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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批判彭德懷:對下級像兒子一樣隨便罵

[導讀]林彪在批判彭說:這個人非常目空一切,對人沒有平等態度。對他的下級像兒子一樣隨便罵,對上級也很不尊重。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錯誤地發起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造成了一個歷史悲劇。彭德懷平反後,所有關於彭的傳記,都把彭塑造為一個剛直不阿的形象,似乎歷史已成定論。毛澤東和彭德懷作為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為何最終分手,其中的原因卻少有論述。1998年,原彭總身邊的工作人員、軍事科學院前院長鄭文翰中將以及王焰、王亞志、王承光同志終於打破沉默,出版了《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一書,使我們了解到當年黨內鬥爭的錯綜複雜,也使讀者了解了廬山會議前後毛彭鬥爭的歷史真相。

上海會議上,衝突公開化

在長達幾十年的革命戰爭中,彭德懷一直是毛澤東最為倚重的戰將。新中國成立之初,彭德懷臨危受命,指揮抗美援朝作戰,打敗了現代化的聯合國軍,立下了赫赫戰功。回國之後,他又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但此時,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卻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俗話說「功高震主」,毛澤東最重視軍隊,但彭德懷在一些重大決策上,對毛請示不夠或不及時,使毛感到彭權重位高,越來越難以駕馭。毛後來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這一段時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提出“要準備對付黨的分裂”,就是針對彭說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養病幾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處於一個尷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擔任國防部長的請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開常委會,當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因“反冒進”受到毛嚴厲批評的周恩來提出辭去總理職務,彭提出辭去國防部長職務。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後,決定“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在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情況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動提出的。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辭職對他表示不滿。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防部長時,毛嚴厲地說:“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不夠嗎?”彭“噤然無語”。

此後,毛與彭的關係驟然緊張,衝突也公開化。就在上海會議上,毛在批評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時,突然話題一轉,對在場的彭說:「彭德懷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為我批評過你。批評你是為你好,我沒有偏心。」還說:“你彭德懷是一貫反對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紀大了,要辦後事,也是為了挽救你。”

這種警告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是極為少見的。說明毛對彭的成見已經非常嚴重,彭應該感覺到政治上的危險。但彭卻是莫名其妙,還問別人主席為什麼敲打他。知情人其實看得很清楚。當時任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回憶:「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似地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主席對彭顧忌之深。而彭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事實也是如此。

彭在幾次公眾場合,說了針對毛的話。秘書們記載: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視察,看到牆上《軍人誓詞》第1條是「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下……」,他說:“這個寫法有毛病,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只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毛主席死了誰領導?今後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後勤學院學員畢業大會上講話說:“軀殼都是要死的,人家說萬歲,那是捧的,是個假話。沒有哪個人真正活一萬歲。”這些話都是大實話,但在那個個人崇拜的年代,這些話都是很“犯忌”的。

這些矛盾和成見,兩人一直沒有機會當面交心,來緩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終於發展為政治鬥爭。當然,大前提是毛錯批了彭。但從秘書的記載看,這個事件絕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時衝動,其中有多種因素的促成。

毛澤東給彭德懷一悶棍

毛澤東召集廬山會議,初衷是要糾正「大躍進」運動中「左」的做法,使國民經濟不致失控。1958年「大躍進」運動興起後,毛就察覺了許多違反科學的做法。在進行大量調查研究後,毛在11月召開鄭州會議,提出糾左。然後,毛又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聽取地方幹部彙報,批評「大躍進」中產生的浮誇風、瞎指揮等問題,並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製度、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等問題。為了把問題搞透,他召集地方領導和中央負責經濟的幹部上廬山,開個“神仙會”,“壓縮空氣”。毛親自定了18個問題,讓大家討論。這說明,毛不是固執己見,要把國民經濟搞垮的,而是看到了問題,準備認真解決問題的。

但是毛有個大前提。「大躍進」是他發動的,全國人民幹勁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躍進的成績,在此基礎上糾正偏向。用毛的話說,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這也是他給廬山會議定下的基調。

既然是擺問題的會議,與會者難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實情況。當時已經出現了饑荒的前兆,情況相當嚴重。彭回到家鄉視察,「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令他極為焦慮。他上山就直言「大躍進」的問題很嚴重,斥責地方幹部向中央報假情況。為了引起毛的重視,他在7月14日給毛寫了一封長信,反映了他對「大躍進」的意見。

這封信今天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反映的都是真實情況。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說法。毛當時沒有表態,只是給信起了個名字:《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與會人員。彭看後只說了一句:“怎麼給加了這麼個名字?”也沒往深處想。

