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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精英繼續評特首不「盲撐」警員講法 分析背後折射出香港公務員特質

內地網紅兔主席一連幾天評論香港時局,繼日前他發文表示,不同意林特首有關「不會“盲撐”每一個警員」的講法後,再發長文分析目前香港的管治團隊及解決目前困局的難點。

兔主席的結論係:「最近很多人討論港人能不能治好港的問題,在今天社會越來越政治化、激進化的香港,期待由老公務員為主體、領導的特區政府承擔政治角色,發揮政治作用,採用政治手段,解決政治問題,背負政治責任,看來有點勉為其難。」

有興趣了解內地精英對目前香港局勢的分析,值得一看:

香港公務員——“非政治的動物”

兔主席

林鄭昨天提出對暴力要一視同仁,不會“盲撐”每一個警員,搞了個一碗水端平,讓HKP、藍營、港漂、內地觀察者都很有意見,此事本博昨天已經評價《對香港員警必須無條件支持》:在這種涉及政治安全及穩定性的重大社會衝突中,政府必須依賴員警發揮國家機器的作用,使用高於暴力抗議者的一級或數級的武力,對後者實施震懾,方可能止暴制亂。

如我昨天所說,國家機器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不是處理一起交通意外或超市盜竊案,不是在維護處理個人與個人的關係,而是維護政權的安全、保護社會的穩定、保障公民的福祉利益。

我們可以關注近期在西班牙巴賽隆納、智利聖地牙哥、英國倫敦發生的抗議活動,政府都會採用強力解決手段:譬如宣佈緊急狀態、進行宵禁,在特定地方及特定時候限制個人集會及活動,員警會使用顯著升級的武力,進行大規模近乎無差別的拘捕。在一對一的微觀情景下(即員警針對個別示威者),肯定會有員警使用暴力(police brutality)的觀感。同時,由於這是非常時期,員警面對集體運動(暴力的烏合之眾效應可能蔓延或擴散),必須被授權使用升級武力。

這時員警的角色是國家機器,代表政府行使對內主權,反對派的關係。員警的行動是超常規、超法律的,從本質上是政治的。員警的這種角色及活動,只有政治家(而非警隊官員)予以政治授權才可能進行。

HKP總希望“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希望特區政府(GOSAR)能夠通過其他手段來化解社會不滿,止暴制亂。但GOSAR面對的問題和HKP一樣,本質是政治問題,不是政策問題,也必須採用政治手段解決。所以,GOSAR的思維方式、立場、切入點、方法論、手段都應當是政治的。政治手段中的一種,就是對HKP予以充分的政治支持、政治授權,要求其代表國家機器強勢執法。這是所有政治解決手段中效果最直接,也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但HKP沒有得到政治支持和政治授權。這個問題不在HKP,在GOSAR。與香港的政治建制(權力分立)及長官的個人能力都有關係。特別由於香港建制如此,又存在deep state的問題,行政長官必須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對其個人的政治素質和能力要求確實非常之高。

再看昨天林鄭(LZ)的另一段講話。近期有傳媒報導GOSAR正在研究“記者發牌制度”——源于我們能清楚的看見,這次香港運動中,媒體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不僅僅是主流媒體在進行有偏見的報導,而是極大量的“記者”沖在衝突現場一線,對HKP執法行動進行百般阻撓,並且對示威者進行各種掩護,成為HKP不能執法的重要原因。所謂的媒體早已放棄了中立立場,做出明確的政治選擇,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他們的立場和選擇都是政治性的。

同時,記者發牌管理不規範,進入門檻很低,各種真真假假的記者充斥現場,成為這次香港運動的一大特色問題。這種問題在全球其他地方恐無先例。數個月來,媒體的角色不斷被觀察者詬病,HPK作為一線執法者,一定是最希望對媒體進行規範和管制,為正常執法掃除障礙的。

