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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康生指責朱德「把主席往死路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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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康生指責朱德「把主席往死路上推」

2021年11月30日 19:05 最後更新:17:21

核心提示:康生站起身,有些憤怒:「總司令,你這不是把主席向死路上推么?」林伯渠也不解:“朱老總?”劉少奇擺擺手:“聽總司令仔細說完。”

 

 

本文摘自:中國網,

報邀請毛澤東赴重慶「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他們估計毛澤東是不會到重慶去的。蔣介石心想:如果毛澤東不來,就可以宣傳是共產黨拒絕和平談判,把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如果來了,就可以利用“和平談判”來麻痹共產黨,取得時間,調兵遣將,部署內戰。

報匆匆進來,毛澤東神情嚴肅地問:「重慶方面又有什麼新名堂?」周恩來說:“蔣介石又發來了第三封電報,一定要主席去重慶談判。”毛澤東氣憤地說:“不是已經通知了他們,你去談嗎?怎麼還來電報?”

「人家點名要你主席去。」周恩來說完,毛澤東接過電報說:“委員長下了請帖,這是將我毛澤東的軍,看我敢不敢赴他的鴻門宴喲!在座諸公,如何是好?”於是一陣沉默,大家深思著……

彭德懷打破沉寂,說:「跟國民黨有什麼好談的?要打,就打!」劉少奇講:“如果不去,他們一定要大造輿論,說共產黨打內戰。”林伯渠大聲說:“蔣介石根本就沒有和談的誠意,他是在擺鴻門宴,主席絕不能去!”劉少奇說:“可是——”

康生搶白說:「在這個情況上,不該有什麼可是。主席是我們的領袖,絕不能冒任何危險!」毛澤東對劉少奇說:“少奇同志,你接著說吧。”

劉少奇猶豫了一下,看著毛澤東,說:「經過8年抗戰,人民大眾都希望和平安定。我們去談,順應人心,說明我們在盡量地去爭取和平。當然……我也不同意主席去——我們要好好研究一下。」毛澤東搖搖頭,轉向周恩來,問:“你,怎麼說?”

周恩來掃了在座的人一眼後,說:「蔣介石這個人,是從來不講信義的。西安事變,我們力主放了他,然而好意送他回去的張學良,直到今天,八九年啦,還被蔣介石關押,沒有自由。當然,他現在提出談判,我們是不能拒絕的。……所以,主席到底去,還是不去,一定要慎重決定。」周恩來對局勢有著清醒的判斷,他說:“從抗戰轉到和平,實現這個方針的後盾,一個是力量,一個是人心。我們是爭取主動,迫蔣妥協。也有可能一面談,一面打,我吃虧,他理虧。”

「到底是你恩來去,還是我去啊?」毛澤東問。周恩來還在思忖。朱德坐不住了,說:“我同意主席去!”一時間,大家把目光全投向朱德。朱德說:“你們看我什麼?我又不能代主席去見老蔣。不過,在主席去的同時,我們則要準備打、大打!”此言一出,滿座駭然。

康生站起身,有些憤怒:「總司令,你這不是把主席向死路上推么?」林伯渠也不解:“朱老總?”劉少奇擺擺手:“聽總司令仔細說完。”

朱德站起來,嚴肅地說:「談,是一定要去談。但是,我們必須立足於打!劉邦和項羽談過,還划了什麼楚河漢界,最後還不是打了起來!劉項從不相融,三國分立終須打!不打而求和平,從來沒有。主席一去,輿論就會站在我們這一邊,蔣介石就會尷尬不堪。這樣一來,無論最後打與不打,大打還是小打,正義和主動就都在我們這一邊。前兩天,斯大林也致電我們,說中國應該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也不是建議毛主席去重慶同蔣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嗎?」

