工作—去當教師；一是做社工。由於社工要再考專業資格，於是就先去教書。」

儘管教學工作忙碌，他仍心繫社會工作，在北角的中學下班後，再過海去新蒲崗一間青年中心兼職，「有一次翻開舊文件，發現中心在六十年代曾成立殘疾人士組織，為他們辦活動。在那年代，政府、社會對殘疾人士缺乏支援，中心做這件事是非常困難且難得。加上在兼職時候，令我體會到社會的確需要更多有心人幫忙。所以兩年後決定到美國深造社工課程。」

社會工作如打仗，需要前線服務，亦要後方軍師參謀。九一年，蔡海偉碩士畢業回港，翌年加入社聯，以至接任行政總裁一職前，一直主力做研究、政策倡議及海外交流工作，「九二年加入社聯復康部，聚焦殘疾人士的不同需要，由搭車出行到就業困難，研究最切合幫助他們的政策。當時本港部分社福設施，如嚴重智障人士宿舍、愛滋病服務中心等，都被地區居民反對，我們有責任教育和糾正歧視行為；加上當時政府正草擬《殘疾歧視條例》，我們不斷跟不同界別人士交流、向政府表達意見，希望法例更完備。」

促成扶貧委員會

蔡海偉最難忘的是九六年，社聯進行本港首個貧窮研究，那時社會表面十分風光，是靠炒股炒樓可以致富的年代。他說：「九六年轉至社聯政策研究部，主要做香港貧窮問題研究，當時社會並不掌握、亦不關注貧窮問題。因為一段長時間，本地經濟發展得很好，但九十年代開始，本地工業北移、製造業式微，短短幾年間，製造業職位由九十萬急跌至不足三十萬個，即是六十萬個職位消失了。有些工廠工人原本月薪連加班津貼有一萬至兩萬元，被迫轉做餐廳清潔，月入跌至四、五千元。」

九六年，他和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黃洪發表本港第一次貧窮研究，統計出香港約有六十萬人處於「食都唔夠食」的赤貧水平，佔當時六百四十萬人口約一成。報告發表後，引起社會和國際關注。九七年起，社聯每年都促請政府成立「扶貧委員會」，八年後最終成功。他憶述：「到現在都好記得，○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剛放完聖誕假收到特首辦電話，話董生（時任特首董建華）下午要見我們。」○五年一月，他的《施政報告》便提出成立扶貧委員會。

行政總裁要「收聲」

二○一三年，蔡海偉接替退休的方敏生，獲任命為社聯行政總裁。他分享上任後第一個挑戰是要「收聲」。「接任行政總裁後，同事可能會覺得我講的就是『最高指示』，但我希望讓同事自己發揮，所以我要盡量『收聲』，先聽同事看法。有時聽落看似很小的事，其實也很重要，因為負責實際運作的同事，往往最掌握問題所在。」

在新冠疫情初期，社聯辦公室為口罩而奔波。「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政府宣布公務員特別上班安排。當時市民對疫情未掌握，人人撲口罩，十分恐慌。我們即時面對一大難題，前線社福單位不能停止服務，上門家居服務、院舍前線人員亦不可能在家工作，他們都嚴重缺乏口罩。幾經辛苦，我們找到一位航運朋友，幾天內由土耳其空運五十萬個口罩到港。」

撲到口罩，只是工作的開始，「該批口罩二月二日到港，馬上要找地方存放，我們找到一間在北角的服務單位借出地方。但該單位有很多窗，當時全城都缺口罩、搶購口罩。為安全計，同事用黑色垃圾袋和紙皮密封窗戶，IT同事再安裝閉路電視加強保安。另一組同事則逐一致電屬下機構，統計所需數量。最終在一個星期內完成整個運輸、貯存、統計、分發五十萬個口罩。」

為七千長者上門打針

疫情期間蔡海偉另一件難忘事，是籌劃上門為長者打疫苗，「去年三月初第五波疫情，好多長者染疫過身，我們發現一個服務罅隙，就是行動不便的長者無法落樓去注射中心。於是我們提出要上門打針，滙豐銀行慈善基金兩日內即撥款數千萬元。我們馬上找合資格醫療人員、聯絡衞生署安排疫苗及貯存地方、詢問機構編列有需要接種的長者名單、設查詢熱線等。」

社聯安排半數人手投入上門打針計劃，團隊馬不停蹄日日加班，蔡海偉也加入幫忙接熱線，最終在三星期內完成籌備開展計劃，一共為七千名長者上門注射疫苗，其後獲政府接手跟進。

到後疫情時期，適逢社聯成立七十五周年，蔡海偉稱社聯將繼續與社會同行，「透過上門打針計劃，讓我們知道社會有很多有心人，包括商界、專業人士、不同基金會等，希望繼續透過社聯，把不同界別的有心人連結一起。面對社福界人才流失，我們更希望加強中層人員的支援，讓他們不要單打獨鬥。」

社會工作固然會因社會改變而有所不同，唯一不變的是做社工的初心，「當然我們現在有很多難題，大家庭變小家庭，所以更關心照顧者的壓力，近年又好像多了SEN（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還有貧富懸殊、人口高齡化等等問題。今日做社工難題好似多了，但同時我們的機會也增加，多了很多關心社會的不同界別人士、基金會；科技亦能幫助社福工作。作為社會工作者，始終不變的是，一定要不停學習，更好地回應社會需求。」

樂齡科技推手

蔡海偉在社聯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推動樂齡科技，「這項目是受到一個醫療儀器所啟發，在一六年一次比賽中，看見醫生展示一款比手掌還小的儀器，只要長者放在手上，便可簡單做心電圖測試，偵測心率，減低中風風險。」

當時他覺得社福界都要運用科技幫助工作，於是組隊到日本考察，發現當地有沖涼機、洗頭機、吊牀用的室內吊機，且全部不是新鮮事物，當地長者更可以保險計劃來租用產品。

回港後，社聯便與政府合作，在一七年舉辦本港首屆樂齡科技博覽。到二一年，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社聯主辦的「a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中心在火炭開幕，除了讓公眾親身體驗樂齡科技器材外，還向有需要人士提供產品租賃、評估和個案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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