GOSAR現在需要做的,就是對媒體/記者群體進行合理規範,限制他們在運動中的負面作用。這個決定在“和平時期”是不需要做的,但在支持警隊執法、止暴治亂這個非常時期卻是必要的,是一種政治決定,一種非常時期的政治手段。

而在接受港台訪問時,LZ居然表態斷然否認政府在研究發牌制度,“[政府]無任何意圖、無任何計畫去做統一記者登記,更加不會做所謂去審核究竟什麼人可以採訪的工作。”

這和她對HKP講話的邏輯是一樣的。她看到有很多市民是反警的,所以為了照顧這部分市民的情緒,她就一碗水端平,把員警下降到和暴徒一個道德平面上,把自己撇開,好像自己是一個和平時期的、置身於世外的協力廠商仲裁者。

她看到媒體背後有反對派市民情緒的支援,怕得罪這部分市民,就又把自己撇開,好像自己是一個置身事外的和平時期的協力廠商仲裁者,從“第四權”這種抽象角度詮釋問題,不對媒體做出約束,不給HKP以支持。媒體直接參與運動,亂象橫生,HKP執法遇到困難,好像都和GOSAR沒有關係。

當前,香港面臨的是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必須從政治角度去理解和解決。政府必須自上而下萬眾齊心,有強大的政治意志力和決心。而LZ在這種時候,卻不去從政治角度理解問題,不願意做出政治選擇,不去以政治手段解決問題,那她當然是在回避責任、拒絕承擔。

結合她以前的講話,比如說“要同時服侍北京和香港兩個master”,對適用緊急法一直保持很大顧慮,還有追溯到更早期,對適用土地收回法就表示顧慮(這是解決香港重大民生問題所必須強烈推行的公共政策,具有政治維度),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做法有非常強的共性特徵,就是害怕政治、回避政治。

以LZ為代表的GOSAR高級官員的形象現在越來越清晰了。我相信內地對他們這個特徵的了解也是有個過程的。

我相信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不能僅從個人角度(例如能力、品德、政治立場等)對他們進行分析,而是看他們成長的土壤。

第一沒有政治意識。(另一種說法就是“在政治上沒有sense”)。所謂沒有sense就是不瞭解什麼是政治(政治其實是一個社會之內各種社群、團體、利益、意識、觀念的博弈),不懂得透過政治的維度、角度、視角來看問題,看不到任何一項政策舉動背後帶來的影響。在不成熟的情況下自信的強推修例,就屬於缺乏政治意識;對香港重大民生問題、民情問題沒有體察,屬於缺乏政治意識;在非常時期需要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不論你有沒有能力做,只是說你需要有這個立場和意識),也是缺乏政治意識。政治意識不是一下子能教會的,本質是一種理解世界的認知方式。香港現在進入中美全球博弈的前線,本土年輕人又高度政治化,脫中政治運動越來越頻繁,GOSAR的高層行政人員缺乏政治意識,不能處理政治問題,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香港不光是GOSAR高管缺乏政治意識,而是社會普遍問題(比如日前中大段校長對學生的講話就是缺乏政治意識的代表)。這裡有歷史、社會、文化方面多種成因。首先中國南方沿海重商主義城市的政治意識都不算強(但會受到中國國民政治意識的影響);香港又長期接受殖民統治,老一代的政治認同和政治意識被壓抑,這方面缺乏就不足為奇。

第二缺乏政治素質。政治素質包括多方面的能力,其中包括政治意識。

我理解做政治家最核心的幾條素質;

1)需要對政治極為敏感:對社會內外(即國際國內)大的社群、團體、利益、意識的博弈非常敏感,要有比較好的觀察能力和直覺(Trump非常缺乏知識,但他有不錯的直覺),要非常善於對利益和利益攸關者進行分析;要有一定的歷史知識和歷史思維能力(聯繫古今);要十分瞭解自己所處的社會,等等 

2)要有非常強的溝通能力和理解能力:要善於與你的決策所將影響到的人們聯繫起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聆聽他們、感化他們、說服他們、改變他們 

