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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七千人大會」人人檢討,唯林彪獨樹一幟


中央領導同志在會場(資料圖)

儘管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幾經調查,對農業、工業進行了調整後退,但是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給人造成的恐慌,一時卻難以扭轉。有些幹部還在等待大好形勢的再次到來,以便再扯“躍進”大旗。他們遲遲不願收回過大的建設藍圖,也不願壓縮過高的經濟指示。正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那時的空氣依歸是,“左”比右好,被說成是“老左”,無人介意;若被說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那還了得,一有風吹草動,就“永世不得翻身”,還得再踏上一隻腳!而大批基層幹部被上面吹來的“忽左忽右”的風,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邁步;有人在嘆氣,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擔憂。

毛澤東也已覺察,如果像前幾次那樣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難以深入全面地調整國民經濟和黨外政治關係,這種一般規模和開法的工作會議,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準確地貫徹到縣一級。於是他決定召開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1960年2月,毛澤東在杭州組織人員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希望有所借鑒。右起:毛澤東、鄧力群、胡繩、陳伯達、田家英。此次的「擴大」,規模空前。除了原先都來開會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負責人外,連地委、縣委,甚至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以及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都聚集北京,共計7000餘人,所以人們習慣稱其為“七千人大會”。

會議的第一階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討論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來的話說,這是會議的“第一個高潮”。

代表中央的報告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就直接印發給與會者提修改意見,這在以往也是少見的。後來毛澤東在講話中,介紹了這個經過:稿子發下去後,果然議論紛紛,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後經21人組成的起草委員會討論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經過再提意見後,改出第三稿,作為會議的正式文件。這個文件是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名義印發的。

劉少奇的《報告》對1958年以來工作的成就,列舉了12點。這些內容在事後看,評價過高,肯定了一些不該肯定的東西。《報告》在指出缺點錯誤產生的原因時說「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能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等缺點、錯誤,又助長了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民主的錯誤作風。這樣,就妨礙了我們黨及時地儘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

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以後,曾在會上講過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唯獨彭德懷的案不能翻”,但他在這幾年的深入調查中,發現了許多問題。所以,在對書面報告的內容作說明時,他講了自己許多獨到的見解:

比如說到困難形勢出現的原因,他說一條是天災,一條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哪一個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的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正如有的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說到成績缺點錯誤的關係,劉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開」的框框:“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再比如說到「三面紅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不那麼清楚,但是再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這無疑是對「三面紅旗」的正確與否開了一個口子。

劉少奇的講話,在當時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錮,正視錯誤從而改正錯誤的作用。

在會議過程中,與會的許多人感到時間短,有很多話要說,難以充分發表。於是毛澤東在1月29日下午的大會上提出會議延長時間,開「出氣會」:“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並說7000人一起在北京過春節。30日上午,各省貫徹各大區會議精神,動員大家打消一切顧慮,趁熱打鐵,發揚民主,向上級並重點向省委的缺點錯誤開展批評。30日下午毛澤東又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至2月7日閉幕,周恩來稱其為“第二個高潮”。

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彆強調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黨委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現在有些省委、地委、縣委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他講了西楚霸王項羽不愛聽不同意見,劉邦“豁達大度,從諫如流”,項羽終於失敗,“霸王別姬”的故事,說“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毛澤東聯繫自己自我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當時講,1959年不該把反右傾鬥爭搞到群眾中去。提出要對幾年來批判錯了的幹部、黨員甄別平反,要重新教育幹部,並要求把他的講話傳達到各省各地方)。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是我。」

毛澤東誠懇地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毛澤東的檢討不僅使黨內人士,也使黨外人士感動和欽佩。張治中在聽過劉少奇的傳達後,當即說:「我當過十幾年國民黨的中央常委,從來沒有聽到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蔣介石不論在大會、小會上,都是罵這個,罵那個,從來不罵自己。」

