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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之逝引發「政治地震」:由誰來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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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之逝引發「政治地震」:由誰來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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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之逝引發「政治地震」:由誰來掌權?

2021年12月02日 19:25 最後更新:21:20

據米士奇回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56年毛澤東與陳毅、蘇加諾在北京(資料圖)

話。另外,各省、市有事打電話就找你。我說:電話以咱們辦公室的名義打吧。廖說:不、不、不,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打。11日晚和12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閣休息室的一部紅機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打了二十七個電話。”

原來,米士奇電話里所說的「中央領導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米士奇,熟人們喊他「小米」,中南海里的小字輩。他不是高幹子弟,也向來沒有跟中南海沾邊。非常偶然的機會,使他步入中南海中國的政治神經中樞。

那是六十年代初,中南海發生了所謂「竊聽器事件」。其實,那只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認為毛澤東主席在一些會議上的講話很重要,提議裝個錄音機錄下來,以便整理、保存。那時的錄音機很大,顯眼地放在會議桌上,壓根兒不是什麼“竊聽器”。有一回開會,毛澤東看見負責會議事務工作的劉吉順在擺弄錄音機,就問:“這是什麼東西?”劉答:“先進設備,給首長講話時錄音用的。”毛澤東說:“我叫安的時候安,我不叫安的時候不要安。”

這件事就一飛而逝,直至「文革」風起,被林彪、江青利用,演繹成安裝“竊聽器”,變成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一大“罪狀”。

自從毛澤東說了「我叫安的時候安」那句話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意識到毛澤東不大喜歡錄音。為了能夠完整地記錄毛澤東等首長的講話,中共中央辦公廳決定加強速記工作。

於是,著手物色八名速記員。從哪裏物色呢?從北京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八名「根正苗紅」的學生。

米士奇恰恰在1961年從北京二中畢業,正準備報考北京大學歷史系,意外地被中南海選中了!

米士奇確實是「根正苗紅」的學生。他被查過“三代”爺爺是工人,父親是中農,本人是學生,出身河北保定徐水農村,沒有很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學六年,他六年當選三好學生,五年當選優秀團員,兩度當選北京市優秀學生。

像米士奇這樣「根正苗紅」的應屆畢業高中生,最初選了八人,後來篩去一半,剩四人,米士奇仍在其中。這四人被送去學速記,不久調往中南海,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工作,為中央的會議當速記。米士奇還負責整理過毛澤東講話的錄音帶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錄音,大約二三百盒錄音帶。

1965年8月23日,米士奇成為中共預備黨員。他是四名速記員中第一個入黨的。此後,他一直在中辦工作。

1974年,他擔任中辦秘書處文件組副組長時,2月1日被調往王洪文辦公室臨時協助工作。這樣,他成了「王辦」的工作人員。

他跟王洪文,只是一般的工作關係。正因為這樣,在中國歷史大變動的時刻,雖然他曾奉王洪文之命「進駐」紫光閣,但他在王洪文被捕的翌日便寫了揭發材料。在中共中央1976年12月印發的文件上,稱他為“米士奇同志”。

如今「小米」已成為“老米”。當我來到他家,他和妻子張素花(當年在釣魚台工作)笑談往事,頗為感慨。

身為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不知此事。他問另一位副主席葉劍英,葉劍英也不知此事。於是,華國鋒馬上要秘書以中央名義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打電話,發出通知,發生重大的問題,應向華國鋒請示。

王洪文不得不縮回已經伸出來的手。

毛主席追悼大會上(資料圖)

也就在這個時候,「四人幫」的親信發動了寫“效忠信”的運動,各種各樣的“效忠信”飛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樣的“建議”,說出了「四人幫」不便啟唇說出的一些話: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極其悲痛的心情,向黨中央寫這封信。我們這些小人物最擔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後,黨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什麼人手裏?

我懇切的向黨中央建議:江青同志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增加春橋同志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

這位自稱是「毛主席的共產黨員」,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對於「四人幫」的批判。江青卻把這些信當成了“民意”。

「基地」與「四人幫」保持步調一致。王秀珍和陳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還會有。到底是我們掌權,還是他們掌權,現在還不清楚。中央鬥爭很複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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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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