3)要有很強的協調、管理和推動能力:政治就是撮合不同的利益:把不同的人和群體弄到一起去,找到共同點,辦成一件事

4)要有領導力(leadership)、個人魅力(charisma)、感染力,就是各種人都願意聽你說話,能被你打動,被你感染、昇華,相信,願意把自己社會的命運交給你。前述的溝通能力、協調推動能力也與領導魅力有關

5)需要能夠在重大問題上拍板決斷。在重大問題上要能有擔當,承擔責任,而且是承擔歷史責任,要能做政治決策(而不是制定某項政策)

6)要有非常強的抗壓能力。心理脆弱、易陷入抑鬱症、容易崩潰的人可以當藝術家,但不適合當政治家

7)要有溫情(compassion),但不能同理心(empathy)過度,同理心過度的結果就是不能得罪人,不敢決策 

就看上面這些,一眾GOSAR高級官員都不具備。他們是典型的公務員,事務性的,負責制定某項具體的政策,但不是政治家(politician),更不會有所謂的statesman。

所以,請這些官員面對市民,與市民對話,那只能是災難性後果。

他們之所以不具備政治家素質,乃是因為本來就是按照公務員培養出來的(educated and trained as civil servants),需要有政治維度考慮,需要有政治拍板的政治決策是殖民者做的,公務員只需要制訂、執行及彙報。他們基本都是政治任命(political appointees),不是通過選舉產生。即便是特首,也是間接選舉產生,不需要具備普選所需的聯繫群眾、發動群眾的政治素質。

讓他們一夜之間突然轉變為政治家,確實勉為其難。 

第三有政治中立性(political neutrality)的定勢思維 

LZ上面的各種說法,都可以歸結為逃避政治:在政治上不選邊,不站隊,回避政治決定。所謂政治決定,必然是涉及某個立場,某個主義、某個價值觀,帶有主觀性的。譬如維護中國主權完整以及主張香港獨立(或脫中)背後是兩種價值觀。左翼經濟政策和右翼經濟政策也是兩種價值觀。基本上任何帶有主觀性、價值觀色彩、特定立場角度的選擇都是政治的。 

在西方代議政治裡,都要求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political neutrality),意思是說,公務員就是具體制訂政策、執行政策、負責具體治理管制的公共機構。但選擇迎合哪種意識形態、哪種價值觀、服務哪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如何進行長短期考慮、如何進行內外考慮,這些大部分是政治的,由民眾通過選舉產生的政治家決定。政治家獲得了授權後,自上而下接管政府公務員體系,統領公務員負責具體的政策執行。 

公務員的任務是服務那些擁有政治授權(political mandate)政治家,可以從政策和技術上提出自己的意見,但不能從政治上挑戰政治家。 

所以,美國財政部公務員們對Trump主導下與多國發生的貿易摩擦有看法,或國務院及五角大樓對Trump對敘利亞、伊朗的政策有極大不滿,但都沒有辦法,只能執行。因為Trump有政治授權,而公務員沒有。公務員只是納稅人資助用來支持選舉政治家的。公務員如果參與政治,從政治上反對選舉政治家,那就是站到了納稅人的對立面,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在成熟的代議民主國家,選舉政治家與官僚體系的摩擦與協作是一個恒久的技術問題,但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性是絕對的金科玉律。

GOSAR的高級官員都是在政治中立的土壤裡成長起來的。薰陶、浸淫他們的就是政治中立原則。突然要在非常時期做出重大政治選擇、承擔歷史性的政治責任。 

因此,再理解LZ及其團隊就容易了:他們的畢生訓練使得他們很難脫離定勢思維——他們的預設模式都是政治中立,不站隊,不選邊;不站隊不選邊是默認正確的。缺乏政治意識和政治素質使得他們不知道在什麼情景下應當將預設模式調整政治不中立。 

