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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擊金門:毛澤東為何惹怒了盟友莫斯科?(圖)


1958年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


學者沈志華

第一部完整反映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蘇聯解體,中蘇關係複雜曲折歷史全過程的權威力作——《中蘇關係史綱》,日前由新華出版社出版。隨著2007年「俄羅斯中國年」活動在俄羅斯拉開大幕,該書的出版立即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有關專家認為該書是“2007年最值得推薦的一本書”。

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陳兼認為:「中蘇關係是20世紀最重要的雙邊國際關係之一,本書則是在這一課題上造詣最深、最具影響力的權威學者的著作——在我看來,這是每一個對中蘇關係感興趣的讀者的案頭必備之書。」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原社會主義陣營各國檔案文獻的大量解密和開放,中蘇關係史的研究也被推上了一個新台階。一些國內本專業領域一流的專家學者,在掌握大量中國與前蘇聯歷史檔案的基礎上,遵循「以史解史」的客觀原則,寫出了這部《中蘇關係史綱》。他們回顧和分析了1917~1991年中蘇關係的發展史,對中蘇關係的不同階段進行多視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討。

不能用單邊檔案研究歷史

本書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兼職教授沈志華介紹說,該書是從關注抗日戰爭到抗戰結束開始一直到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毛澤東主席訪問莫斯科等歷史問題的基礎上,一步一步研究出來的結果。這部書儘管是一個史綱性質的東西,最初的目的只是為教學用的,因而寫得比較簡要,但裏面的內容卻全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好多問題的說法和以前都不一樣。

據了解,參與此專題研究的學者們前前後後關注中蘇冷戰有十年之久,集中一年的時間創作,才完成了這樣一部著作。

記者了解到,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成立已經有15年之久。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開始把相關歷史檔案對外開放,他們才有機會見到俄羅斯保存的彌足珍貴的歷史檔案。為此,他們3次到俄羅斯複印歷史文獻,當時複印一頁資料需要花一個多美元。後來,他們又多次到美國用微縮膠捲複印檔案。沈志華介紹說,美國曾經花重金從俄羅斯購買了很多檔案,他們保存的很多資料在俄羅斯本土都找不到。

據介紹,他們先後在俄羅斯和美國複印的資料有幾十萬頁之多,光中蘇關係檔案有26卷,請人翻譯出來的字數多達400多萬字。

不僅查找外國資料困難,還由於外交部檔案館中國部分以前不對外開放,幾年前查找國內的資料只能到地方檔案館區尋找。參與該書寫作的專家曾經到中蘇邊界邊上的省市逐一查找資料,如新疆的烏魯木齊、伊犁,內蒙古的包頭,黑龍江,吉林等地的檔案館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我們要求和呼籲不能用單邊檔案研究歷史,必須把雙方或多方的檔案進行比較,才能對歷史了解得更清楚,這也是研究冷戰史的一個重要方法」,沈志華說。

有關專家指出,因為蘇聯解體,檔案資料對國際社會開放,因此在冷戰結束十年後,國際冷戰史的研究開始突飛猛進,有了大量研究成果,這樣的研究成果更可靠。而在此以前研究東西方兩大陣營對抗,只能找到美國檔案,研究起來只能用單邊檔案。

揭秘中蘇關係破裂的歷史真相

「在沒有弄明白歷史真相前,有很多觀點都是胡說八道,因此,這部書顛覆了過去很多所謂的歷史真相,真相就記錄在歷史檔案中,一掏出來就會發現歷史是另外一個樣子,重塑歷史是我們的一個願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沈志華這樣說。


1958年,毛澤東會見訪華的赫魯曉夫。


毛澤東會見秘密來華訪問的赫魯曉夫

《中蘇關係史綱》對人們非常關注的一系列重大敏感問題給予了深刻的解讀: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同盟何以短命?中蘇分裂的過程是怎樣發生的,中蘇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兩國的國內政治是怎樣影響各自的對外政策的?中蘇關係的陰晴冷暖對全球政治格局產生了怎樣巨大的作用?

