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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文革前期毛澤東與劉少奇產生分歧始末


毛澤東與劉少奇

文章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國》

本書簡介:作者對「大躍進」運動後中國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中蘇兩黨的衝突與摩擦、作為「文革」預演的「四清」運動在中共高層產生的嚴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起因等歷史事件進行了較全面的回顧……

毛澤東對社教運動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指責「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還談到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

薄一波後來回憶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總結前一階段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部署下一階段的工作。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對社教運動的看法出現了嚴重分歧。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就各地社教運動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提請會議討論。

劉少奇說:「陶鑄同志有一封信給我,提出了一個農村新興的富裕階層、特貧階層的問題。還有一些地方提資產階級分子。農村裡面用不用新資產階級分子這個名字?還是叫貪污犯分子、投機倒把分子?」

毛澤東說:「恐怕農民他不懂得什麼叫資本主義。你講投機倒把,講貪污盜竊,他懂得。」

劉少奇又說:「看來,工作隊的骨幹力量不夠分配,領導不很強。是不是戰線過長了?是不是需要縮短一些戰線?如何縮短?」

毛澤東說:「縮短容易嘛,你一縮就行了。」

劉少奇接著說:「有些地方提出,機關家屬裏面很多惡霸、地主、富農、四類分子。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毛澤東說:「也沒有那麼多。全國人口幾億,那些人總之是什麼幾百萬、千把萬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①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提出的問題並不很熱心,且隱隱約約表現出對劉少奇有看法。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情緒,在此之前也有所流露。

1964年11月底,一次聽取工作彙報時,毛澤東對劉少奇說:還是少奇挂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對於毛澤東突然提出這個問題,劉少奇並無準備,只得說:我搞不來這麼多,「四清」我管,“五反”(謝)富治、彭真多管,經濟工作由小平、總理管。毛澤東說:還是你挂帥,小平做秘書長。他們這些人很忙,否則哪個也統不起來。

毛澤東說劉少奇「厲害」,也是事出有因。毛澤東曾一再要求幹部下去蹲點,可有些幹部就是不下去,他也似乎並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而劉少奇負責「四清」一線工作後,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對一些幹部進行嚴厲批評。劉少奇還不止一次地講,不下去蹲點的幹部,不能作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不能當部長、當司局長,也不能當中央委員。他還對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講過同樣的話。這樣一來,不長的時間,就有180多位正副部長、1000多名司局長離開機關下去蹲點了。劉少奇還講過,現在搞社教運動,過去搞調查研究的辦法不行,得學會紮根串聯。這樣的話傳到毛澤東的耳朵,也就難免產生某種不快了。

12月16日之後,會議是上午小組討論,下午舉行全體會議。兩年多的社教運動的結果,不但未能解決幹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反而發現形勢越來越嚴峻。在會上的發言中,中南局的陶鑄提出,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西北局的劉瀾濤說,縣以上爛掉的有嚴重問題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濫用職權,包庇壞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華北局的李雪峰說,情況愈摸愈嚴重,「四清」、“五反”如此。山西8個重點縣縣委,已爛掉3個,常委72人有問題的38人。①浙江省第一書記江華則在給中共中央的一個報告中說,很多基層單位已經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其比例已不止三分之一。

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會議開始時,毛澤東要劉少奇主持會議,劉少奇執意不肯。毛澤東就要劉少奇先講話。

劉少奇一開始就提出: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裕農民階層同廣大貧下中農的矛盾,還是原來提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幹部結合起來同群眾的矛盾?

毛澤東說:地富反壞是後台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農村的問題是這一批幹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不好混,窮得要死。他又說:地主富農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至於這些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又是共產黨,上面又聽他的。顯然,毛澤東認為這一次要解決的是這些“當權派”的問題。

劉少奇似乎沒有跟上毛澤東的認識,繼續說:對當權派,這是頭一仗。但他們後頭有地富反壞。

毛澤東說:漏劃地富變成中農,變成貧農,有的當了共產黨,因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種當權派。

劉少奇又提出主要矛盾問題,毛澤東說:還是講當權派,他要多記工分,五大領袖嘛,五大領袖難道不是當權派?

