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Omicron病毒或已潛伏15到21天 源頭非常不清晰 但找到了一些線索

1月8日凌晨，天津發生新冠本土感染疫情，沒有找到境外輸入來源，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個同Omicron正面對決的城市。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張穎表示，雖然本輪疫情的源頭尚未找到，但溯源工作方面已經找到了一些綫索，疾控機構將進一步深挖。

天津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個同Omicron正面對決的城市。新華社圖片

截至1月11日9時，天津本輪共報告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0例，均在定點醫院海河醫院治療，其中輕型28例，普通型12例。共報告本土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13例，均在院醫學觀察。

張穎就天津如何應對本次Omicron本土疫情作了問答。視頻截圖

昨晚，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白岩松視頻連綫天津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張穎，就天津如何應對本次Omicron本土疫情作了問答。

張穎表示，雖然現在本土新增病毒的基因測序結果和天津此前境外輸入的病毒基因測序顯示並非同源，但是這個病毒的傳播不單純是通過人，還會通過物件和環境來傳播，所以正在排查從境外輸入天津的可能性。張穎說，還有另一種可能，即是否是入境的病例通過其他地方，再傳到天津。她表示，針對這一方面的綫索，「我們也在同步追查，目前找到了一些綫索。沿著這些綫索，我們會進一步深挖、細挖。」

張穎表示，雖然本輪疫情的源頭尚未找到，但是從流調信息來看，已經發現的病例之間的傳染來源都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說截至目前，傳播的鏈條中間沒有斷掉，與津南區的托管班、小學，還有後續的病例都有一些直接的關聯，目前這是讓我們最欣慰的地方。」

天津發生疫情之後，24小時做全民核酸檢測。新華社圖片

針對有人提出，爲何要讓天津1400萬人做全員核酸檢測的問題，張穎回答說，剛發現疫情的時候，通過傳播鏈條發現已經傳播了三代。她表示，如果按照以往的「老」的病毒株來說，一個代際關係應該是5-7天，三代就應該是15-21天，這就說明病毒在天津已經隱匿傳播了一段時間了。

此外，8日晚上的病毒測序顯示此次疫情是Omicron毒株。「我們知道Omicron毒株不單是傳播隱匿性非常强，而且它的傳播速度非常快，國外數據顯示，它的傳播代際天數可以短到2-3天就是一代。因此，我們要跑在病毒前面，必須要摸清這次疫情它到底傳播範圍有多大，目前感染人群是不是已經擴散到了全市其他區，所以我們在9日凌晨，啟動全員核酸篩查。」

張穎稱，Omicron變異株的隱匿性對於疾控人員來說是一個新挑戰：「現在天津發現的陽性感染者，他們的症狀都非常輕，有的甚至就沒有症狀。所以我們在查找源頭的時候，也許源頭已經感染了，但是他沒有症狀或者是已經都好了。因此，溯源過程中挑戰非常大，也非常困難。」

天津本輪疫情出現大量未成年人感染。新華社圖片

雖然目前的流調信息顯示，天津本輪疫情出現大量未成年人感染，但張穎認爲，最開始的病例來自托幼機構和小學，確實是因爲聚集性，造成孩子們在疫情初期佔比較高。但是隨著疫情不斷進展，也看到確診病例中孩子的比例其實在逐步下降，社區裏青年人、成年人、老年人比例在逐步提高。所以並不是說孩子是易感人群，應該是說全人群都易感。

訪問實錄：

主持人提問：今天一天您都在一綫做流調，一天忙下來，關於本輪疫情現在有哪些收穫？

張穎：目前的收穫還是非常大的，首先我們發現了一些風險點、風險場所，針對這些風險點和風險場所的高風險人群，我們進行了社區的清空，這樣爲接下來進一步深化社會面的清零，打好了非常良好的基礎。

其次，通過現場走訪和調查，溯源工作也找到了一些綫索，有了進一步推進。

主持人提問：天津1400萬人正在做全員核酸檢測。目前我們看到的數據是截至10日下午4點，做完了900多萬，其中340多萬已經出了結果，除了已報告病例之外都是陰性。這是否意味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好消息，即病毒相對集中，還沒有散發，我們是否可以做這樣的判斷？