康生質問:「可是,主席會有危險!」朱德說:“和平對中國人民是有利的,這次去談判是必要的,蔣介石可能做些讓步。毛主席去談判是有利的。有無危險?看來比過去保險得多了。我們要保持軍隊,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勝利果實。只要我們有了充分的準備,談判桌上與戰場上互相配合,我看他蔣介石在目前形勢下,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說到這裏,毛澤東擊掌:“好!總司令已經下令,就這麼決定了!我毛澤東去重慶赴宴,總司令在家備戰!同志們不是擔心我去談判的安全嗎?蔣介石這個人我們是了解的,你們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險一些。”

毛澤東接著指出,一段時間內可能出現國內和平的局面,我們現在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要學會在和平的條件下進行鬥爭,準備走曲折的道路。經過討論,確定同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是依靠人民力量,同蔣介石的反動方針做針鋒相對,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爭取以和平途徑實現一定的政治改革;並決定在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黨中央主席職務。這次會議還決定了中央各部委負責人選,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

為了準備談判,周恩來草擬了對國民黨政府的緊急要求12條。內容包括: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撤退包圍和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劃定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的地區;解放區抗日軍隊有權派代表參加處置日本投降後的一切重要工作;嚴懲漢奸,解散偽軍;釋放愛國政治犯;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務機關;取消一切妨礙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對新聞出版的檢查條例;召開政治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後的緊急措施,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等。毛澤東看後,增加了兩條:救濟被難同胞;公平合理地整編軍隊,辦理複員。這14條,經過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後,改寫成《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的宣言》中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實施的6項緊急措施。

蔣介石:「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為了表明自己爭取和平民主的誠意,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5日正式決定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為同國民党進行和平談判的代表,一起前往重慶。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也做了應付局勢萬一惡化的準備。臨行時,毛澤東讓朱德謀劃全盤軍事工作,把各根據地的鬥爭同重慶談判桌結合在一起,為爭取和平、民主而努力。

同一天,一架綠色的DC型美國運輸機從延安東關機場起飛,飛機上坐滿了中共高級軍事將領,共有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薄一波、陳賡、蕭勁光、李天佑、鄧華、陳錫聯、陳再道、滕代遠、宋時輪、楊得志等20多人,他們將分赴各解放區戰場,準備在遭受對方武裝進攻時以軍事鬥爭來保衛人民的抗戰勝利果實。行前,朱德對時任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教導一旅旅長楊得志說:「中央決定你離開陝北,回冀魯豫去。……毛主席在七大閉幕時講過,把中國引向黑暗還是把中國引向光明在互相鬥爭著。這個鬥爭今天更現實更尖銳了。日本人願意到蔣介石那裏去,而不願意向我們投降的!蔣介石已經行動了,殺氣騰騰的。他是決心要奪取人民的勝利果實的,我們當然不答應。所以,你們的任務很急。冀魯豫的地理位置你是知道的,很重要呀!」

台收到延安來的AAAA急電,機要科立即翻譯出來,是周恩來給辦事處處長錢之光的電報,要求辦事處做好一切準備,特別就對毛澤東的安全警衛、住房安排、飯食習慣等做了具體的指示。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不過是想撈一點政治資本,沒想到弄假成真,毛澤東複電表示真的要來了。說出去的話,如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了。8月26日,蔣介石只好再次致電毛澤東:「頃聞先生可偕同周恩來先生同時來渝,至為欣慰。茲派張部長文白偕同赫爾利將軍於明日乘專機來延速駕,特電先聞。」

8月28日清早,延安東門外機場聚集了上千人。他們大都是聽說毛澤東去重慶,自發前來送行的。毛澤東登機前,周恩來要警衛人員到機上檢查毛澤東的座位和安全帶,後來自己又檢查一遍。他交代警衛人員:「到重慶後,要機警細緻,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確保主席的安全,不許有任何一點疏忽。」

當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和隨員胡喬木、陳龍、警衛員龍飛虎及秘書童小鵬等一行9人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從容踏上476650號軍用飛機舷梯時,朱德與劉少奇上前一步,不約而同喊:「主席!」毛澤東默默注視著他們,說:“家裏的事,拜託了……”朱德眼睛有些濕潤:“主席,請保重!”看到這情景,身著一套淺藍布制服的周恩來雙眼也濕潤了。