毛澤東又說:不要管什麼階級階層,只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五大領袖和跟當權派走的。不管你過去是國民黨共產黨,反正你現在是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整我們這個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提出:搞的結果,戶數不超過百分之七,人數不超過百分之十。他說:我提出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那麼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的,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億人口就有一億四,那恐怕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農民起來,紅了眼,影響到你們,你們走群眾路線嘛,就站到群眾那方面,結果樹敵太多,最後不利於人民。他還說:那些貪污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放,我們的群眾就多了。貪污一百塊錢到一百五十塊錢的解放出來,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劉少奇始終放不下主要矛盾問題,又將這個問題提了出來,並認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毛澤東答非所問地說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這時,彭真插話說:總的提法,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還是我們七屆二中全會提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間,是「四不清」、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主要整幹部。整個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這個整個的提法和這次運動的提法要分一下。這也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矛盾的一種形式。

毛澤東說:一個新生,一個漏劃,一個壞掉,這是對當權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詩,其中有這麼四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幾句話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眾知道嘛。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

劉少奇又說:「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他的。這時,參加會議的一位省委書記問:矛盾的性質是什麼?劉少奇脫口而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立即反問道:什麼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麼性質?

劉少奇說:總不是社會主義。

毛澤東說:是資本主義性質。還加個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搞個資本主義就差不多了。我們搞了民主革命,就為社會主義開闢了道路。

「十七條」規定了社教運動的具體方法,這就是:(一)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二)在貧下中農那裏,紮根串聯,發動群眾,組織階級隊伍,這是主要的。(三)講文件,要抓要點,要講兩條道路的鬥爭,講階級鬥爭。要結合運動的發展,該講什麼就講什麼。(四)在運動中,要抓生產,抓當年分配(生活問題)。不抓生產和分配的問題,勢必脫離群眾。(五)看待幹部,要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對他們,要採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態度。對於有錯誤的幹部,要鼓勵他們交代問題,揭露問題,改正錯誤。(六)對嚴重「四不清」的當權派,也要見見面,宣佈來意,向他們做工作。(七)情況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種:好的,比較好的,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爛掉了的。

「十七條」還就如何兼顧點和面的關係、運動的時間、對隱瞞土地的政策、工作隊的成員、集團問題等方面作出了具體規定。

按照預定的時間,中央工作會議到這一天就算結束了,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們也開始陸續返回。可是,過了兩天,中央辦公廳又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條」停止下發並自行銷毀,中央工作會議則在1965年元旦後繼續召開。

原來,毛澤東對會議就這麼結束不滿。據曾志回憶:會議結束後江青請陶鑄夫婦在人民大會堂的小禮堂看京劇《紅燈記》。演出前,陶鑄夫婦在休息室里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些話的嘛!」毛澤東又問:“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陶鑄回答說:“有的走了。”毛澤東說:“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

1965年1月3日,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國家領導人,劉少奇繼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人大那邊的會一開完,劉少奇就趕忙參加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劉少奇主持「四清」運動的一些做法,作了不點名的批評。

毛澤東一開始說:有的同志提出打殲滅戰,怎麼打?集中1萬5千人,搞一個小縣,28萬人口,搞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繁瑣哲學。我不贊成這種學習,到農村可以去學嘛。

毛澤東講到的「一個小縣」,是指河北新城縣。毛澤東認為,集中這麼多工作隊員在一起搞運動,人太多了,既沒有必要也不需要這麼多。運動不應該只依靠工作隊,應該依靠百分之九十上的幹部和群眾。他說:紮根串聯,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現在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我看方法要改變。

毛澤東接著說:要那麼多工作隊幹什麼?小站一個陳伯達就行了。他扭過臉問劉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個人去的嗎?還說:反人家右傾,結果自己右傾。

他又說:(應該)一進村就宣佈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佈,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幹部隊伍。對幹部也要宣佈來意。小隊、大隊、公社幹部,無非是大、中、小、無,多吃多佔,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沒有的。貪污幾十塊、百把塊、兩百塊的,他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准,拉倒!其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麼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幹部。

毛澤東還表示,運動中發動群眾,要做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領導群眾起來鬥爭,不要讀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樣紮根串聯,「四清」只清幹部,只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過了一天,即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繼續對劉少奇進行不點名的批評。他說:我聽說有六怕,一怕紮根串聯,二怕沾幹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傾來的。怕右傾成為一種框框。還是江蘇那句話,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現在的問題是工作隊的人數很多,按兵不動,人海戰術。

毛澤東說:現在,有些人好像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幹部貪污幾十元、百把元、幾百元的還是多數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爭取的。王光美去的那個大隊,我數來數去,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個人,沒有第五個人嘛。

會上,有人提出,運動的時間是否可以縮短一些,毛澤東說:時間問題,全國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這句話寫上去是為了防止急躁。事實上,一個單位只要幾個月就行了。搞運動首先要依靠群眾,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數幹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隊。工作隊也要依靠前兩者。

毛澤東還講到了矛盾的性質問題。他說: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一次會議、二次會議都是那樣說的。杭州會議制定十條(按:即「前十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哪裏的那麼多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的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講到這裏時,劉少奇對毛澤東說:對於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麼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當即說:怎麼沒有?張霖之就是。

