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浩（1897—1942），原名林祚培，字毓（育）英，1897年2月25日出生於湖北省團風縣回龍鎮林家染鋪灣一個手工染織工人家庭，參加革命後改名為林仲丹（仲旦），由於黨的秘密工作的需要，又曾先後化名為張植三、張至善、張新甫、張志山、張開照、陳子貞、李福生（李復生）、李春生、張春山、張春生、林青山（林春山）、林武等。
1922年2月，張浩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赴莫斯科留學；1925年5月回到上海，參與上海地委工作；1927年1月到武漢，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副官兼特務隊隊長；1928年4月受命去長沙重建湖南省委；1929年1月調任上海滬西區委書記；1930年4月任滿洲省委常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6月任省委書記；
台密碼；1937年2月任中共中央工農部部長，10月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1938年2月因病返回延安，一邊養病一邊工作；1942年3月6日因病逝世。
張浩是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中國工人運動的卓越領導人。在黨的歷史上，其最大的貢獻是在1935年將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從莫斯科帶回陝北向中共中央傳達，推動了中共中央及時調整政策，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並以國際代表名義幫助中共中央解決了張國燾分裂黨的問題，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
張浩和黨的早期傑出領導人林育南（1898—1931）是堂兄弟，張浩是在堂弟林育南的幫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張浩還和林彪是堂兄弟關係，張浩年長林彪10歲，林彪是在張浩的直接帶領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堂兄弟之間感情很好，張浩在林家排行第八，林彪等弟弟們都尊稱他為「八哥」。
1916年，張浩與本縣塗家灣貧苦農民家庭出身的塗俊明（1897—1988）結婚。塗家與林家雖然很近，但因為受當時的社會道德約束，兩人並不認識，之前也沒有任何交往。他們的結合，全系「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由兩家大人操辦的。儘管塗俊明不識字，家境也不是很好，但張浩沒有瞧不起自己的妻子，在塗俊明面前從不擺大丈夫的架子。塗俊明也是一個傳統賢惠的妻子，對張浩感情很深。在家裏，她盡責儘力地相夫教子，做好賢內助，將家裏的事情料理得有條不紊。由於互相恩愛，他們過著幸福的日子。
20世紀20年代，因受堂弟林育南的影響，張浩開始嚮往革命，積极參加一些革命活動。起初，妻子塗俊明看到張浩去干這種冒險的事，心裏不太贊成。
但此時的張浩已立志要以救國救民為己任，把自己畢生的精力投入到解放天下勞苦大眾的偉大事業中去。他以堅定的口吻對塗俊明說：“俊明，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你也要知道，家庭是社會的一個細胞，社會不公，家庭難興。中國人民在帝、官、封的壓迫下，啼飢號寒，水深火熱。
要改變這種狀態，並使全國所有的家庭都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帝國主義、官僚主義、封建主義。我認定的事情，不會有錯，投身革命的主意已定，希望你能理解、支持我。”
通情達理的塗俊明深知丈夫的個性，她見張浩態度堅決，便不反對。此後，張浩為革命走南闖北，東奔西跑，塗俊明一個人在老家養育孩子，照顧父母，時時刻刻關心著丈夫的安危。張浩每次回家時，她總要囑咐張浩每到一個新地方時，一定要給她寫信，以免父母和她在家裏挂念。
1925年12月，張浩因受重傷從上海回到老家。他一進家門，塗俊明見他渾身是傷，人也瘦得認不出來了，心裏非常難過，淚水直往外涌。等冷靜下來後，她想丈夫是為革命流血，為人民負傷，自己應該好好護理他。為治好張浩的傷，她四處尋醫求葯，有時為配一種葯，她要步行一二十里山路去買。