毛澤東望著所有送行的人,舉起他那頂深色的盔式帽,用力向大家揮別。飛機起飛後,在延安上空盤旋了一圈,向灰濛濛的南方天際飛去……

下午3時45分,專機降落在重慶九龍坡機場。到機場迎接的有蔣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和夫人傅學文、參政會副秘書長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張瀾以及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陳銘樞、黃炎培、譚平山、冷御秋、郭沫若等,中外記者幾十人,還有中共方面的南方局、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的負責人、工作人員錢之光、熊瑾玎、徐冰、王炳南等。周恩來第一個出現在機艙門口,隨後毛澤東亮相在舷梯上,頻頻揮手向歡迎者致意。這時,人群中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正當前來歡迎的各黨各派代表彬彬有禮地向毛澤東走去時,中外記者蜂擁而至,把毛澤東團團圍住,有的遞名片,有的報姓名,有的提問題,有的搶著同毛澤東握手。而各黨各派代表被擋在人牆之外,無法同毛澤東接近。機敏的周恩來見此情形,心生一計,立刻把一個紙包高舉在空中,說:「新聞界的朋友們,我從延安為你們帶來了禮物,請到這兒來拿吧!」一下子把大群的記者吸引過去。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已能同各黨派代表握手交談,才微笑著打開紙包,向記者一一分發“禮物”,原來是從延安帶來的毛澤東的書面談話。談話中說:“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

晚8時,蔣介石在林園官邸舉行歡迎宴會。這是自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時隔18年後,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再度見面。蔣介石邊走邊說:「潤之,一起干吧,不要另立爐灶了。」毛澤東點上一支煙:“如果蔣先生給人民飯吃,還立爐灶幹什麼?”這時,周恩來過來招呼入席……

當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住在蔣介石的別墅林園。後來出於安全考慮,毛澤東、周恩來住在紅岩八路軍辦事處。張治中看到紅岩地處郊區,同各界人士交往不便,主動騰出自己在曾家岩的住所「桂園」供毛澤東使用。毛澤東以桂園作為他在市內的辦公地點,每天上午8時從紅岩乘車到桂園,下午6時從桂園回到紅岩。在重慶,他除會客和處理談判問題外,還繼續領導全黨和解放區的工作。具體的談判,由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的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進行。

在重慶,毛澤東外出時,周恩來都同車陪同。有一次,毛澤東和周恩來應蔣介石的邀請,在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館裏住了一天。一到那裏,周恩來又囑咐警衛人員:要仔細檢查,各個角落都要查到,看有沒有爆炸品和燃燒品等。警衛人員檢查後,他仍不放心,又親自檢查,床上、床下、枕頭都看過,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然後才讓毛澤東進去。毛澤東住下後,他又囑咐警衛人員:保證房內不能離人,不要讓別人進來。在宴會上,人們擁上來,爭著向毛澤東敬酒。周恩來都接過來,替毛澤東喝完那一杯又一杯的酒。白天,他幫助毛澤東處理繁重的工作。深夜,當毛澤東休息後,他又繼續召集會議,檢查和佈置第二天的工作,度過多少不眠之夜。

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賀龍,說明毛澤東赴渝談判是必要的,蔣介石不敢不保障毛澤東的安全,「目前在前線上最能配合與幫助談判的事情,就是在頑軍向我解放區進攻時,在自衛原則下打幾個勝利的殲滅戰」。

會談的最初四天,是就政治、軍事問題先做一般性商談,隨便交換意見。由於國民黨對這次談判並沒有真正的誠意,而且也沒有估計到毛澤東真會這樣快地應邀來到重慶,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準備好談判方案。為了便於談判進行,使談判能取得具體的成果,只好由中共方面先提出意見。9月3日,中共方面將擬訂的兩黨談判方案11項交給國民黨代表轉蔣介石。

這11項內容,是從實現和平、團結、民主的願望出發,以國共兩黨現有政治軍事力量的實際狀況為基礎,並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讓步(包括軍隊的大批裁減和南方解放區的撤出)的條件下提出的。但是,國民黨方面卻連把這11項作為討論的基礎也不願接受。9月4日上午,蔣介石召集張群、王世傑、邵力子、張治中4人開會,把他在毛澤東到重慶一星期後才倉促擬出的《對中共談判要點》交給他們。

