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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我見到父親唯一一次痛哭失態


 

胡耀邦(資料圖)

本文摘自《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周海濱 撰寫,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親是湖南人,很愛家鄉的花鼓戲。但在延安,他迷上了京劇。他簡陋的卧室中有一台留聲機,珍存了一些京戲名角的唱片,跟著唱片《打魚殺家》、《空城計》中的蕭恩、諸葛亮學唱幾段,就是他很好的娛樂休閑。他經常向朋友們訴說心中的嚮往:「什麼時候能到北平,聽聽梅蘭芳梅老闆的《霸王別姬》呀!」

1945年12月22日,耀邦同志來到察哈爾省會張家口。城市的規模、設施令他吃驚。他回憶那時的心情是:

對一個從延安來的人講,一切都讓我驚訝。心想中國還有這樣一個大得出奇的城市真難想像。

歷史的機緣讓他1946年4月1日來到北平,但不是欣賞京戲來的,而是到八路軍辦事處的翠明庄,進了北平的軍調部工作。

在隨後展開的整個解放戰爭時期,父親曾擔任過政委的華北野戰軍三縱、四縱都在華北地區作戰。隨著戰爭的進展,在戰爭後期,部隊逼近北平城,曾在昌平的十三陵、延慶的康莊、京西的石景山、房山的琉璃河、平谷的靠山集一帶作戰。北京密雲水庫有一處叫石匣的淹沒區,華北野戰軍三縱在此殲滅過蔣軍數千人。他離開三縱到太原前線擔任第一兵團政治部主任後,在平津戰役中,三縱在友軍的配合下,全殲傅作義王牌部隊三十五軍。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從1952年7月離開他擔任書記的川北行署到京,除去兩三年時間在湖南、陝西工作,「文革」中在河南信陽黃湖農場團中央幹校勞動外,一直住在北京。

父親的痛哭失態,我只見到一次,那是1967年「文革」之中。祖母去世,他還關在團中央大樓中。當我告訴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時,雖然有些驚訝,但仍很鎮靜。一路上,我騎車,他坐三輪,其表情也還平靜。到了醫院的太平間,母親已在此等候多時,我站在他們身旁,正準備三鞠躬,和祖母作最後告別時,他張了張嘴,突然用家鄉話喊了聲:“娘老子,兒子送你來了!”一句未了,“哇”的一聲竟然痛哭起來,頓時淚如雨下,鞠躬之時,全身微顫。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一時不知所措,一邊抬頭看看祖母清癯遺容,一邊從旁瞅瞅父親那神態,淚水也湧出眼眶。走出醫院,他輕輕地念了一句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回到家中,他復又平靜下來,告訴外祖母、母親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時,當過鄉蘇維埃的婦女委員。

 父親給毛澤東主席上萬言書

沒有「文革」就不會有改革,但不能絕對化。「文革」之前,黨內外一些同志就已經看到了蘇聯經濟體制、我國計劃經濟、農業合作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大躍進”中的問題與弊端。劉少奇、張聞天、鄧子恢、孫冶方、卓炯、戴浩天、李雲河、楊偉名等同志,均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當時經濟體制的批評和改進的要求,就是毛澤東本人對蘇聯經濟模式也有不滿。

父親把蘇聯的經濟模式稱為「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他認為這種經濟沒有“實在的可行性”,中國共產黨人這樣勉強堅持下去,“共產主義”只會“遙遙無期”。他看準了一條“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符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

1968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以「莫須有」的罪名永遠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1969年黨的九大又在黨章上欽定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發展到了頂峰。九大召開前夕,父親在擁護“大躍進”的旗幟下,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長信,用他的話來說:“雖然我對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反覆教導,仍然一直頑固的不理解”,但他還是要向毛主席進一言。這裏姑且把這封信稱為《耀邦同志給毛澤東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於1969年3月5日寄送毛澤東主席。

父親在建言信中反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照搬當時還有巨大影響力的蘇聯模式,他說:「完全縮回到或者基本上縮回到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的老框框中去,這是很可悲的。」他並把蘇聯的經濟模式總結為「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