在塗俊明的精心照料下，張浩的傷很快好轉，體質也明顯增強。本來身體還需要休養一段時間，但張浩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便想儘快回上海工作。這時他想動員愛人和自己一起參加革命工作。一天，張浩對妻子說：「我的傷一好，就要去上海，那裏的工作離不開我。」妻子說：“等傷好了再走。”
沒想到丈夫卻說：「你也跟我一起去吧。」塗俊明驚訝地問道：“我也去？”她覺得自己沒有文化，連字都不認識，出去外面能幹什麼事情呢？丈夫張浩開導她說，“個人、家庭只有與國家、人民的利益緊緊地連在一起，活得才有意義。你不要猶豫，過幾天就跟我一起出去。”塗俊明被一身正氣的丈夫所感動，當即點頭表示同意。從此，塗俊明從一個普通的農家婦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經過鍛煉，1926年塗俊明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武漢、上海做婦女工作、秘密工作，以及交通員、偵察員等工作。
在白色恐怖下成功地掩護過瞿秋白、劉少奇等一批著名的中共領導人。1932年，塗俊明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時，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她4歲的小兒子林漢雄也被帶入獄中。塗俊明面對敵人刑訊拷打，堅貞不屈。當時，張浩剛從東北獄中出來，一身傷病，十分虛弱。但當他得知妻兒被國民黨抓進了監獄，心裏十分著急。在黨組織的幫助下，他想方設法營救塗俊明和孩子。可由於各種原因，他的營救沒有成功。
塗俊明在獄中受到嚴刑折磨，當局要她交待認識的共產黨員，她拒不交待。她被敵人打得遍體是傷，但她仍然表現出大義凜然的氣概。國民黨軍警見在她身上撈不到任何東西，只得將她打入黑牢。1935年，在黨組織的積極營救下，塗俊明出獄。由於形勢變化，她出獄後既不知道張浩的下落，也無法與黨組織取得聯繫，便帶著小兒子林漢雄回老家養傷，並在地方從事革命活動。
1935年11月，張浩從蘇聯回國。他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妻子的消息，一直未打聽到。他以為妻子已經犧牲了，心裏很難過。1938年，塗俊明通過報紙，終於得到丈夫在延安的消息，她一個人帶著孩子經過艱難跋涉，來到延安，與當時正處於病中的丈夫在窯洞裏團聚。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決定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下轄3個師，一二九師由劉伯承任師長，張浩任政訓處主任（後改為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據李達在回憶張浩的一篇文章中說，張浩任一二九師政委時，工作困難很大，這裏面有3個原因：第一，一二九師的基礎是紅四方面軍，張國燾的問題被處理後，幹部、戰士的思想非常複雜。原來不是紅四方面軍的幹部認為，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大多是張國燾提拔起來的，執行張國燾路線也很賣力，處理張國燾的問題時，這一部分人也應處理；第二，幾乎所有的幹部戰士都對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想不通，特別是對身穿國民黨軍隊的服裝，頭帶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有的人將領到的衣服、帽子摔掉了，還有的吵著要回家，不願當兵；
第三，紅四方面軍過去善於打大仗、惡仗，長於陣地進攻和陣地防禦，抗戰開始後，要以打游擊戰為主，幹部戰士一下子難以適應這個變化。張浩以前一直在白區工作，未帶過兵，在部隊沒有任何基礎，要帶好部隊，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張浩以自己的高尚風格和卓越的領導才能，贏得了一二九師全體指戰員的愛戴。通過艱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全師幹部戰士的思想統一了起來，解決了以上存在的三大困難。
張浩做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細緻，很有說服力。有一天，張浩路過一個連隊，正碰上戰士們發牢騷。有的說：我們打了這麼多年國民黨，現在又要我們去穿他們的服裝，真是想不通；還有的說：國民黨部隊的服裝穿在身上，就像山羊掉了角——比狗還丑。張浩聽後，就和戰士們談了起來，他耐心地向戰士們講明為什麼要穿國民黨軍隊的服裝的道理，經過幾個小時的談話交流，將戰士們的思想疙瘩解開了，才離開連隊。