當天晚上,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代表開始就實質性問題進行商談。國民黨代表張群等一開口就表示:「兄等此次所提條件,距離尚遠」,“有數點根本無從討論”。他們提出:現“亟須確定者尚是談判之態度與精神”。

周恩來接著做了一個長篇發言,指出:具體問題的解決,不免遭遇困難,這自在我人意料之中。為了求得問題的解決,我方已做了儘可能的讓步:「第一,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並不提出,而只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第二,召開黨派會議產生聯合政府之方式,國民黨既認為有推翻政府之顧慮,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黨派會議。第三,國民大會之代表,中共主張普選,但雪艇先生(王世傑)與毛先生談話時既認為不可能,中共雖不能放棄主張然亦不反對參加,現在亦不在北方另行召開會議。凡此讓步皆為此次談話之政治基礎」,“可保證此次談判之成功”。

由於國民黨沒有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其代表無言以對。於是,自5日起談判中斷了3天。

9月8日、10日、11日、12日、15日、19日、21日,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談判代表進行了7次談判。商談中,雙方的主要爭執點仍在軍隊問題和解放區問題。

3個星期的談判,中共一再讓步,表現出謀求和平的誠意和願望。國民黨則是軟硬兼施,企圖迫使中共就範。中共代表感到無法再談下去,為了使外界了解情況,周恩來向各黨派如民盟、國民黨內的民主派以及文化、新聞、產業界人士解釋中共的主張,說明談判陷入僵局的原因。許多人對中共表示同情。

當時,國民黨當局加緊調兵遣將向解放區進攻,從8月中旬開始一個多月內,調集了37個軍73個師的兵力,其中大部分用於向華北解放區進犯,企圖控制整個華北,分割、壓縮各解放區,並打開它進軍東北的通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劉少奇、朱德的主持下,密切注視對方的動向,指示各解放區對從平漢、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綏等鐵路幹線推進的國民黨軍隊給予堅決的打擊和阻滯,在各鐵路沿線開展交通破擊戰,集中力量組織幾個戰役。

戰場的形勢決定談判桌上的形勢。蔣介石自恃武力強大,蠻橫地說:「要和,就照我所列諸條件和,不然回延安帶兵來打好了。」蔣介石之所以如此蠻橫,意在拖延談判時間,等待各戰區的“捷報”。

9月27日、28日,10月2日、5日,雙方就軍事問題、解放區問題和國民大會問題又進行了4次會談。

周恩來建議:將一個月來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其中總的方針、軍事問題、政治會議問題等,或已雙方同意,或彼此意見接近,擇其能發表者發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國民黨代表表示同意。

上黨戰役從9月10日開始,至10月12日獲得全勝,晉冀魯豫軍區部隊共殲閻錫山部13個師35000多人。正因為上黨打得好,重慶的蔣介石不得不回到談判桌上來。

一開始,蔣介石對上黨戰事抱著極大的希望,希望閻錫山能打個好仗,一是摸摸共產黨軍隊的戰鬥實力;二是藉此壓共產黨再做讓步,所以當國共雙方的會談紀要定稿後,中共代表催蔣介石簽字時,他遲遲不肯簽字。閻軍在上黨的慘敗無異於給蔣介石當頭一悶棍,他只得派人到紅岩村與周恩來聯繫,表示要儘快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上簽字。

