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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令醫生叫苦?

由於進入流感高峰期,求診人數急劇增加,公立醫院的醫生及護士壓力及工作量大增,其中以屯門醫院及將軍澳醫院的情況最為嚴重。不勝負荷下,前線醫護人員紛紛表達不滿,要求增撥資源,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

 

 

要減少工作量,辦法只有兩個,即「開源」和「節流」。開源即是增加醫護人員的數目,分擔工作量;節流就是減少公立醫院的病人,使工作量減少。

 

 

然而,節流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普遍在公立醫院求診的市民,正是無法負擔私人醫院的高昂開支,才被逼在急症室等候五、六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求診。要求一班經濟能力較低的市民轉移到私營醫院,是不可能的任務。

 

 

有偏激的醫生論政組織指出,最理想的做法,是停止接收每日150個單程證新移民,這種說法,簡直是涼薄不仁。事實上,取得單程證來港定居的人,本身就是具備成為香港人的條件,只是受限於配額原因而分批來港。換言之,新移民或即將來港與家人團聚的人士同樣是香港人,有資格享受公共醫療資源,接受優質的醫療服務。將這群人士拒諸門外,甚至視為多餘、負累,實有違「醫者父母心」的美好醫德。

 

 

即使撇開道德觀點,現時醫療人手短缺、工作大增的責任也不應歸咎於新移民身上。隨著近年內地發展步伐加快,新來港人士數目逐漸減少,每日150個名額鮮有用盡,因此每年新增人口不過4萬人左右,再加上每年約5、6萬名新生嬰兒,即公營醫療系統每年最多應付10萬個新症。按照維持目前醫生病人比例,香港只需每年增加190個醫生即可應付。如果希望比例達至國際平均水平,也只需額外提供60個醫生。以一個經濟發達、醫療系統完善的城市而言,只要資源分配恰當,根本不成大患。

 

 

既然節流並不可行,也不是問題之關鍵,那麼,只有開源,即增加醫生數目,才有望舒緩醫生的工作壓力。由於培養一名醫生需8年時間,救火的唯一辦法,就是輸入外地醫生。

 

 

不過,這個方法飽受以蔡堅為首的香港醫學會的阻撓。由2000年代初有數據發現未來香港醫生人手短缺,需要考慮引入外國醫生開始,醫學會便站在普羅市民的對立面,反對有關建議。即使是數年前的醫改,政府嘗試廷長外地醫生「有限度掛牌」年期上限,作為解決人手不足的方案,也慘遭醫學會的反對。

 

 

同樣深受醫療人手不足問題影響的新加坡,早就開始放寬輸入外地醫生的限制,設立「認可院校清單」,承認英、美、香港等先進地區的醫科畢業生到新加坡公立醫院服務,表現合格及累積數年經驗即可申請成為當地註冊醫生,大大改善醫生不足的問題。

 

 

醫學會明知香港醫生數目難以應付全港市民需要,仍然大力反對引入外地醫生,目的當然是保障業界利益,令醫生這個專業更加渴市,賺取最好的待遇。這種心態,令筆者想起明代末年的一件事。時值崇禎掌權,面對北方滿清的連年征戰,明政府國庫早就空虛,唯有向大臣招手,徵集資金應付軍餉。但是斂財甚深的大臣們寧願亡國也不願貢獻銀兩,隨意捐出一百幾十敷衍了事。最終明亡清興,與這班逆臣賊子不無關係。

 

 

反對輸入外勞的醫生,行徑與明代的逆臣賊子相差無幾。更為可恥的是,他們選擇轉移視線,將公立醫院工作過多的問題歸咎於政府資源不足,要求增撥資源改善前線醫護人員的薪酬。筆者絕對同意提高前線醫護人員薪酬待遇,以提振土氣,亦認同現時香港投放在醫療的開支落後於不少發達國家,但如果以改善待遇與私營醫院爭奪人才的話,則此法只會徒勞無功。因為在醫生數目嚴重短缺下,即使調整公立醫院醫生人工,私營醫院也會為保障服務質素而跟隨,變相造成惡性競爭,最終結果只會是整體薪酬開支增加卻無法吸納醫生回流公營系統,公營醫生的問題依舊持續。

 

 

筆者真心認為,香港醫療服務質素冠絕全球絕大多數地方,值得港人自豪。惟部分醫生的醫德及品格,實在令人不敢恭維。為了一己私利,反對輸入外地醫生,甚至妖魔化放寬執業資格的建議,犧牲廣大市民的利益,教人極之失望。如果這班害群之馬繼續奉行保護主義,則香港公營醫療問題的責任,應由這些醫生自行承擔。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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