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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175位將軍的平反經歷(圖)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和老將軍不斷被打倒。他們當中,有的發病含冤死去;有的被殘酷地迫害致死;有的身心正在受著折磨。到了「文革」中期,特別是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在毛澤東的關心和周恩來的努力下,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1972年1月陳毅元帥逝世後,在不長的時間內,有175位將軍相繼獲得平反。


  毛澤東表態賀龍案子錯了

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團塵埃落定。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毛澤東若有所思地說:「看來賀龍同志的案子假了。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

周恩來抓住機會向毛澤東建議:「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

毛澤東點頭同意。不久,周恩來宣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以上幹部政策;國務院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解放」幹部的審查報告都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

說到為175位將軍平反,不能不提一下當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維新將軍。

田維新,原名田俊卿,生於山東東阿。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川東軍區大竹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11軍32師政治委員。1952年參加抗美援朝,曾任志願軍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1958年回國後,任軍副政治委員,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員,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晉陞為少將軍銜。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

1973年初的一天,周恩來把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維新將軍叫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說:「我今天找你來談幹部問題,光給你一個人說不好,你再找一個人來吧。」

田維新立即用電話通知總政幹部部部長魏伯亭馬上過來。周恩來對他們說:「找你們來,是談陳再道同志和鍾漢華同志的問題。」

陳再道上將生於湖北麻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河南軍區司令員、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副部長兼武漢軍區司令員。

鍾漢華中將生於江西萬安,新中國誕生後,曾任四川軍區副政治委員、西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解放軍軍事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廳廳長、武漢軍區第二政治委員。

陳再道上將和鍾漢華中將是在武漢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所謂「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根據周恩來的談話精神,田維新與魏伯亭回到總政以後,經過調查甄別,寫出報告,送政治局討論。在討論時爭論十分激烈,雖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卻沒有什麼事實根據。陳再道上將「解放」後,再回武漢軍區任司令員比較困難。考慮給他安排一個相當的職位,可是當時大軍區一級的正職都各有其人。田維新便去請示周恩來,結果決定:先委屈一下陳再道將軍,安排一個大軍區副司令的職位。

田維新將軍給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考慮讓陳再道到那個軍區任副司令員。司令員回答說:「他是我的老上級啊!」話雖只有一句,意思很明白,讓老上級去當副手,這工作不太好開展。可是,別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維新再次給這位司令員打電話,司令員乾脆直說了:“老田,千萬別讓他來。”找來找去,最後找到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

韓先楚上將當時是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難得他爽朗表態:歡迎陳再道來福州。這才算解決了一個難題。

陳再道後來還擔任了中央軍委顧問、鐵道兵司令員、中央軍委委員,1982年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鍾漢華「解放」後,先後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裝甲兵政委,1979至1982年任成都軍區政委,1987年1月2日在成都病逝。

  四上將聚集福州軍區

1955年人民解放軍授銜時,有57位將軍獲上將軍銜。到70年代初,已經有幾位中將出任大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卻彙集了4位上將。福州軍區乃一塊福地。

那是陳再道上將到福州軍區任副司令員不久,王建安上將也獲「解放」,面臨一個工作安排問題。王建安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任志願軍第9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4年春回國,1956年12月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1961年10月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王建安是在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的任上,因所謂「搞修正主義」被打倒的。現任大軍區司令員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級。遇到了這樣的難題,田維新只好又去請示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說:「你找韓先楚再談一談。」田維新便再次找韓先楚商量。韓先楚說:“我這裏已經有一位老同志了,別的軍區也可以安排嘛!”碰了一個軟釘子,田維新半開玩笑道:“韓司令,我是徵求你的意見,可這是總理讓我徵求你的意見。”韓先楚還是不鬆口。田維新深感棘手,又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略一沉吟:“還是放韓先楚那裏,開會時我與他談。”

幾天後,韓先楚奉命進京。田維新一見便招呼:「老韓,這次總理找你談了,你不能不給總理面子吧?」“見了總理,我也還是有困難啊。”韓先楚說,“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級!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韓先楚說的是實話。王建安在紅軍時代就是軍政委,而韓先楚那時候還是師長。誰知周恩來找韓先楚一談,韓先楚就心悅誠服地同意了。於是,福州軍區又多了一位上將副司令員。

李志民上將重新工作後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軍區政委。4位上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總理的關心與楊勇的大度

一次政治局開會,周恩來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維新提了一個問題:「楊勇、廖漢生是怎麼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維新面面相覷,他倆也不知底細,只好如實回答:“不知道。”

「你們去調查一下。」周恩來說。這就是周恩來的領導藝術,點到為止,從不劃框框,結論由做具體工作的同志通過調查研究去下。總政治部立即派人調查。 楊勇上將,原名楊世峻,生於湖南瀏陽文家市。1953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20兵團司令員,組織指揮了金城戰役,後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1958年回國,先後任北京軍區司令員、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

廖漢生中將,生於湖南桑植。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書記兼青海軍區政治委員,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國防部副部長。

廖漢生的子女曾於1972年7月1日給毛澤東寫信:「我們聽到主席曾幾次提到要讓父親出來工作,我們非常高興,都盼望父親能儘早地出來為黨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見有任何動靜。我們請求讓父親回到北京,回到家裏,在外面等待組織結論,以便讓他了解形勢,熟悉情況,檢查身體,治療休養,好更早地回到為黨和人民工作的崗位上。」

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在這年7月7日編印的《來信摘要》第465號上摘登了這封來信。毛澤東看到這封信後,在《來信摘要》上寫道:

送總理閱處。

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閱後請交劍英、德生一閱。

廖漢生復出後,先後擔任南京軍區、瀋陽軍區第一政委,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

楊勇被打倒時,林彪一夥無限上綱,甚至把楊勇部下的參謀、科長的事,一股腦兒地算到他的賬上。總政治部重新審查楊勇將軍的結論出來後,根據周恩來批示,田維新親自跑到楊勇的住處,徵求他對審查結論的意見。楊勇很大度地說:「總政作的結論我沒意見。」

結論作出後,楊勇將軍等了半年,才於1972年5月被分配到瀋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不久,調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上任之後,周恩來再次批示:「田維新同志給楊勇作的結論似乎口徑嚴了一些,請你再徵求楊勇同志一次意見。」

儘管周恩來的批示口氣很和緩,田維新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帶著總政的一位處長去京西賓館拜訪楊勇。不料楊勇還是說沒有意見。田維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楊勇才說,結論中提到的一個問題,是一個科長乾的,但是自己負有領導責任,「寫在我的頭上也是可以的」。

楊勇將軍1977年起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副秘書長。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秦基偉驚喜總理要見他

又是一次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提出:「秦基偉、李成芳到哪裏去了?」

秦基偉和李成芳都是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都在劉鄧大軍和志願軍擔任過軍長,都於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革」開始時,秦基偉是昆明軍區司令員,李成芳是政委,無辜被關押。

秦基偉是一員戰功卓著的虎將,抗美援朝時的上甘嶺戰役主要就是由他指揮的。為了打倒秦基偉,林彪一夥到處散佈說,秦基偉是賀龍的人。原來,志願軍回國之後,秦基偉先後出任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司令員。而昆明軍區是建國初期的西南軍區撤銷後組建的兩大軍區之一(另一個是成都軍區),賀帥是西南軍區的司令員。

田維新把調查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根據我們調查掌握的情況,秦基偉被關押在湖南,由廣州軍區負責,具體情況還不很清楚。」

周恩來當即指示:「把他調回來嘛!」秦基偉到北京以後,住在京東海運倉第一招待所。一天,周恩來通知田維新,他要見見秦基偉。田維新立即打電話到招待所,服務員回答說,秦基偉將軍散步去了。田維新告訴服務員:“你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讓他馬上給我回一個電話,總理要見他。”不一會兒,秦基偉的電話便過來了。他聽說周恩來總理要見他,很激動,在電話中問道:“總理要見我,我穿什麼衣服去?”田維新說:“穿軍裝。”秦基偉問:“那我還戴領章嗎?”田維新說:“當然戴。”

軍裝,尤其是領章,是軍人的標誌。但是秦基偉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剝奪了戴領章的權利7年。此刻他剛剛恢復自由,尚未恢復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問。

周恩來與秦基偉進行了一次單獨長談。落實政策後,李成芳任第5機械工業部部長;秦基偉先後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員,後任國防部長。

  周恩來妙對「四人幫」

按照規定,每個被「解放」的將軍最後都要經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政治局會議一般在下午7時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4位將軍的審查結論。每位將軍都有一份材料,與會的政治局委員人手一份。材料發完,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便宣佈:「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維新講材料時,發難的就是「四人幫」,尤其是江青和張春橋。

田維新回憶說:「在討論老將軍‘解放’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與江青爭辯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怕了,無非是多幾頂帽子就是了。」

老將軍的記憶中,周恩來主持這樣的政治局會議,說話不多,只在要害處說一兩句。不過常常是他的一兩句話一出口,江青一夥就爭不起來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來雖然話不多,但他感到需要誰支持一下,便會及時點將:「劍英你說呢?」他從不在會上與江青公開爭論。如果江青誣人太甚,周恩來就會及時地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述說一遍,然後反問一句:“這個事能扣這個帽子嗎?”

經周恩來這麼一反問,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了。

由於江青一夥的發難,175位將軍的「解放」在政治局討論時,沒有幾個是很順利的。顏金生將軍是比較順利的一個,但也連闖了江青設置的三道關。

顏金生少將是湖南茶陵人,1932年參加紅軍。建國後擔任過西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政委、志願軍軍政委、武漢軍區政治部主任。「文革」開始前不久,他轉業調任文化部副部長。田維新在政治局會議上介紹說:“顏金生是軍隊轉業幹部,到文化部工作時間不長,沒有什麼錯誤。”其實,當時文化部系統控制在江青一夥手裏,把顏金生從文化部系統調出來,由軍隊去安排,這就跳出了江青一夥的魔爪。這是周恩來「解放」將軍的一著巧棋。

江青一聽又發難了:「顏金生有錯誤,他推行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

田維新說:「顏金生是工農幹部,識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麼文藝路線。」

朱德元帥一聽江青又要無理取鬧,一板一眼地說:「顏金生他就不識幾個大字。」

總司令一言九鼎,江青頓時啞了。田維新又介紹說:「準備把顏金生同志派到陝西……」

話音未落,江青又反對了:「你是讓顏金生到陝西給二方面軍壘山頭。他不應分配西北,應該分配到東南。」江青自己拉幫結夥,卻以“山頭”猜忌別人。

李德生說:「現在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二方面軍的同志在陝西已經不多了。」

經過一番解釋,顏金生去西北才獲通過。田維新繼續說,考慮讓顏金生到陝西當政委。江青再次反對:「他犯那麼大的錯誤,當正職不合適。」田維新說明:“陝西省軍區原來有一個政委,派顏金生同志去陝西,是考慮讓他去管軍工企業。現在備戰,陝西軍工企業很多。”

葉劍英元帥也出來說話:「現在備戰,炮彈子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後周恩來表態:「我看顏金生同志調出文化部,到陝西當政委管軍工是合適的。」

周恩來一錘定音,顏金生總算過了關。經過一年多緊張艱難的工作,全軍175位被打倒的高級將領終於陸續「解放」,重新走上了領導崗位。

(摘自:《紅牆大事》 張樹德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