過了兩天，他下到另一個連隊檢查工作，又碰到一些戰士說氣話，還聽說有的戰士將帽徽扯下來扔了。他馬上叫連長將全連戰士召集起來，要親自給戰士們講話。戰士們集合到齊後，張浩對他們說：“大家知道吧，西瓜外面是青的，裏面卻是紅的。我們就是‘西瓜政策’，大家帽子上的帽徽就是西瓜皮，人是裏面的瓤子。
我們部隊改編了，人民軍隊的性質沒有變，傳統沒有變，仍然是工農子弟兵。我們仍然歸黨中央指揮。因此，大家不要對帽徽、服裝問題想不通。這是說的軍隊，我再說說自己。過去在湖南時，白色恐怖嚴重。為了堅持鬥爭和生存下去，我在廟裏當了和尚，我剃了發穿上和尚服裝、鞋子。
儘管我身上穿了僧人服裝，但並不是真僧人，我還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還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湖南省委的同志並沒有因為我剃了發穿上和尚服裝，而認為我不是共產黨員，不是省委領導同志。我那時穿僧人服裝，是革命的需要，事業的需要。同志們今天穿國民黨軍隊的服裝，也是革命和事業的需要。因此，大家不要太計較穿什麼服裝、帶什麼帽子的問題，關鍵要看軍隊是不是為國家、人民打仗。”張浩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和自己現身說法，讓戰士們心裏豁然開朗。
張浩在一二九師任政委時，還機智地處理了一件關係國共兩黨關係的棘手事。一二九師開到前線之前，蔣介石為了切斷八路軍3個師之間的聯繫，便以「作戰需要」為名，調一二九師到石家莊去與日軍正面作戰。於是蔣介石特派他的高參、與劉伯承過去在舊軍隊裏認識的喬茂才帶著他的手令找劉伯承。
喬茂才到達一二九師時，劉伯承正好不在師部，張浩接待了他。張浩看了蔣介石的親筆信，便知這是蔣介石的「借刀殺人計」。於是張浩悄悄派人去告訴劉伯承，叫他不要回師部，並馬上派人將李達找來，對李達交代如何對付喬茂才。於是在張浩的導演下，李達把喬茂才安排在一二九師師部給他好吃，陪他玩，卻絕口不提調動的事。
喬茂才幾次提出要見劉伯承，李達均以種種借口搪塞，使他始終無法見到劉伯承。後來，喬茂才見自己呆在一二九師師部天天吃了睡，睡了吃，無所事事的，覺得沒趣，便自行離開了部隊。回到重慶的喬茂才因未完成任務，被蔣介石狠狠訓斥了一頓。張浩在一二九師工作到1937年年底，因腦傷時常發作，不得不帶著健腦器堅持工作
。後來，他堅持不住，經常暈倒在工作崗位上。劉伯承見張浩難以堅持正常工作，特地向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報告了張浩的嚴重病情，建議中央將張浩調回延安治療，並另派一位政委到一二九師。毛澤東接電後，當即與張聞天等人商量，決定調張浩回延安，由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接替一二九師政委一職。
拒絕赴蘇聯
1938年2月底，在黨中央的關懷下，張浩從前線返回延安後，一直邊養病邊工作，但是他的病久治不愈，而且有越來越嚴重的跡象，引起延安各界的關切。
在張浩病重住院的那段時間，每天到醫院探望的各界人士絡繹不絕。當人們看到張浩病得這麼嚴重，心裏十分難過，紛紛要求黨中央想辦法挽救他的生命。
對於張浩的病，中共中央十分關心，尤其是毛澤東更為挂念。20世紀20年代初，毛澤東就與張浩就相識，而且毛澤東在長沙從事革命活動時，張浩給過他許多幫助。在此後的20年中，他們雖然不在一起共事，但卻建立了很深的友誼。
特別是在毛澤東與張國燾於長征途中發生分歧後，張國燾仗著人多勢大，不把他放在眼裏，並另立中央時，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使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難以得逞，對此重大貢獻，毛澤東和黨中央是十分清楚的。一天，朱德到毛澤東的辦公室商量工作時，毛澤東對他說：“林育英同志的病很重，延安中央醫院想了不少辦法，因這裏的條件有限，仍難治好。
前不久，我去看了一下，見林育英病成那個樣子，我心裏很難過。”朱德說：「很多同志與我談過這件事，並要求中央再想些辦法幫他治療一下。」“你有什麼辦法？”朱德搖頭道：“還未想到。”毛澤東說：“我看是不是與蘇共中央聯繫一下，請求他們派一架專機將林育英接到蘇聯去治療一個時期。”“這個辦法可以。”朱德極力贊成說，“而且也只有採取這樣的辦法，才能治好他的病。”
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安排下，中共中央有關單位迅速與蘇共中央取得了聯繫。由於張浩在蘇聯有過工作經歷，許多蘇共領導人對他熟悉，20世紀30年代，他在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工作期間，與斯大林有過多次接觸，斯大林對張浩留有深刻的印象。此時，中共中央請求蘇方派專機將張浩接到蘇聯治病，斯大林和蘇共當即表示同意。
