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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首部憲法誕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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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首部憲法誕生記

2021年12月03日 20:02 最後更新:17:20

1953年12月24日夜,一輛由北京發往浙江杭州的專列穿過平原一路向南疾馳。專列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對隨行人員說:「治國,須有一部大法。我們這次去杭州,就是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這件立國安邦的大事。」

1954年3月23日,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委員合影。

毛澤東說的這件大事就是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為新中國民主與法制建設奠基立業。新中國成立初期,召開由普選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尚不具備,因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便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責,其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發揮著臨時憲法的作用。隨著國家政治社會穩定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加強各項政治建設,進一步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開始提上黨的重要議事日程。

1952年11月,黨中央作出決定,立即著手準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12月1日,黨中央下發《關於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通知》,明確將召開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制定憲法問題列入會議議程。24日,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四十三次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提議由全國政協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議開始進行起草憲法草案的準備等工作,得到與會各委員的一致贊同。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二十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並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以朱德、宋慶齡、李濟深、鄧小平、李維漢等32人為委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為確保憲法起草工作的順利推進,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憲法起草小組,成員有李維漢、胡喬木、田家英等,由毛澤東親自領導。以政務院內務部為主組成的憲法起草辦公室,主要負責收集相關資料。

12月28日,毛澤東率憲法起草小組部分成員乘專列抵達杭州,著手憲法起草工作。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起草小組用了近3個月的時間,數易其稿,寫成了一個「比較成熟」的憲法草案稿本(因稿本誕生於西子湖畔,史稱「西湖稿」)。起草過程中,毛澤東多次在憲法草案的稿子上,注寫批語,改動文字,將自己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頂層設計思考,寓於憲法文本。

1954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修改稿(部分)。

1954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關於《各大區和各省、市對憲草初稿組織討論的情況》。

1954年3月2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會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即印發給各大區和各省、市進行討論。根據1954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關於《各大區和各省、市對憲草初稿組織討論的情況》統計,「各地此次組織參加憲草初稿討論的人員相當廣泛:有各民主黨派主要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科學、文化、教育界、工商界代表人物,少數民族代表人物,人民團體和黨政軍主要負責幹部」。在此基礎上,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並通過決議交付全國人民討論。討論持續了近3個月,參與討論的人數達1.5億人,占當時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累計提出意見共計118萬多條。

正如毛澤東所言,「憲法的起草是慎重的,每一條、每一個字都是認真搞了的」,「這個憲法是適合我們目前的實際情況的,它堅持了原則性,但是又有靈活性」。在毛澤東看來,這次起草憲法草案的一個成功經驗,就是採取了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廣大群眾的意見相結合的方法。他認為,今後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走群眾路線。

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全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它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以來英勇鬥爭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中國近代關於憲法問題和憲政運動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體現了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把中國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政治制度用根本大法形式確定下來,並指明了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奮鬥的正確道路。

文中所示檔案為中央檔案館藏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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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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