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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與「四人幫」針鋒相對:江青被迫正式檢討


參加悼念活動的群眾與「四人幫」針鋒相對(資料圖)

本文摘自《聚焦人民大會堂》,金聖基 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1

1974年6月,周恩來的病情加重,必須住院治療。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選擇一個人來接替周恩來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鄧小平受命於危難之際,再度復出,負責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他頂住「四人幫」的阻撓和壓力,開始了對全國各條戰線的整頓,短短一年,就使國民經濟、文化教育、部隊建設等各方面出現了嶄新的局面。

1、毛澤東說:王洪文不如鄧小平

毛澤東接受周恩來的推薦,1974年10月4日,他提議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10月1l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近期召開四屆人大。

江青預感鄧小平有可能在四屆人大上接替周恩來,正式主持國務院工作,就導演了一連串妄圖由她「組閣」的鬧劇,特別是“風慶輪”事件。住院治療的周恩來很快得知了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他向即將赴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說:“‘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恰恰是他們預先策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周恩來很清楚,爭論的焦點是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幫」的目的是阻止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和中央的工作。他囑告王海容、唐聞生:“我正在做工作,打算進一步了解情況,慢慢解決問題。”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情況。王洪文也到了。毛澤東再次明確表態支持鄧小平,說:“你們留在這裏談,告訴鄧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比他強。”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對周恩來說。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邊木然。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又說:“他沒有鄧小平強。”一邊說還一邊在紙上寫了個“強”字。這次王洪文似乎聽懂了,十分尷尬。當周恩來彙報四屆人大人事安排,說到“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毛澤東一字一句地說:“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又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人才難」,周恩來看懂了,說:“人才難得。”

毛澤東轉過頭來對王洪文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又關照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會後,你安心養病吧!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平同志來頂。”周恩來鄭重地點了點頭。

由此,在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澤東終於最後下定了決心。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至10日,周恩來在京主持黨的十屆二中全會,討論了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增選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其間毛澤東還指定鄧小平起草《政府工作報告》,要求不超過5000字。鄧小平很快完成了任務。在1月13日至18日召開的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帶病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大會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四屆人大會議後,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各部部長參加的國務院全體會議。周恩來發表講話說:「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決定,我們從今天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以後的工作。今天是開始,對於我來說,恐怕也只能夠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了。以後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總理來做……」

周恩來停頓了一下,環顧會場,加重語氣,又說:「毛主席講,小平同志‘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現在國務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為首,一共十二位。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國務院能出現新的氣象,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2、鄧小賓士鐵路拉開整頓序幕

鄧小平受命於黨和國家危難之際。當時國內的政治、經濟局勢十分嚴峻,「四人幫」的破壞活動還很猖獗,鬧派性、搞分裂,社會秩序也很混亂,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軍隊也存在嚴重問題。經過第二次“起落”的鄧小平,深知自己所肩負的重大責任。他要把他在江西放逐時深入思考的治國之策付諸實施。

1月15日,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軍隊要整頓,要安定團結、消除派性的問題。優良傳統要恢復,三個總部本身首先要整頓。以此為開端,整頓工作在鄧小平的領導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配合下,在各條戰線逐步展開。

回想起從江西南昌乘火車返回北京時,特快列車竟晚點3個多小時的情景,鄧小平決定以鐵路運輸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戰線進行整頓。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決鐵路問題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在北京召開。3月5日,鄧小平以獨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會議。

開會的時間快到了,鄧小平快步走進會場,他冷靜地環顧四周,幾位省、市領導走上前來,笑容滿面地想與他握手,鄧小平卻敏捷地舉起右手說:「今天不拉手了,因為工業形勢不好!」他看著大家,緩緩地說:一個國家,沒有物質基礎,形勢不好啊!

鄧小平掃視著在場的人,說: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麼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他從農業談到工業,談到第四個五年計劃,再談到鐵路運輸,聲色俱厲地說: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害我們的大局。要把這個問題擺到全體職工面前,要講清楚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他談到,對那些派性嚴重的人,要進行教育;對那些鬧派性的頭頭,利用派性混水摸魚,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破壞國家經濟建設,在混亂中搞投機倒把、升官發財的人,必須嚴肅處理。

就在鄧小平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講話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第9號文件。在這份文件上有鄧小平親筆寫上的一段話:對於少數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

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結束時,主管交通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立下了「軍令狀」:保證一個月內見成效。四屆人大組閣時,由鄧小平點將的新任鐵道部部長萬里表示:要把黨中央關於鐵路整頓的第9號文件作為鐵路工作的綱,“不換節目,不改鏡頭”,一抓到底。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貫通東西南北的鐵路系統率先開始了整頓。萬里要求全國鐵路做到「暢通無阻,四通八達,安全正點,當好先行」。 萬里親自率領工作組馬不停蹄地跑遍了幾個問題嚴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鬧派性的造反派頭頭,重新調整了領導班子。鐵路運輸的形勢明顯好轉。到4月份,嚴重堵塞的幾個鐵路局全部疏通,全國20個鐵路局中的19個超額完成了計劃。鐵路整頓初見成效。