張穎：目前做這樣的判斷還爲時尚早。我們採集了960多萬人的樣本，出結果只有340多萬，也就是說約三分之一出了結果。

目前雖然沒有散在津南區以外地區陽性的情况，但是隨著檢測結果進一步完成，也許還存在著病毒或是陽性感染者出現在津南區以外地區的情况，因此看到現有數據就盲目樂觀，還是爲時尚早。

主持人提問：天津離北京非常近，北京也是一個超級大的城市，而且將要辦冬奧會。那麽在整個流調過程中，是否格外關注北京方向，這是否是你們的關注重點？

張穎：我們在流調過程中高度關注病毒是否溢出到天津之外地區的情况，密接者、感染者、高風險人群等我們會第一時間向相關省份進行推送，涉及到北京的情况，也是我們格外關注的。

如果發現確實有溢出到北京的情况，我們會立即向北京方面進行電話推送，同時相關信息也會通過傳真等其他方式推送給北京，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另外，我們和北京疾控中心建立了一個即時互動信息的機制。確保北京冬奧會能够平穩順利召開。

此外，天津爲了防止疫情外溢，在第一時間把發生疫情的津南區辛莊鎮和咸水沽鎮進行了管控，現在又提級封控的管理。所以說我們在防止外溢，特別是外溢到北京這方面，采取了很嚴格的措施。

主持人提問：之前天津境外輸入的病例當中有Omicron病例，但跟本輪本土疫情沒有關係。我們對Omicron了解多少？這次在防範Omicron病毒的時候，我們用了哪些跟過去不一樣的方法？

張穎：這也是大家特別關注的問題。其實我們關注Omicron已經很長時間了，主要是通過國外疫情的發展趨勢和相關文獻、報道。相關報道和文獻顯示，它的傳播速度非常快，而且傳播是非常隱蔽的。

當正面直接面對Omicron病毒時，我們發現它的傳播速度確實是相當快的，已經傳播了三代，而且非常隱蔽，所以在應對Omicron毒株和以前應對德爾塔毒株中，采取的一些措施雖然一樣，但是要更加體現的是動作要早、要快、要嚴。

比如說我們採取的管控措施，限制人員的流動性，防止外溢，這些必須要在早期就開展。把病毒封住、管住後，我們要進行全員的篩查。對於重點區域、重點行業、重點人群的篩查，必須要在第一時間進行，這就是說要早。

第二個就是要快，我們經常說「必須要跑在病毒的前面」，在應對Omicron毒株傳播的過程中，這個快更加體現得淋漓盡致。我們在1月8日發現疫情，9日早上7點就啓動全市全員篩查，這就體現了一個快。流調要快、排查密接要快、隔離轉運也要快。

「快」還體現在很多方面。對於一些高風險人群，比如跟病例同樓棟居住的居民，也許他們根本不認識，也許沒有任何接觸，這個時候你再去挨門逐戶去排查是不是跟病例有過交集，這就慢了，就晚了。我們在這方面要體現一個快字，就是說既然判定有風險，我們就要第一時間把這個居住在同樓棟的人第一時間轉出去進行集中隔離，這就是說在流調層面、密接排查層面的一個快。

還有就是一個「嚴」字。應對Omicron時，我們從一開始就要把「嚴」字落實到位。比如說既然是居家隔離，就絕對不能走出家門。所以，「早、快、嚴」雖然跟應對德爾塔毒株的時候一樣，但是裏面的內涵確實是又有區別的地方。

主持人提問：您剛才也說到Omicron的隱匿性問題，這恰恰也是Omicron的一個特點。此前，河南安陽的病例與天津有關，它倒推可能在14天前。Omicron的隱匿性是否對你們非常具有挑戰性？

張穎：隱匿性對我們溯源查找源頭確實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因爲它無症狀，特別是安陽的那個病例，直到現在，都沒有出現過任何異常的症狀。

同時我們也看到，現在天津發現的陽性感染者，他們的症狀都非常輕，有的甚至就沒有症狀。所以我們在查找源頭的時候，也許源頭已經感染了，但是他沒有症狀或者是已經都好了。因此，溯源過程中挑戰非常大，也非常困難。

此外，在進行排查的過程中，由於病毒的隱匿性、傳播快，所以一旦有漏掉的情况，有可能當你再發現的時候，密接者變成感染者，已經在社區裏面又開始了一代或兩代的傳播。所以對於Omicron，無論是從溯源、流行病學調查，還是管控方面，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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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