不久，蘇聯派來的專機就降落在延安機場。
對黨中央請求蘇聯派專機接張浩到蘇聯治病的經過，張浩事前並不知道。蘇聯飛機來了，別人才告訴他，是專門來接他去蘇聯治病的。知道消息的他先是驚奇，感激黨中央和蘇共的關心，但仔細思考後，他決定不去。張浩認為，他的病難以治好，沒有必要去蘇聯。對於他的這種想法，延安的很多人感到難以理解。但此時的張浩想到的是別人和革命事業，而不是自己的身體。
在得知張浩不願意去蘇聯治病的消息後，中央一些負責人輪番到醫院勸他，但他仍不同意去。他說：「我的傷病我心裏清楚。這個樣子，最好的設備，最好的醫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費蘇聯的資金、藥品。有很多八路軍的傷病員急需治療，還有一些烈士的後代及其他人要去蘇聯，讓他們去吧。他們的傷病治好了，還可為革命事業繼續奮鬥。」
見無法說服張浩，毛澤東和中央其他負責人只好尊重他的意願。考慮到飛機已經來了，不能空飛回去，於是黨中央用這架專機將延安的其他傷病員和一些烈士子女送去蘇聯。許多老同志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然心潮激動，一致稱讚張浩是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當年如果他去了蘇聯，也許有可能治好傷病，可他就是不去，把生的希望給了那些傷病員和其他病人，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延安養病
在延安養病期間，張浩除非病得特別難受時，才休息。平時只要身體允許，他就儘可能地出席一些延安舉辦的活動，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0年4月30日，張浩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應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溝出席延安各界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主持人宣佈會議開始，首先請周恩來作演講。接著，大會主持人請張浩發表演說。張浩當時身體雖然還很虛弱，但仍然振作精神，走到講台前，用飽滿熱情的聲音發表慶祝五一節的演說。
誰知講了不到10分鐘，張浩突發腦溢血，身體差點倒在地上，好在敏捷的警衛員迅即上前抱住了他，才避免了更大的危險，並立刻把他送往醫院搶救。這次發病因及時搶救，沒有發生生命危險，但由於發病突然，而且來得厲害，使他無法站立起來，只能卧床。為了治好他的病，毛澤東和黨中央想了許多辦法。
但是由於處於戰爭時期，延安的醫療條件有限，他因腦溢血而導致的半身不遂始終無法治好，身體越來越弱，並出現其他綜合癥狀，這是由於他過去在敵人的獄中受到酷刑，留下了較為嚴重的後遺症，致使大腦、心臟及肝病日益惡化。雖然卧床不起，張浩卻時刻思考著中國革命和黨的前途，關心形勢的變化。
1941年1月16日，「皖南事變」的消息傳到延安，許多同志出於對國民黨背信棄義的憤怒，要求與國民黨決裂。病中的張浩得知這一情況，心裏很不平靜。他認為，不應把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日本帝國主義未打敗，國共仍應繼續合作下去，國共兩黨如果在此時破裂，對抗日戰爭大局極為不利。
為此，他抱病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力量之間的矛盾，皖南事變雖然使我黨受到很大的損失，但與四一二、馬日事變還是有些不同，日本帝國主義未趕出中國，統一戰線仍要堅持。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不可能勝利。」毛澤東閱讀了他的信後，覺得他的意見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同時，為他關心黨的事業和民族解放事業的精神所感動，馬上給張浩復了信。
毛澤東在信中對張浩的病很挂念，特意在信中問起並囑咐道：「你病如何，甚以為念，請好生保養為盼！」收到毛澤東的信，張浩心裏的擔心沒有了，心情很輕鬆。之後不久，毛澤東來到張浩住處看望他。在張浩的病床前，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育英同志，你的病情我一直掛記在心，我總想來看看你，因為太忙，一直沒有來成。今天，我特地抽點時間來看看你。同時，也感謝你對我工作的支持。”