《中蘇關係史綱》提出了一個與以前不同的觀點:中蘇之間的原則性分歧並非產生於蘇共二十大或1956年。書中指出,在1956~1957年,中蘇關係恰恰處於上升時期。1957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是中蘇同盟顯示其力量和影響的最高峰,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的言談舉止充分反映出一個客觀事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共已經可以同蘇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這時,雙方的分歧開始露出苗頭。

1958年夏天,發生了「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事件。長期以來,在社會上和史學界普遍認為,這場衝突是中蘇關係走向破裂的導火索,其原因在於蘇聯的做法侵害了中國主權,赫魯曉夫企圖控制中國。《中蘇關係史綱》並不贊成這種既定說法。他們認為,真正反映出中蘇在對外對內政策上出現重大分歧並引起尖銳對立的,和後來發生的中共炮擊金門事件關係重大。

中國突然採取的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動之所以觸怒了莫斯科,並使赫魯曉夫感到憤怒不已,其原因在於:第一,事前中國絲毫沒有向蘇聯透露早已謀劃的這次行動。赫魯曉夫認為中國的這種違反常規的做法不啻為對盟國的蔑視和侮辱。第二,毛澤東有意向蘇聯顯示中國可以獨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無須向別人請示或與別人協商。第三,炮擊行動本身充分表明中國不贊成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對外政策。毛澤東認為,中國也可以搞「戰爭邊緣政策」,因為“國際緊張”實際上對美國不利。第四,中國拖延向蘇聯提供在台海危機空戰中獲得的一枚美國“響尾蛇”導彈,這使赫魯曉夫憤怒不已。總之,在赫魯曉夫看來,毛澤東根本無視同盟的存在。

台海危機反映出中蘇在對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魯曉夫對此不能容忍,蘇聯決定給中共一些顏色看。此外,公社問題反映出中蘇在對內政策上的嚴重分歧,毛澤東對此不服,中共決定公開批評莫斯科。於是在1959年10月兩國領導人發生激烈爭吵後,中蘇分別確定了處理兩國關係的相同方針:繼續維護中蘇之間的同盟,但對方必須承認錯誤。1960年伊始,雙方便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闡述各自的觀點和主張,意在規勸和說服對方。後來又在世界工聯會議和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互相攻擊,雙方沒有一個願意讓步。於是,赫魯曉夫終於決定撕破臉皮,宣佈限期撤退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從而使中蘇分歧公開化。

儘管1961~1962年中蘇都有意緩和矛盾,修復關係,但是所堅持的原則仍然是要對方承認錯誤。而1963年7月兩黨會談的結果再一次表明,中蘇之間已經沒有妥協餘地,中蘇同盟的破裂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


1959年,新中國十周年國慶,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章百家說:「中蘇關係是對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最具影響的雙邊關係之一。了解中蘇關係的演變,對解讀中國歷史是必不可少的。這部著作不僅完整記述了中蘇關係的全過程,而且澄清和揭示了不少以往由於種種原因被扭曲和被遮蔽的歷史片斷。」

中蘇同盟破裂對世界格局影響重大

在沈志華看來,在中蘇關係的變化過程中,除了隱含著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普遍性矛盾外,還存在著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以及為此而產生的證明其意識形態正統地位的鬥爭。因為中蘇之間在具體的對內對外政策上的分歧已經上升為思想政治路線的鬥爭、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單純的利益之爭可以讓步,可以妥協,但領導權之爭不在於實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於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因此在原則上是不可調和的。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不共戴天,列寧主義與教條主義水火不容,所以,中蘇同盟的結局只能是分裂。

《中蘇關係史綱》一書指出,中蘇同盟的解體對於中國、蘇聯乃至世界政治的發展都發生了重大影響。

首先,同盟的破裂對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革嘗試產生了阻斷性影響。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提出的新綱領,是繼20年代新經濟政策和戰後列寧格勒派之後,蘇共第三次開始的改革嘗試。同樣,中共八大也開始思考和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問題。但是,中蘇分裂阻斷了這種嘗試和思考。

其次,對冷戰國際格局的變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如果說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最終決定了美國遠東戰略的走向,從而使冷戰從歐洲擴展到亞洲,那麼,中蘇同盟關係的破裂,則最終導致中美關係趨向緩和及正常化,以至中國實際上退出了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對抗為標誌的冷戰舞台。此後,毛澤東又提出了三個世界的構想。

此外,它對蘇聯在冷戰對陣中敗北的結局也產生了深刻影響。中蘇分裂的直接結果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從而導致在以美蘇為首的兩個陣營對抗中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同時,蘇聯在不得不分散力量對付中國的威脅時,不僅增加了本來已不堪重負的國力消耗,而且大大削弱了自身對抗美國和控制東歐的能力。因此,蘇聯最終解體與中蘇分裂不無聯繫。

中國原駐蘇聯大使李鳳林認為:「研究和總結中蘇關係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從歷史演進中獲得啟示,避免重複前時前代所犯下的錯誤,這才可能為中俄關係的長期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甚至為中國處理好同其他國家的關係提供一個可資利用的範式。」


1959年,新中國十周年國慶,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交談


1958年,赫魯曉夫秘密來華訪問,會談結束後,簽署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