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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澤東曾如何預言2012年的中國

核心提示:我同蒙哥馬利談話,也說到上面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一九六O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在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


1962年初,周恩來和毛澤東、陳雲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資料圖)

文章摘自新華網原題為《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本文為講話的第四部分

第四點,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例如對於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一九二一年黨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共二十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中間經過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從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時間。那是一次細緻的整風,採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說,不管什麼人犯了錯誤,只要認識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幫助他認識,幫助他改正,叫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團結棗批評棗團結」這個公式,就是在那個時候產生的。那次整風幫助全黨同志統一了認識。對於當時的民主革命應當怎麼辦,黨的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應當怎麼定,這些問題,都是在那個時期,特別是在整風之後,才得到完全解決的。

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時期,中間有北伐戰爭和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我們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北伐戰爭勝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後來又遭到挫折,經過長征,這三十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到陝北以後補充了一點,還是不到三萬人,就是說,不到三十萬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萬人的軍隊強些,還是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強些?我們受了那樣大的挫折,吃過那樣大的苦頭,就得到鍛煉,有了經驗,糾正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所以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比起過去那個三十萬人的軍隊來,要更強些。劉少奇同志在報告裏說,最近四年,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犯過一些錯誤,吃了苦頭,有了經驗了,因此我們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這樣。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於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志呢?

在抗日時期,我們才制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到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幹了二十來年的革命。過去那麼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麼革法,革些什麼,哪些先革,哪些後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歷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志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向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

這個問題,我也向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談過,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叫斯諾。他老要來中國,一九六O年讓他來了。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說:「你知道,對於政治、軍事,對於階級鬥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於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干過,還沒有經驗。你會說,不是已經幹了十一年了嗎?是幹了十一年了,可是還缺乏知識,還缺乏經驗,就算開始有了一點,也還不多。」斯諾要我講講中國建設的長期計劃。我說:「不曉得。」他說:「你講話太謹慎。」我說:「不是什麼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呀,就是沒有經驗呀。」同志們,也真是不曉得,我們確實還缺少經驗,確實還沒有這樣一個長期計劃。一九六O年,那正是我們碰了許多釘子的時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馬利談話,也說到上面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一九六O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在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紀是什麼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裏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在那個時候以前,在十七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個樣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只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志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麼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儘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的各個分業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葯、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斯土壤學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學著作里,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要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於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我勸同志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時止,在這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調查研究,我們從前做得比較好,可是進城以後,不認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們又重新提倡,現在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在領導幹部中間,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幹部中間,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現在還沒有下去跨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麼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已經十二年了。這十二年分為前八年和後四年。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現在,是後四年。我們這次會議已經初步總結了過去工作的經驗,主要是後四年的經驗。這個總結,反映在劉少奇同志的報告裏面。我們已經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將要制定各個方面的具體政策。已經制定了的,例如農村公社六十條,工業企業七十條,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工作十四條,這些條例草案已經在實行或者試行,以後還要修改,有些還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業工作條例。將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學教育條例。我們的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的工作,也應當制定一些條例。軍隊已經制定了一些條例。總之,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的工作,都應當好好地總結經驗,制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使它們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

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幹部,並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後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對於這一點,我們在抗日時期就有了深刻的認識。在那時候,我們這樣做了,就使得幹部和群眾對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整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有了統一的認識,因而有了統一的行動,使當時的民主革命事業取得了勝利,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頭八年內,我們的革命任務,在農村是完成對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著實現農業合作化;在城市是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濟建設方面,那時候的任務是恢復經濟和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不論在革命方面和建設方面,那時候都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以及在總路線指導下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和辦法,因此教育了幹部和群眾,統一了他們的認識,工作也就比較做得好。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在這種情形下,幹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要經過一段時間,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制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歷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制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這件事很重要,請同志們注意到這點。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我們的黨,一般說來是很好的。我們黨員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貧苦農民。我們的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他們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們黨內還存在一些問題,不要想像我們黨的情況什麼都好。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這裏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後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建國以前入黨的只佔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裏面,一九三0年以前入黨的,二十年代入黨的,據前幾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裏面,特別是在新黨員裏面,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上面是我講的第四點。就是講,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覆的實踐,在實踐裏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