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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雙雄」被冤殺內幕:死於黨內爭鬥的結果

【提要】在83年前的今天,1930年2月21日,「井岡山雙雄」袁文才、王佐在永新縣城被紅軍槍殺,死時均是32歲。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暴動的1000餘人來到井岡山。當時,井岡山有兩位綠林武裝的領袖人物,一位是茅坪的袁文才,另一位就是茨坪的王佐。毛澤東率領部隊先進駐袁文才的大本營茅坪,後來通過袁文才的關係,又率部進駐王佐的大本營茨坪。

茨坪是當時井岡山中最大的村莊.多年來,王佐在此苦心經營,後來這裏成了紅軍的大本營。如果當年沒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毛澤東率領的這群「外地人」是不可能在井岡山安營紮寨、落草生根的,僅僅從這一點來看,袁文才、王佐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是巨大的。袁、王被殺,毛澤東知道後,非常氣憤,他說:“殺錯了,要平反!”並批評了堅持殺袁、王的那些人……


油畫《井岡山會師》(資料圖) 

袁、王被殺是我黨、我軍早期革命歷史上發生的一起冤案。建國後,他們兩人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回憶說:「1930年10月,在紅軍最後一次打吉安時,我見到了毛澤東同志,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後,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任江西省委書記,向毛澤東同志彙報江西工作情況的時候,有時也還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還特意會見了袁文才、王佐的遺孀,對袁妻謝梅香說:“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當時造成錯殺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當時黨內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錯殺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通過的《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隊伍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這為錯殺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據。「六大」精神傳到井岡山之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等人,主張把袁、王殺掉;毛澤東等人則堅決反對,最終還是統一到毛澤東等人的意見上來。實際上,“土匪”和「綠林」是有本質區別的。“土匪”是不論貧富,皆為其壓迫和搶奪對象,社會各階級包括貧苦農民都是恨之入骨的。「綠林」則不同,「綠林」本質上是農民武裝,是農民起義軍,宗旨是“劫富濟貧”,貧苦農民是支持和保護他們的,「綠林」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湘贛特委和一些縣委把“土匪”和「綠林」混淆起來,本來就是對袁、王隊伍階級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的影響,是造成袁、王被錯殺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是存在於邊界、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遷移來的客籍人之間有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械鬥。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至鄂南,約有幾百萬人。客籍人來的晚,只能佔據相對比較貧瘠的山地,被佔領平地的當地土籍人所壓迫,素無政治經濟權利。大革命失敗後,在湘贛邊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最為嚴重。

在當時的井岡山地區,大約20%的土籍(原住民)佔據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為佃農,受到土籍豪紳的壓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綠林」,作為客籍民眾領袖和客籍利益的保護者,得到廣大客籍民眾廣泛擁護。可是,由於寧岡的土客籍矛盾由來已久,且結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為客籍革命派首領,在革命初期與龍超清、朱昌偕、王懷等土籍的永新縣委及邊界特委領導人之間關係還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黨介紹人就是龍超清。但袁、龍等人都沒有超脫於當地的土客籍之爭,相處時間長了,他們之間的摩擦與紛爭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說。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後,採取了組織措施,化解矛盾,將龍超清調往蓮花工作;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於1929年初隨紅四軍行動;將何長工調任寧岡縣委書記;同時,對邊界縣、區委幹部也作了相應的調整。毛澤東率主力紅軍離開井岡山後,1929年下半年,湘贛邊界特委與袁、王矛盾開始惡化。

當時在湘贛邊界特委工作的楊克敏在報告中提到:「……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1929年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在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也認為“……照六大會議的指示解決之。”邊界特委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不僅受黨內左的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帶著強烈的個人恩怨與成見,邊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邊界情況的一個報告也說:“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袁、王對我們現在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徵,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的關係日趨惡化。”由此可見,邊界地方黨組織早對袁、王二人深惡痛絕,埋下殺機,邊界特委對這場歷史悲劇應負直接責任。羅克紹事件正好是條導火線,給了邊界特委以借口,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摻雜了地方黨組織領導人與袁、王的個人私怨。

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隊存在的一些不良習氣,是導致事態惡化的主要誘因

袁、王及其部隊雖然已被編為紅軍,但長期的綠林生活對他們的影響很大。許多人過慣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組織觀念淡薄,紀律松馳;袁、王兩人性情高傲,只信仰個人,不相信組織,看不起寧岡當時的縣委書記龍超清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認為他們二人年紀輕,本事不大。因此,他們之間有矛盾,合不來。袁、王曾當著部隊和特委縣委的面說過「毛委員有帝王之相,是個中央才,跟著他是有出息的」、“我只聽毛委員的”,為了把毛澤東留在井岡山,他們主動做媒,促成賀子珍嫁給毛澤東。如今毛、賀結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岡山的著名旅遊景點,庵中一棵古樹上,青年男女把象徵美好愛情的紅綢條掛滿了枝椏。

袁文才本已隨毛澤東率部隊下山,卻中途私自離隊回到井岡山,雖接受了組織處分,但對隊伍仍有影響,特別是對策反羅克紹這樣的大事,既不請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動,是違反組織原則的。當然,這些問題均屬於黨內矛盾,有問題但也不至於要殺掉他們。

1929年2月袁文才從贛南擅自離開部隊跑回井岡山,袁文才、王佐領導的部隊不服從地方黨組織的調派,紀律鬆懈。楊克敏在報告中提到:「袁、王對黨的認識很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個性很強,不接受批評,邊界因此稱為‘特殊黨員’。他們相信自己萬能,槍杆子萬能而已」,最後發展到要武力解決的地步。而且,袁、王作為客籍民眾利益的代表,在處理土客籍矛盾時,始終難以超脫,最後導致與土籍的邊界特委負責人直接對立,也為自己引來了殺身之禍。

四、中央巡視員彭清泉的錯誤指導決策,作出了用軍事手段處理袁文才、王佐的決議,這是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視員到湘贛邊界巡視工作。潘和袁、王都沒有談過話,僅根據他近半個月的巡視,就偏聽偏信邊界特委、縣委的意見,在遂川于田聯席會議上,通過了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的決議。1930年7月22日《贛西南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中記述道:「這一問題是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同志辦理的。」“解決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響,這問題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開會,CY(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縮寫)完全沒有通知,設法把袁、王騙到城裏來”。足見於田聯席會議作出殺害袁、王的決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進行的,表現了當時黨的一些負責同志只知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與決定,不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特別是將柏路會議已經議決過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現出極端的狹隘主義。

五、紅五軍領導人輕信了特委的錯誤意見,未作深入調查便草率派兵解決袁、王,對事件的發生也負有一定責任

當時,袁、王兩部加起來有800餘人槍,其戰鬥力與紅五軍不相上下。湘贛邊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對付,非但達不到目的,弄不好還會反受其害。於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調虎離山,將袁、王誘至永新縣城下手,二是藉助紅五軍的力量。恰在這期間,紅五軍停駐在安福、永新邊界地方。湘贛邊界特委向中央和紅五軍領導人彭德懷反映袁、王的問題,有些問題並不是實事求是,但由於各種原因,彭德懷輕信了片面之詞,同意借兵給特委解決袁、王。

如果紅五軍領導人能深察當時邊界黨和紅軍內的複雜情況,也許就不會聽信特委的不實之詞了。彭德懷後來回憶道:「朱昌偕(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記不清楚了)來我們軍部,向軍委報告情況。他們談袁文才、王佐要叛變,袁、王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 “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與事實不符,那麼我們就犯了輕聽輕信的錯誤。”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文/王洪光(南京軍區副司令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