毛澤東帶了頭,其他領導人都作了自我批評。

周恩來2月3日在福建組會議上說:「這裏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他結合這四句話,談了自己的理解,他講得十分具體:「鼓真勁。有的勁就不是真勁。像你們所說的兩個工廠,一個廠踏踏實實地干,說他‘沒勁’,‘冷冷清清’,一個廠在那裏造假,卻說他是‘轟轟烈烈’。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澤東同志講話的精神。……我在這幾年也開過幾次大會,發了不少獎狀,如果表揚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獎狀’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鄉,開始群眾不敢講真話,有人封鎖了真相。我也曾到一個地方搞調查,去之前,先派了辦公室的同志去,後來發現反映的材料與實際情況還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戰爭年代,我們與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見面,不分彼此,和群眾的關係很密切。現在就不一樣了。比如我參加你們這個會議,一進會場,你們就站起來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們。昨日下午你們沒有鼓掌,我心裏就很舒暢。因為有了那麼一些形式,就顯得不那麼親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層。……為什麼還會產生這個隔閡呢?我想就是因為國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據地的情況不一樣了。」

周恩來就「大躍進」的錯誤作檢討:

「我個人所犯的錯誤,也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一說:第一個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我所作的關於調整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示的報告中,錯誤地、片面地規定工農業每年增產的躍進速度。這個報告,本來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調整指標後,想降低一點增長的速度,可是提出來的意見,是50步對百步……不切實際地規定躍進的速度,就使人們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數量,不注意品種、質量;只要當前要求,沒有長遠打算;不從整個歷史時期來計算大躍進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樣的高速度……第二個例子,就是在這次選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關於權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為了加快建設速度,使地方工業的產值在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下,幾年之內超過農業產值,逐步地在全國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並且充分發揮全黨辦工業、全民辦工業的積極性。’當時為達到這一目的,就限期將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76%。接著,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管理權也跟著下放。現在看起來,權力下放過多過散,這是形成分散主義的根源之一。這個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產值的嚴重後果。」

講到這裏,周恩來看了一下會場,大聲地向與會者檢討:「在這幾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和錯誤。由於這些缺點和錯誤,浪費了許多民力,消耗了許多國家資材,造成不少損失,給大家很大壓力,我借這個機會代表我們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認錯、道歉。」

當周恩來講到「這些問題,我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作適當的解釋,這是我的賬,要交代」。

毛澤東揚了揚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內情的人都清楚,周恩來曾經大力反對了經濟建設上的急躁冒進傾向,是被動捲入「大躍進」這股洪流的。為此,在會下就有人頗為不解地說:“總理,你不能把什麼事都擔在自己身上。”

周恩來笑笑:「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大會上的講話,朱德、陳雲在山東、陝西省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都是承擔責任,勇於自我批評,這極大地啟發和鼓舞了與會者。在此次會議上獨樹一幟的是林彪。

他也講「三年來發生的毛病」,但“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作用。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

林彪也講「困難」,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林彪反覆說明一點:「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這些話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複了無數次,拔高了無數次。正當劉少奇拋棄了曾經講過的個人崇拜,林彪卻又來大造個人崇拜。

毛澤東沒有反對,而加以讚揚。正像當年他當著柯慶施的面問周恩來,這樣的文章你寫得出來嗎?現在他對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又幾乎和當年周恩來回答得一樣:「我作不出來。」1962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就修改林的講話致田家英、羅瑞卿的信中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其實,對有些問題的看法,黨內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曾披肝瀝膽直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鄧小平插話:「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次日,陳伯達發言說:「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進行解釋:「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這些爭論,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

會議上周恩來提議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陳雲做了有關經濟的重點發言,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精彩報告。劉少奇插過一些極為深刻的話:「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措施貫徹下去。”會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於3月14日赴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了會議情況和決定,毛澤東同意批發省軍級參閱。並且一致商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任組長。在廬山會議初期,有人建議仍由陳雲出來管經濟工作時,毛澤東一度“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還講了陳雲經濟思想的正確,但“反右傾”後又是「大躍進」,不但沒有啟用陳雲,反而把中央財經小組也取消了。西樓會議後不久,陳雲身體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財經小組在周恩來和兩位副組長的主持下,繼續研究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

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生產和生活還存在不少問題,但是由於該退的已基本退夠,從而開始走出低谷,脫離了險境。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二)》,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