對於毛澤東給自己的關心，林育英深為感動。他對毛澤東說：「主席，我現在是老病號。你太忙，再不要來了。」此後，毛澤東又代表黨中央多次來看望張浩，使張浩一家很感動，也大大增強了他戰勝傷病的信心。
但一次突發事件，使張浩的病情加重。1941年8月4日，日軍飛機轟炸延安，這次轟炸的目標是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日機在延安城裏城外投下許多炸彈，其中一顆炸彈落在張浩的窯洞門口爆炸，巨大的爆炸，把窯洞震得天搖地動。
爆炸聲和衝擊波，使本來就有病的張浩的大腦、心臟受到刺激。此後，他的病急劇惡化，身體出現水腫。張浩的秘書、警衛員及妻子塗俊明見他病情變得很重，連忙將他送往延安中央醫院搶救。經過延安名醫何穆的徹底檢查，發現心臟大了3倍，肝臟擴大，還有肺水腫，腎臟亦有毛病。毛澤東獲悉這麼嚴重的情況後，指示中央醫院一定要全力搶救。在何穆、金茂岳等名醫的悉心治療下，張浩的病才得以穩定。
張浩躺在病床上，時常回憶自己參加革命的艱難歷程和黨內複雜的鬥爭，十分懷念已經犧牲、引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堂弟林育南和戰友惲代英、李求實等，想到這些同志是犧牲在「左」傾錯誤路線中，便對王明更加憤恨。
一天，他與住在一起治病的原一二○師政委關嚮應談話，講到王明「左」傾路線佔據中央領導權期間，為了推行極「左」路線，王明等人排斥異己，殘酷打擊迫害為黨的事業作過很大貢獻、又有很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豐富鬥爭經驗的重要領導幹部，如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人。
他的敘述得到關嚮應的理解與支持，於是他們決定一起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建議中央給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人平反，重新做政治結論，推翻王明強加的不實之詞，要肯定他們與王明作鬥爭的業績。可惜的是，這項工作剛剛開始，就由於病情又突然惡化而耽擱了下來。這次病情惡化使張浩感到自己可能不行了。
1942年2月，在生命垂危之際，張浩得知堂弟林彪已從蘇聯回到西安，心裏非常高興。他托一位去西安的老部下給林彪帶口信，希望他儘快返回延安。2月14日，林彪一回到延安，就去看望張浩。兄弟倆談了一陣，醫生來檢查病情。
張浩見天色不早了，就對林彪說：「育容啊，今天見到你，我有幾句話要說，也算是我的囑咐，你要好好記住。」林彪看著哥哥，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囑咐自己，便說：“你講吧。”張浩說：“我們林家三兄弟參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實際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總惦記著這件事。
近來，我與關嚮應同志多次談過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反映過，希望黨中央對他和何孟雄、李求實等同志的問題重新作個結論。黨中央已經在考慮這個問題。你回來了，要把這件事與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再談談。育南是我黨最早的一批黨員，才華橫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
在那個非常時期，發現並勇敢地站出來反對王明路線，沒有非凡的膽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對王明路線，既不是為了個人，也不是爭權奪利，而是為了黨的事業。他還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關係到黨的路線和大是大非問題。我們如不為他說句公道話，對不起黨，也對不起他。”對於張浩的囑咐，林彪答道：「這件事我記住了。」
張浩又說：「我活不了多久，儘管革命的路還很長，相信勝利終歸屬於我們共產黨人，遺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們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勝利的只有你了。你還很年輕，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任何人的前途，既要靠黨的培養，又要靠自己努力。毛主席多次與我談到過你，說你很有軍事才幹，對你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你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堅定革命信念，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將革命進行到底。」想不到，這些話竟然成了張浩的臨終遺言。