  3、鄧小平與「四人幫」針鋒相對

整頓工作初見成效。但是,絕不肯善罷甘休的「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卻對整頓工作進行頑固的阻撓和抗拒。他們把四屆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和整頓工作的各項措施誣衊為「經驗主義」,藉以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具有豐富領導經驗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時間,“反經驗主義”的鼓噪甚囂塵上,什麼“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修正主義的貨色”等聳人聽聞的言論,充斥著輿論宣傳領域。

鄧小平針鋒相對,毫不退讓。他在領導幹部中突出地強調要有敢於鬥爭、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馬蜂窩」。他曾幽默地說自己是維吾爾族姑娘,“頭上辮子多”,不怕人家“抓辮子”,以此鼓勵幹部打消顧慮,敢於鬥爭。

在「四人幫」挑起的所謂“反經驗主義”的鬥爭面前,鄧小平決定向毛澤東作一次專門的“請教”。毛澤東很重視,4月23日,他在一份報告上批示:“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於4月27日開會批評了江青等人反對「經驗主義」的錯誤。5月3日,毛澤東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談話,批評了江青等人“反經驗主義”,搞宗派活動的問題。

毛澤東的批示和談話,在政治局內成了力量對比的轉折點。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經驗主義」的文章停印了;那些咄咄逼人大批「經驗主義」的“反潮流派”,不得不有所收斂。

但「四人幫」並沒有認錯。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言不發。可在會下,他們卻攻擊政治局的批評是“突然襲擊”,是“圍攻”。

針對「四人幫」的攻擊,5月27日和6月3日,在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這些專以“革”別人的“命”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銳的批評。

鄧小平緊緊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幫」編造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和“反經驗主義”這三件事,反問道:為什麼鑽出這三件事?倒是要問一問,對於這些事情,不講明白,沒有好處。沒有什麼過頭的。他不容置辯地說: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總括了歷史經驗。搞小圈子歷來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幫」值得警惕。

在鄧小平單刀直入、切中要害的發言之後,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等先後發言。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語地坐著。張春橋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終於,王洪文堅持不住,做了點自我批評。江青也開口了,她檢討自己對上次的會“自我批評不夠”,“還要加深認識”。

自「文革」發動的九年來,像這樣政治局連續開會嚴肅地批評江青一夥,還是第一次。不到一個月,江青向毛澤東和政治局上交了難得的書面檢查:

「‘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問題,是我個人講錯了話,對不起恩來、劍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擴大了打擊面,造成了不安定團結;關於個人自作主張到處送材料的問題,是無組織無紀律,破壞黨的一元化領導;關於目前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問題,這一提法是主觀片面的,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擴大打擊面,嚴重地造成不安定團結。」她承認:“‘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

  4、全面整頓如火如荼,氣勢磅礴

在工交戰線的整頓深入發展時,鄧小平提出國務院要開務虛會。他認為,前些日子一個一個解決鐵路問題、鋼鐵問題,看來這樣不行。要研究長遠規劃,通盤考慮一下。在鄧小平的部署下,從6月份起,整頓工作在全國全面鋪開。

在以軍隊整頓為主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嚴厲指出:決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他親自主持了對全軍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調整工作,有力地穩定了軍隊,對於抵制「四人幫」的篡黨奪權陰謀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戰線,張愛萍、胡耀邦分別率領工作組對國防科委和中國科學院進行整頓。

教育界是「文革」的“重災區”。教育部長周榮鑫說:“老說過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對。”從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訊》連續發表文章,集中論述這樣一個觀點:不引導青少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就勢必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

文藝界這時也出現了新氣象。被江青一夥誣衊為毒草而禁演的電影《創業》和《海霞》,經政治局批准公開放映了。《萬水千山》、《長征組歌》等有影響的好節目重新公演。

在農業戰線,為了調整黨的經濟政策,中央下發了關於發展養豬業的文件,強調不能把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

1975年夏季,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如火如荼,氣勢磅礴,成效十分顯著。

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製品等,均創造了歷史上月產的最高水平。全年社會總產值增長11.5%,國民收入增長8.3%。在這一時期內還建成了中國當時最大的水力發電站——劉家峽水電站;完成了中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線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鐵路建成通車。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自1972年起陸續談判進口的43億美元成套設備的建設安裝工作,也有了較大的進展。軍工生產經過整頓,面貌也有改變。中央還決定壓縮和調整中國對外援助的支出。對外 經濟援助在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只佔全國財政支出的1%多一點,以後逐漸上升。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上升到占財政總支出的6.3%。1973年竟達到財政總支出的7.2%,主要是對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以及某些非洲國家的援助,已超過了國力所能擔負的程度。因此決定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財政總支出的5%以下。全國財政當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節餘。

全面整頓是老一輩革命家和黨內外廣大群眾糾正「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為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內亂提供的又一次良機。

如果當時能夠按照鄧小平的這一思路走下去,中國歷史將會更早呈現出一種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