10月8日,張治中在軍事委員會大禮堂舉行盛大宴會招待毛澤東、周恩來等,並邀請了國民党參政員、黨政軍要員和重慶文化界、新聞界各方人士500多人參加,盛況空前。

宴會後,舉行文藝晚會,觀看演員的精彩表演。毛澤東、周恩來、張治中等正在為演員熱烈鼓掌時,一件震驚重慶的突然事件發生了: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秘書李少石(共產黨員、廖仲愷女婿)自曾家岩乘坐小汽車送國民黨左派柳亞子回沙坪壩,歸來途中遭到國民黨士兵的槍擊,傷勢嚴重,送入市民醫院後搶救無效而去世。周恩來接到新華日報社營業部來人的報告後,為之一震,但他沒有立刻驚動毛澤東,只是對他輕輕說了聲:「有點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來立刻找來國民黨的憲兵司令張鎮,同他一起趕到市民醫院。周恩來悲痛地說:「20年前,在同樣的情況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愷先後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猶歷歷在目,不料如今我又看到你遭到凶殺……」他責令張鎮要嚴加偵察,緝凶歸案。

周恩來考慮到毛澤東的安全,立即對張鎮說:「晚會結束後,請你負責毛主席的安全,他坐在你的車上,你親自送到紅岩八路軍辦事處。」張鎮立即答應照辦。

隨後,周恩來又輕輕地走進軍事委員會大禮堂,仍然回到原來的座位上,一直默默地坐到散場。毛澤東始終坐著看演出,不知道曾經發生什麼。

散會後,張鎮按照周恩來的要求,用他的汽車親自護送毛澤東回紅岩。毛澤東上車後,周恩來把李少石被殺一事告訴張治中,張治中表示調查。

由於環境十分險惡,事實真相又不明,於是有了種種猜測,都把它同毛澤東的安全聯繫起來,認為這是一起嚴重的政治暗殺事件,是國民黨下的手!對此,周恩來沉著應付,一面交代錢之光、陳龍、龍飛虎等加強對毛澤東的安全保衛,以防萬一;一面催促國民黨當局迅速破案,並派人到出事地點向在場群眾調查。

經過反覆查證,到10日案情已經清楚:8日下午,司機熊國華先把柳亞子先生送到沙坪壩中央大學附近他的住宅後,拉著李少石急速往回返。車抵紅岩嘴下土灣,不慎撞傷陸軍重迫擊炮第一團第三營第七連士兵吳應堂。班長田開福見汽車肇事後沒有停下來,就朝汽車開槍。子彈從車後的工具箱穿過,打中李少石的肺部。李少石被送重慶市民醫院後因流血過多、搶救無效,於當晚7時45分犧牲,時年29歲。

事情弄清後,《新華日報》發表錢之光的談話,說明這個悲痛的偶然事件的經過,表示願擔負那個受傷士兵的醫療費用,萬一傷重去世,願負責殮葬與撫恤。周恩來在安葬李少石後,也親往醫院看望那個受傷士兵,重申願負擔一切醫療費用。

10月10日,蔣介石在國民政府舉行慶祝國慶招待外賓的雞尾酒會。下午4時半,蔣介石到桂園張治中公館回訪毛澤東,會談10多分鐘後,一同回到國民政府參加酒會。

約5時半,酒會結束,毛澤東回到曾家岩桂園樓上休息。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和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離開會場到桂園。

6時,在張治中公館的會客室南牆「天下為公」的橫幅下橫擺著一張條桌,覆以桌布,擺上簽字用的筆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史稱《雙十協定》)簽字儀式在這裏舉行。會場簡樸、肅穆、莊嚴。

一切準備就緒,雙方代表先後到場,互相致意,並審閱了事先謄寫好的《雙十協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後簽上自己的名字。他們雖然沒有說話,但從臉上表情看,顯得既嚴肅又高興。全體代表中,只有張群因公外出,不在重慶,他的名字是事後補簽的。協議全文於同月12日在報上公佈。

簽字完成後,邵力子向雙方代表建議:「這次商談,所以能夠獲得初步成功,達成協議,多有賴於毛潤之先生的不辭勞苦奔波,應請他下樓相見。」大家欣然同意,於是毛澤東自樓上下來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賀。

11日上午,由張治中陪同毛澤東同赴九龍坡機場,乘蔣介石的專機「美齡號」飛返延安。蔣介石特派陳誠代表他到機場送行。到機場送行的還有各階層、各方面人士數百人。下午1時30分,毛澤東安返延安,機場上一片歡聲笑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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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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