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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判斷:中國未來經濟運行將有5個新特徵 除了內循環 還有「更加安全的工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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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判斷:中國未來經濟運行將有5個新特徵 除了內循環 還有「更加安全的工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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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判斷:中國未來經濟運行將有5個新特徵 除了內循環 還有「更加安全的工業體系」

2021年12月05日 10:11 最後更新:10:19

12月4日,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8屆全球年會在廣州南沙開幕。前重慶市市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黃奇帆通過視頻進行了演講。

黃奇帆表示,中國未來新發展格局以內循環為主,至少意味著未來經濟運行將會有5個新的特徵:1. 我國將形成更具韌性、更有質量效益和更加安全的工業體系;2. 我國經濟將從高度依賴外循環國際市場轉向更多依賴內循環國內市場、依賴國內經濟循環體系;3. 由追求產品市場高效流通為主轉向追求要素市場更高效率配置轉變;4. 科技自立自強,從基礎研究到技術開發,再到產業化的創新鏈條將更加順暢;5. 人均可支配收入對GDP的佔比將有較大幅度的提升。

黃奇帆。

黃奇帆。

從黃奇帆講話可以分析到,在中美關係惡化的大環境下,中國要留一手,要搞大內循環,以應對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情況。當中安全是一個重要考慮,安全工業體系、產業化的創新鏈條、更多依賴國內市場、科技自立自強,莫不與此有關。

黃奇帆出席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8屆全球年會。

黃奇帆出席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8屆全球年會。

以下為黃奇帆演講全文:

很高興參加國際金融論壇第十八屆全球年會,結合今天報告會的主題,我想就「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下我國經濟內外循環發展的新特徵」談一談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黨中央提出我國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理解這個新發展格局中以內循環為主,至少意味著未來經濟運行將會有五個新的特徵:

(一)我國將形成更具韌性、更有質量效益和更加安全的工業體系

看上去我國現有的工業體系門類齊全,是全要素、全品種的工業體系,但實際上存在著幾個問題:1、好多的產品處於低端低質、高端高質的交錯,關鍵技術和零部件被人「卡脖子」;2、同質化競爭嚴重,產業內分工不足,對細分市場的開放嚴重不足;3、能源資源部分糧食產品進口依賴度過高,總體成本居高不下,我們買什麼,國際市場什麼就貴,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存在隱患。在內循環條件下這些短板都會被一一彌補。

通過擴鏈、補鏈、強鏈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鏈集群,在那些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如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和成渝雙城經濟圈,將形成一批空間下高度集聚、上下游緊密協同、供應鏈節約高效、規模達萬億級的具有全球經濟力的產業鏈集群。在這個過程中處於頭部的企業不僅要佔據產業鏈供應鏈的關鍵環節,還要在全球價值鏈中佔據更加有利的位置。與此同時,廣大中小企業會致力於專精特新,努力成為嵌入到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隱形冠軍。

(二)我國經濟將從高度依賴外循環國際市場轉向更多依賴內循環國內市場、依賴國內經濟循環體系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在2006年時達到了一個最新的高度,達到了64%,進入黨的十八大以後,通過調整慢慢地降下來,到2019年我國進出口貿易佔GDP總量的比重是32%,2020年進一步降低到31.5%。

未來隨著中等收入人群進一步增加,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將進一步凸顯。過去靠國際市場外循環來拉動中國經濟的格局將逐步轉變為由我國自身超大規模市場的多層次、多樣性的消費牽引內循環、促進雙循環的新格局,外貿依存度將逐步降到25%左右,經濟運行將更多的依賴內循環和國內市場,國民經濟將更加健康高效。

(三)由追求產品市場高效流通為主轉向追求要素市場更高效率配置轉變

外循環拉動下,經濟增長較為粗放,靠的是勞動力和資本的大量投入,但由於重生產、輕消費,訂單為王,重商主義,經濟長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轉向內循環為主,不僅意味著要進一步打通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環節的梗阻,形成更加暢通的經濟循環,還要通過推進勞動力、資金、土地、技術和數據等要素市場化配置,為著力點提升全要素生產力。說簡單一點,外循環拉動下拼的是要素的投入程度,比如說勞動力和土地等足夠便宜,外資就來了,內循環驅動下拼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層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四)科技自立自強,從基礎研究到技術開發,再到產業化的創新鏈條將更加順暢

目前,全社會對科技創新的熱情高漲,2020年,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佔全社會研發總經費的比重首次超過6%,這一比例此前十幾年徘徊在5%左右,而在世界上的主要發達國家這一指標平均為20%左右。「十四五」期間規劃綱要提出將這一指標逐步提高到8%以上,相信未來還會進一步提高,到2030年這一指標會達到15%,2035年達到20%,這樣就使我們國家在基礎開發環節,在核心的高科技的基本面的技術開發上投入佔全社會研發投入20%左右。

在不斷增加0到1的投入,並提高1到100的轉化力,催生100到100萬的生產力釋放的基礎上,隨著一批新型研發機構的加快培育,單方面被人「卡脖子」的情況會有較大改變,同時從基礎研究到技術開發再到產業化的創新鏈條也將加速形成。

(五)人均可支配收入對GDP的佔比將有較大幅度的提升

目前,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為42%左右,這個比例是比較低的,未來要形成以消費為主體的需求格局,必須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通過40多年改革開放外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條件下,以勞動力成本為比較優勢,努力擴大出口佔領國際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收益向外資出口傾斜,壓低了勞動力的收入比重。所以在改革開放40年中,最初的30多年我們這個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是逐漸下降的,198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是58%,到2012年降到了40%,所以有30多年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十八大以後最近這些年這個比重有所回升,下降的比重趨勢得到了遏制,而開始有了回升,到去年回升到了42%。