張霖之時任煤炭部部長。經毛澤東這麼一說,劉少奇不敢再說了。

毛澤東如此尖銳地批評劉少奇,除了在主要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及如何搞法這些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這個主要原因外,也與當時正在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各地反映的情況有關。在這次人大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充分肯定了調整國民經濟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與會代表也都認為各方面的形勢越來越好。在這天的會議上,宋任窮在講話中說,現在形勢一年比一年好,生產一年比一年好,毛澤東插話說:「在人代大會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正如薄一波在其回憶錄中所說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這種氣氛,各地對‘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對少奇同志的不滿。”

這天下午,毛澤東還將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找去談話。毛澤東說,人代會上講的一片光明,黨內開會一片黑暗。過去看不到螞蟻(指階級鬥爭),現在又說滿地是螞蟻。他還談到了打殲滅戰的問題,認為一個地方集中的工作隊員太多了,並強調要依靠幹部的大多數,要允許人家革命,在這個地方不行,可以到別的地方去革命。

1965年1月6日,已經回去的省委書記們又陸續來到北京,繼續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又多次講到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並對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作了批評。

1月13日,毛澤東在同一些省、自治區負責人談話時說: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麼辦?我總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後,一路上從天津到南京,經過許多地方都沒有聽到反應。

第二天,毛澤東在各中央局書記會議上說:1963年5月杭州會議寫出了第一個「十條」,為什麼剛過了三個月,9月北京又搞了個「十條」。只有三個月,有那麼多經驗?

1965年元旦之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主要內容是修改「十七條」,這項工作主要由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負責。經過一個星期的討論、修改,原來的「十七條」變成了「二十三條」,文件仍定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當然,這個文件不但條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內容有了很大的變化。

「二十三條」與「十七條」比,增加了“形勢”,“搞好運動的標準”,“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抓面的工作”,“幹部問題”、“建立貧下中農協會”和“思想方法”等七條,去掉了“集團問題”這一條,全文共23條。

在「二十三條」的修改過程中,毛澤東親自對文件作了多處修改,並加了一段措辭很嚴厲的批語,如:“不是說什麼社會裏‘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說什麼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裏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②

「二十三條」提出,絕大多數農村基層幹部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對待幹部要一分為二,要採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態度,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是多數;對於那些犯輕微「四不清」錯誤的、或者問題雖多但交代好的幹部,要儘可能早一點地解放出來,逐步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四清」工作要走群眾路線,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數人當中活動,也不要搞人海戰術。「四清」要落在建設上面,增產要成為搞好運動的標準之一。這些規定,對於糾正1964年下半年社教運動中的許多「左」的做法,維護農村的穩定,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但是,「二十三條」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四清」運動中「左」的指導思想,相反,它認為“我國城市和農村都存在著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反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恢復資本主義。這種階級鬥爭勢必反映到黨內”。並且強調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支持這些當權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這就把鬥爭的矛頭尖銳地對向了黨的各級領導人,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十三條」去掉了原「十七條」中關於“紮根串聯”的相關內容,代之以“在整個運動中,省、地、縣級黨委和工作隊,必須逐步做到,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幹部大多數(包括放了包袱的幹部),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等規定。

此外,「二十三條」規定,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城市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去稱為“五反”運動,以後通稱「四清」運動,取消“五反”的名稱。

1月14日,此次歷時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終於結束了。可是,這次會議卻造成了毛澤東和劉少奇這兩位主要領導人之間巨大的裂痕。經歷了這次會議的許多人都為這種情況的出現而憂心忡忡。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找到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劉少奇也為此主動找毛澤東談話,並作了自我批評。他還在自己家裏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他人的批評和幫助,並且讓陳伯達將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澤東彙報。①然而,劉少奇的這些努力,並非達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中央政治局在開會時,劉少奇檢討說:對主席不夠尊重。毛澤東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事已至此,兩位偉人之間的裂痕已是無法彌合了。

經歷了這個過程的薄一波後來回憶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回顧說,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麼時候明顯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印發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並且規定:“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抵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1月2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宣傳〈二十三條〉的通知》,要求點面結合對「二十三條」進行廣泛宣傳,點上要傳達到全體「四清」工作隊員,面上要向所有的幹部群眾進行宣傳。中共中央還要求將文件印成佈告,發給農村的每一個黨支部和每一個大隊在室內張貼,在城市的一切工廠、機關、學校、街道的支部和軍隊的連一級單位也要在室內張貼,以教育和鼓舞廣大人民,孤立極少數社會主義事業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