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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理論的困局: 民粹主義VS效率主義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英國首相約翰遜的抗疫工作做得很爛,美國周二單日有2.6萬人確診,英國單日有3000人確診,數字驚人,但他們的民意支持高企。據英國民調機構易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民調顯示,約翰遜儘管提出「群體免疫論」備受質疑,但他的支持率達到52%,創下他去年贏得大選以來的最高紀錄。72%的英國選民對約翰遜的表現感到滿意。蓋洛普調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率走勢也類似,他的支持率從44%升至49%,達到任期內最高點。60%的美國民眾認可特朗普抗擊疫情的表現。

或許政治學家(John Mueller)提出的政治概念「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可以解釋,即是每逢出現危機或戰爭,領袖在的支持率就會上升。

不過民意歸民意,英美抗疫工作做得怎樣,學者心中有數,看見用大貨櫃車從紐約皇后區醫院運走大量屍體時,都很難想像這些事情會在美國發生。

西方知名的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忍不住要發話,「看來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們出於各種各樣的壓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險,不論是為了避免傷害經濟,還是保護他們個人的利益。」福山甚至還認為,就是因為些原因,所以特朗普在過去2個月一直沒有準備好去防疫。

著名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著名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大名鼎鼎的福山是《歷史的終結》一書的作者,他在1989年東歐鐵幕倒台時,曾預言西方民主制度是最佳制度,是歷史的終結。福山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撰文,也是從政治體制的高度入手,問「到底什麼可以決定一個國家抵禦新冠病毒的能力。」

福山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撰文

福山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撰文

在這篇文章開頭,福山首先回顧了今年1月當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時,中國遭到的種種抨擊,稱當時由於李文亮醫生這類事件,外界一度認為中國的疫情爆發,是因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導致資訊傳播受到阻礙,由此認定中國的疫情展現的不是疫情的可怕,而是中國那種「集權政治體制」的失調。

福山話鋒一轉說: 「可如今情況對於民主政府卻並不那麼樂觀了。」歐洲現在面臨比中國更巨大的疫情負擔,其中人口只有中國1/20的意大利,其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更是已經超過了中國官方給出的死亡人數。「看來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們,也在出於各種各樣的壓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險,不論是為了避免傷害經濟還是保護他們個人的利益。」福山寫道。

福山的推論重點是:第一,在全球暴發的疫情面前,以往對於政治體制簡單的二分法已經不適用了,識別不同國家能否有效應對危機的那條主要分割線,已經不再是「民主」或「集權」這種體制之分了。因為集權國家和民主國家中都出現了應對得好和不好的案例。

第二,福山認為決定應對疫情表現的關鍵性決定因素,並不是政治體制的類型,而是一個政府的能力,以及更為重要的是,對政府的信任。福山進而指特朗普不行,民眾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度低,因此影響抗疫。結論是問題並非源於制度。

我認為福山作為學術精英,提出了好問題,但答錯了答案。雖然我也是民主體制愛好者,但認為如今一切和體制有關。我一直認為,專制制度如果朝好的方向發展,有精明而不自利的領導,可以發展成為一種以群體利益為尚的「效率主義」,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就是一個好例子。而在抗疫時更表現出來,領導人果斷行動,以救助人民性命為先,先不去考慮經濟,更不是為了自己的民望。

相反對,民主制度可以惡化成「民粹主義」,政客為保民望,爭取當選連任,就投民眾之所好,人民短視不想承受痛苦,不想封城,政客也不會去做。領袖行動猶豫,不以救命為先,又想保經濟,又要無痛,結果決策延誤,死得人多。

福山等高明的政治學者,若不直面西方民主制的問題,不提出改革良方,最後就要寫一本書,叫做《民主的終結》。說到底一個低能的總統,一個不受信任的政府,不也正正是由美國人選出來的嗎?在抗疫這種科學化的考題上,劣質化的制度,一試就露底了。

盧永雄

 

福山在《大西洋月刊》文章詳見: shorturl.at/wzU23

 

圖: 著名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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