死後殊榮
1942年2月下旬，張浩的病日益嚴重起來。3月5日，張浩用微弱的聲音將警衛員、秘書及妻子塗俊明叫到身邊說：“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勝利的那一天，深以為憾。我雖未為我們的黨和革命事業作出很大的貢獻，但盡了力。
我死後，請組織上將我葬在楊家嶺對面的青年文化溝——桃花嶺上，使我能天天望著黨中央、毛主席！”3月6日凌晨1點15分，張浩在延安中央醫院因病永遠離開了他親愛的同志和戰友。
得知消息後，中共中央負責人李富春、彭真、鄧發以及林彪等懷著沉痛的心情前往料理後事。當日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喪委員會，由李富春、林彪、鄧發等人組成。遺體移入延安中央大禮堂，供人們瞻仰悼念。3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員張浩同志積勞成疾病逝》的消息。
中央大禮堂內設立了靈堂，在禮堂頂端掛著致哀的半旗，靈堂外用藍、白色布帷紮成的牌坊上面寫著：「工人先進，戰士楷模」。靈堂四周懸掛著延安各機關、學校、部隊、團體送的輓聯和花圈。弔唁的個人與團體代表，脫帽走進靈堂，向張浩遺體敬禮，然後瞻仰遺容。
靈堂兩側，站立著中央直屬機關黨組織派來的4位靈喪護衛員。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雲、林彪、葉劍英等，輪流為張浩守靈。本來，治喪委員會通知8日開始弔唁，但7日各界人士就自發先期前往弔唁，人數達500餘人。許多人在張浩遺體前悲痛得淚流滿面，一些同志忍不住甚至號啕大哭起來。
1942年3月8日，陝北高原上飄著紛紛細雨，像是老天爺也在為中國共產黨失去一位優秀的領導人而悲傷流淚。上午4點至9點，延安各界人士萬餘人向林育英的遺體告別。當天，毛澤東親自為張浩題了輓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朱德、葉劍英、陳雲、李維漢及林彪等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
3月9日，中央決定公祭張浩。公祭之前，毛澤東對朱德、任弼時等人提議說：「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對革命的貢獻很大，他的去世，是我們黨的一大損失，我心裏非常難過。我想，同志們的心情也是一樣的。為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和懷念之情，我提議，他的靈柩由我們幾個主要領導同志親自抬到桃花嶺。」朱德、任弼時都表示贊同。
上午9點，張浩的公祭儀式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門前的廣場上舉行，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參加了儀式。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主祭，李克農宣讀祭文。黨中央號召大家學習張浩對組織忠誠、英勇不屈、吃苦耐勞、密切聯繫群眾、作風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祭禮結束，一萬多人自發為張浩送行，參加出殯。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楊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領導人親自將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嶺上，又親自為他執紼安葬。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一次給自己的戰友抬棺、下葬。之後，毛澤東還親自為張浩題寫了「張浩同志之墓」的墓碑。在黨的歷史上，我黨我軍的高級領導人中，只有張浩享受了這一殊榮。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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