這就進入了最後一條,“恐懼政治”。

第四是恐懼政治。 

1)因為缺乏政治意識,GOSAR高管眼裡似乎看不到政治,同時缺乏判斷,不能分辨哪個問題屬於政治範疇,哪個不屬於政治範疇,只是政策範疇;不知道自己選擇可能產生的廣泛政治影響(domestic and external political implications/repercussions); 

2)因為缺乏政治素質,也限制了他們的政治想像力和膽魄:一旦某個解決方法可能涉及脫離常規、超法律、超常規、涉及政治判斷及解決方法(例如廣泛的動員、宣傳、溝通、對話、協調、談判、撮合、說服感化、實施領導力)時,就脫離了他們熟悉和舒適的領域(comfortable zone),他們會覺得這種做法超出了他們的理解範圍、能力範疇,不具備操作性,勉為其難,因此從認知上會主動把門堵死,選而求其次,尋找自己熟悉的方法。因此,在遭遇如此巨大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動亂時,LZ的施政報告仍然是一個正常時期的報告,以生硬的方式表達,充滿零碎的、技術的具體政策,沒有能從更高維度回應市民訴求,安撫市民情緒,exercise leadership,為香港的未來、在撕裂的市民中找尋新的和平共處方式、新的共識提供富有感染力、前瞻性、有價值引領的表述——都沒有。這確實超出了他們的意識、理解和能力範疇。他們絞盡腦汁也只能回到自己熟悉的政策領域; 

3)既然如此不擅長政治,特別在反對派仍然聲勢浩大,不少市民情緒仍然激動,批評力量排山倒海,他們就更看不清楚問題,找不到自己的立場和位置,然後一個錯誤接另一個錯誤,狼狽不堪,無法收場。我想他們內心深處的反應是:我們從來就沒有為這個時刻做好準備,不要對我們苛求太多。我們要伺候這麼多方面(又是北京又是香港又是中國又是美國,這麼複雜,我們怎麼搞得清楚啊),我們容易麼(成天被罵,街不能逛、髮廊不能去),我們也就是做一份工,你以為我想做麼(我也想過撤啊),有本事你來做啊。 

就是這個心態,如果說一開始他們還有立場,情況越發展,形勢越複雜,他們就越來越難受,越來越不願意“蹚政治的渾水”,不願意站隊選邊、背負這麼大的責任,就想老老實實做個公務員。 

亞里斯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political animal)。GOSAR的高官們想說的卻是:我們其實是“apolitical animal”(“非政治”的動物)。如果各方和情勢再逼他們,他們最後要說,我們根本就是“anti-political”的(反政治的)animal,不要逼我們了!

我們再回顧一下香港的形勢: 

1、香港目前遇到的是重大政治問題,反對派的訴求是政治性的 

2、香港本土派/激進派/泛民反對派的脫中訴求觸碰政治底線,必須做出鮮明政治表態,不能含糊 

3、整個香港社會已經泛政治化 

4、以年輕人為主體的香港本土派/激進派(及更年輕的新生代)不但高度政治化,且已激進化。政治將是香港社會未來的重要主題

5、對香港目前遇到的形勢需要進行政治判斷,在政治決心和意志力的支持下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對相關政府部門提供政治支持

上面的關鍵字就是政治、政治、政治、政治。一切都是政治:社會矛盾已經推到一個臨界點,公務員港人按照“常人政策”的模式已經hold不住了,治不了。一切都圍繞政治發生,需要政治解決。年輕人現在眼裡全是政治,只談政治;而老一代當權者眼裡卻沒有政治,不談政治,呈現出非常奇特的兩個極端。 

我們覺得LZ和GOSAR軟弱,立場不堅定,拿不出政治手腕,甚至行為越來越無法理解,原因就是這些視角,這些思維方式,所要求的政治判斷、意志和素質,可能早已遠遠超出了他們能力。 

最近很多人討論港人能不能治好港的問題,在今天社會越來越政治化、激進化的香港,期待由老公務員為主體、領導的GOSAR承擔政治角色,發揮政治作用,採用政治手段,解決政治問題,背負政治責任,看來有點勉為其難。 

(全文結束)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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