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建設之路,這時已成為他思想中的一個明確觀念。13年後的1982年5月,耀邦同志在和國務院有關部委同志談消費問題時指出,蘇聯高積累,加重群眾負擔的老框框我們不學;追逐高額利潤,巧妙剝奪人民財富的資本主義遊戲規則更不能學;我國要走出一條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改革新路。

父親在建言信中認為,必須走一條與蘇聯「產品交換」完全不同的創新道路,那就是“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新路。他在論述“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農村經濟發展道路時,把勞動力、勞動時間、資金、技術、生活需要、公社集體所有制下各種資源和生產組織形式都考慮到了。從今天改革的實踐來看,他提出的建議多數已成為現實,而且更加實際、細化了。我國農村的企業,先以社隊企業的面目出現,以後變為鄉鎮企業,最後又分化出多種所有制企業。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並沒有過分之處。在九大期間,他給毛主席寫這樣的信,可不是兒戲,因為這是一條與“以糧為綱”、“以階級鬥爭為綱”完全相反的經濟發展路線。

父親在20世紀改革初期,就積極呼籲過,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辦企業,要社辦、隊辦、聯戶辦、戶辦四個輪子一齊轉,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當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期間,他又情不自禁地稱讚這是「異軍突起」、“方興未艾”,希望其佔據經濟總量的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我國改革之前,政府直屬的國有企業,即全民所有制企業,佔有全民巨大資源,但和全國人民的利益沒有直接掛鉤,全民既不知對企業的權益何在,企業也不知對全民有何義務。

父親向毛澤東主席大膽直言,全民所有制企業必須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實際內容。他說:「害怕破除那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個全民皆無,或者全民皆困;丟掉那個把人們頭腦縛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夠實實在在地比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認為要把“全民所無”、“全民皆困”變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應給地方、集體共享全民所有的資源,發展地方經濟,發展社隊企業,以壯大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基礎。

他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資源是全民的,國家可以開礦,地方政府可以開礦,社隊企業可以開礦。也就是說,他主張「地盡其利,資源共享,人盡其才」。1969年,他被打倒了,毛澤東讓他來參加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在當時,只要不發表任何言論,擁護‘文革’,就可以做中央委員。但他說,除關係到整個國民經濟的輕重工業和交通運輸事業之外,原則上公社可以通過上級規劃,通過協商聯合起來,地盡其利的有計劃地興辦一切可能興辦的工業。

父親主張全民共享分用資源,在「文革」中只分到縣市、公社、生產隊組合的經濟組織,建言信中並沒有提到自然人。後來他進入中央領導集體以後,就沒有任何偏見地支持工商個體戶、個體經濟,並把從事這一自謀生路的職業和事業稱為“光彩事業”。

1964年12月30日,父親調到陝西省任省委第一書記、中共西北局第二書記。父親在陝西工作期間,明確主張開放農貿自由市場,不贊成批鬥投機倒把的群眾,強調「四清」運動是教育人的運動,並把大批被關押的社隊幹部釋放出來,對他們邊工作邊考察。結果他在陝西工作了一百天被批判了一百天。1965年6月20日,葉劍英同志攜他乘飛機回京。直至來年3月9日,鄧小平同志路過陝西,針對批胡的會議做了“滅火”的指示,西北局和省委的批判才迅速降溫。不料此火雖熄,“文化大革命”之火又起,整個西北局,整個中央領導,幾乎無人倖免,或被批鬥,或受衝擊,天下真是大亂起來了。從中可知,對於中國應走什麼發展道路,黨內從上到下、從下到上,矛盾尖銳極了。

在「文革」九大期間,父親以“待罪”之身,參加了黨的代表大會。會前他向毛澤東寫出這封建言信。建言信反映了他在「文革」中的現實思想,為以後他在改革開放中的工作做了很好的歷史註腳。在那時,諸如此類的建言不僅毫無用武之地。毛澤東同志可能忙,沒看到他這封信;也可能看後,沒有動怒,才使他又免去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