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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家反手」的決策模式

武漢大力提高防疫級別,由周五零晨開始,停止全市主要公共交通, 而機場和火車站離境通道,暫時關閉, 大幅減少了在市內和流出武漢的人流。

在農曆新年的春運期間, 在中央指示下武漢急速煞停離開武漢回鄉的人群, 這是非常大膽的決策。有朋友的即時的反應是,武漢如此誇張手法, 會惹起恐慌。我認為這樣看錯了重點。 如今的重中之重是如何遏抑新型冠狀病毒在全國散播, 其他一切考慮都屬次要。

過去,在疫症擴散的時候,決策者大多怕惹起恐慌、怕小題大做、 怕影響經濟…怕這樣怕那樣,怠慢忘身,禍災乃作。 無論是香港的反修例風波,或者是對抗新疫症的散播, 事件苖頭初起時,只是一件小事,但小事慢慢鬧大, 由小風波變成大戰爭,這是典型的溫水煮蛙的過程, 決策者頭腦轉不過來,決策者往往繼續用和平時期的手段, 去應付一場戰爭,結果永遠落後於形勢,讓危機不斷地擴散。 決策者如何可以跳出溫水,不被煮熟,並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

政府官僚決策往往帶有「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的特色。這個決策理論由美國政治科學學者查爾斯. 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提出。 林布隆指出很多人認為政府決策是基於理性主義, 認為政府每時每刻都會考慮各種可能因素,作出理性決策。 其實這種的想法偏離現實, 政府官員的決策並不是一個完全理性的過程, 很多時只是對以往的決策不斷補充和修正,漸進地作出一些適應。 講白一點講,就是小修小補,不會做出大動作。 原因是政府做出大動作的行為, 很容易會招致各種類型的批評和指責。

我如果是做學術研究,會提出一個「炒家反手」的決策理論。 在股市的大炒家,當他看好股市上升,會買入期指,誰知看錯了, 期指一開市便下挫,跌了200點。一般的散戶通常都「不信鏡」, 會堅持自己的觀點,會繼續看好,甚至加注做好倉去「溝淡」。 但專業大炒家遇上做好倉卻跌200點的處境,會忍痛平倉, 還會反手造淡倉。若大市進一步下跌,他們不但可以回本, 還有可能「贏突」。 

我與擅於此道的專業炒家談過,他說當大市的走勢與自己期望相反, 一開始逆走已證明是看錯了。一般的散戶只憑著個人的願望, 希望形勢逆轉, 而專業炒家則認為不理想的走勢有自己不了解的因素, 最好的做法是順勢而行,反手來做。

把這個理論套入政府決策當中,政府一般決策是按「漸進主義」 的方式行事,這種做法最少爭議。但當遇到一些特殊的情況, 當危機的苖頭持續出現時,政府見到勢色不對,就應該馬上設定「 臨界點」,一到臨界點就要改變既有決策模式,換入戰爭思維, 以前怕人罵、不敢做的事情,要馬上做,才有機會阻檔災難擴散。

作為一個期指的炒家,可以設定輸280點(大約1%)作為臨界點 ,一到臨界點就反手。作為面對修例風波的特區政府官員, 原本可以設定某種暴力程度的示威、例如掟汽油彈, 作為扭轉政策的臨界點。作為面對新型流感的內地官員, 可以把新型流感出現人傳人(證明病毒進一步變種適應人體傳播)、 或者以醫護人員受感染作為臨界點,全面提高抗疫級別。 估計中央在上周知道武漢有十多名醫護受感染,就高度介入, 指示武漢用最嚴厲的手段抗疫。

控疫手法愈嚴,能成功控制的機會愈大, 雖然現在很難說這場新型流感一定受控, 但可以說受控的機會提升了。順帶一提的是內地比較專制, 其實這有利防疫,試想如果香港要所有地鐵、巴士甚至的士也停駛, 市民一定嘈到拆天。早前特區政府因應疫情,提出修訂《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將嚴重新型傳染性呼吸系統疾病, 納入為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 本身是醫生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卻質疑沒清晰準則去判斷, 卻要將病人和家屬、同事都隔離,或影響香港的貿易或旅遊業云云。 小小事都有人大力反對,香港根本很難做到武漢那樣嚴厲。

你看澳門, 特首賀一誠已決定取消所有在新春期間舉行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 發燒的人不准離澳,若疫情加劇,更不排除關閉賭場。 若新型流感在港擴散,特區政府有無足夠警覺性去抗疫, 本地脆弱的政治環境是否可以抗疫,實在令人懷疑。

盧永雄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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