在今後內循環為主、共同富裕的政策推動下,勞動力收入佔GDP的比重會進一步的提升,到2030年預計這個比重可能上升到50%,2035年以後達到52%,在這個過程中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預計到2035年現在4億中等收入群體會增加到8億,6億的低收入群體會減半,內需消費的能力將大大提高,內循環的第一動力將更加強勁,促進中國經濟更好、更高質量的發展。

同時,以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是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是要形成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外開放格局也會形成新的各方面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從引進外資為主轉變為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

先看「引進來」,從2001年加入WTO到現在二十年累計實際利用外資接近2萬億美元,近十年累計達1.2萬億美元,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投資的第一大國,去年在全球投資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我國引進外資規模達到1493億美元,逆勢增長5.7%。

再看「走出去」,從1980年到2012年,我們國家30多年累計走出去投資5000億美元左右,十八大以後到現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走出去投資已經達到5000億美元。這個背後一方面,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需要更多中國企業走出國門,有貿易相通逐漸帶動中國資本走出去,在當地投資企業滿足當地市場;另一方面,一些新經濟從一誕生就具備全球化的基因,有走出去的需要,比如說數字經濟代表的抖音、騰訊、阿里等,這些企業從一開始就要考慮國際化,不走出去你的競爭力就會天生不足,就等於把市場送給別人,你就會在全球競爭中處下風,這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體量增大,我們對能源資源供給的需求更大,尤其在新發展格局下,需要有更加穩定的產業鏈、供應鏈,需要吸收全球的養料,更需要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實際上是將內循環與外循環由過去商品流通的大進大出升級到資本要素跨境的便利流動。

第二個特點,從擴大出口為主轉變為既鼓勵出口又鼓勵增加進口雙向並重的這麼一個特點。

當今世界,出口大國未必是經濟強國,因為出口可能是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來料粗加工產品,而進口大國一般是經濟強國,進口所需的外匯可能來自於技術和服務等貿易順差,也可能來自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直接支付。

預計十年以後,中國的GDP會達到160萬億人民幣以上,按現行匯率換算約24萬億美元。同時對世界來說中國也是全球最具潛力的大市場,預計未來十年累計商品進口量有望超過22萬億美元,服務進口總量將達到5萬億美元,兩者加起來超過27萬億美元,這麼龐大的市場需求必將對以後世界經濟復蘇帶來直接而持久的拉動,進而助推世界經濟循環逐漸走向復蘇、走出低迷。

第三個特點,從沿海地區開放為主轉變為沿海沿邊內陸協同開放、整體開放、東中西同步開放。

自2013年設立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以來,我國已經分六批設立了21個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實現了東中西和東北地區全覆蓋,特別是中歐班列的帶動下,沿線通道經濟、口岸經濟、樞紐經濟快速發展,為內陸城市對外開放拓展了新空間,這些嘗試因中歐班列物流匯聚功能,帶來更多人流、商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匯集,進而帶動加工貿易、先進製造、保險物流、金融服務等產業興起和集聚,形成一定規模的產業集群。而隨著產業的興旺和人口的集聚,城市經濟加快繁榮,形成了內陸地區新的陸港城市,一些重要樞紐城市如成都、重慶、西安、烏魯木齊、鄭州等由過去的開放末梢變成了開放的前沿。

第四個特點,從關貿總協定和WTO框架下的貨物貿易為主轉變為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共同發展。

根據WTO統計,從2012年到2019年,全球跨境服務貿易出口佔全球貿易出口的比重已經從19.5%提升到24.5%,預計2040年服務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佔比有望提高到30%以上,特別是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中間品貿易的比重現在已經達到70%以上,而中間品貿易背後需要大量國際物流、保險、金融結算、工業設計等等。儘管我國已經是貨物貿易第一大國、服務貿易第二大國,但是我國的服務貿易結構中存在著逆差大、附加值低、勞動密集型比重高,資本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比重較低的問題。在外貿結構中我們服務貿易佔比從2012年的11.1%提高到2020年的12.44%,這8年裡面才提高了一個多點。

為此,黨中央高度重視,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支持發展服務貿易,同時決定每年召開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可以預見未來我國服務貿易的比重將會逐步提升,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將共同支撐中國貿易高質量發展。

第五個特點,從融入和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為主轉變為積極參與甚至引領國際投資與貿易規則的制定修訂。

中國加入WTO二十多年,全面履行加入承諾,大幅開放市場,接受、適應、融入以WTO為核心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進入新發展階段,針對國際國內新形勢變化,黨中央提出實施貿易自由區提升戰略,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這是主動應對規則、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重大舉措,這也是更深層次開放,從過去幾十年推動要素流動型開放的基礎上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轉變,實則是要全面對接國際貿易新規則,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實現國內國際營商環境趨同化。

目前,RCEP已經簽署生效,中歐CAI已經達到,中國已經申請加入CPTPP,中國正以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的談判和制定,推動國際貿易持續朝著更加包容有序、互利共贏的方向演進。

總之,在「三新」背景下,國家經濟發展了新的五個基本特徵和對外開放的五個新特點,跟我們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這些新特徵、新特點,將牽引新的發展路徑戰略,它將不僅影響我國每年的經濟形勢和發展規劃,也會成為今後5-15年直到2050年幾十年的發展特徵和路徑。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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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所為何事?

2024年04月18日 11:52 最後更新:12:13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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