其實,這是毛即將發起政治鬥爭的信號。歷史上曾有一個案例: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為了解決紅軍的生存問題,1936年2月,中央下令紅軍發起東征,過黃河去山西,名義上說是開闢抗日根據地。當時彭等許多將領不理解,認為紅軍走了那麼多路,再長征怕隊伍出問題。彭要毛切實保證部隊能回來,毛不高興地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保證不了的。」洋顧問李德當時給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說東征是危險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見書》,讓中央留在陝北的負責人猛批李德。彭作為當事人,應該清楚這個過程。但在廬山他卻沒有察覺到危險,究竟是他政治嗅覺不靈,還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還有,那封信本身沒什麼問題,但關鍵是誰寫的。如果是旁人寫的,或許毛不會看得多麼嚴重。但彭就不同了,作為軍隊方面的負責人,卻對經濟問題發表了這麼多意見。毛的階級鬥爭意識如此敏感,自然會想到一些嚴重的問題。彭的信下發後,許多幹部表示贊同,一些意見反饋到毛那裏,引起他的高度關注。

有位中央負責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評「大躍進」的話,和蘇聯赫魯曉夫批評我們的話差不多。彭總剛去蘇聯訪問,是不是取了什麼經回來?這純屬猜測。1959年6月,彭率領軍事代表團到東歐和蘇聯訪問,在阿爾巴尼亞正好與出訪的赫魯曉夫會面。期間有三次外交禮儀性的會見,其實什麼實質性的問題也沒談。但毛卻認為彭是去蘇聯“聞味”,“取經”,懷疑彭是“裏通外國”。這個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上,還在全黨宣佈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反映:彭在小組會上說:「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彭作為軍隊的主要負責人說這個話,嚴重刺激了毛澤東。毛歷來最重視軍隊,所以毛後來批彭的時候講:“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

還有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彙報:「彭在山上拉隊伍,人都快被他拉過去了。」這就引起毛的警惕,認為彭是在向他的領導權和權威提出挑戰。後來毛批彭的時候說:“寫這封信的目的就在於爭取群眾,組織隊伍。”這樣,彭的罪名就升級為“篡黨奪權”了。

出於這些考慮,毛認為彭不是簡單的提意見了。但毛不打無把握之仗,他還要最後試探一下。於是,他派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去找彭「閑聊」。曾希聖在長征期間是軍委2局局長,負責情報和機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曾向彭提了三個問題:1.為什麼寫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氣?彭說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2.是否出國訪問受了影響?彭說,在國外沒談總路線、「大躍進」的事情。3.對林彪當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滿?彭說:從未想過這種事。曾希聖失望地說:“這樣我們就沒法子談了。”彭也不客氣地說:“那就不談了吧。”

曾希聖提的三個問題,絕不是他個人的行為,而是受毛之命來對彭做最後的爭取。但是彭絲毫不給面子,對三個問題一概否認,就使毛認為彭是一意孤行了。因此,毛定了決心,在7月23日大會上對彭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廬山會議形勢急轉直下,由糾「左」變成了反右傾,並將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打成「反黨集團」。但是,彭在廬山會議上並未屈服。毛澤東此後連續召集政治局常委會,對彭進行批判。話題早已超出那封信的內容,而是清算歷史老賬,表明彭在歷史上是一貫反對毛的。彭有口難辯,窩了一肚子火,在筆記中寫道:“7月23日,毛主席給我一悶棒。這棒叫做‘打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且將歷史上所有舊賬一齊搬出來,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四十大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體痕傷,兩股無肉,然後立案畫押不准翻案,不准辯駁,但免推出午門斬首,保留黨籍。抓住你這個自高自大的王八旦,整整你吧!以觀後效。”

軍委擴大會議專門批判彭德懷

廬山會議由討論經濟工作的工作會議轉為八屆八中全會,專門解決彭德懷等人的「反黨集團」問題。雖然作出了決議,但彭本人並未認罪。於是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到會的軍隊師以上幹部1061人,列席幹部508人。主要對彭德懷和黃克誠進行批判。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始終是秘密進行的。至今很難看到有關的材料。從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中描述的場面,會議過程中,只有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少將主持正義,在會場上公開為彭總澄清事實,當場被拉出會場,打成「反革命」。其餘眾多高級將領,眾口一詞地猛批彭德懷。彭既然是堅持真理的人,為什麼會落到這種地步?從大家的發言來看,大多數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風粗暴這個缺點。

在軍隊幹部中,彭的嚴厲和喜歡罵人是眾所周知的。秘書們在陪同他到基層視察過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邊的幹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視察彈藥庫區建設時,看到庫區過於暴露,庫間距離過密,樹木很少時,大發脾氣,要追究庫區建設的領導者、設計者和審批者的責任。他越看火氣越大,秘書和陪同的領導都很緊張,誰也說不清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東北白城子靶場視察,看到蘇聯專家設計的鋼筋水泥橫樑和立柱,又怒氣沖沖,大發脾氣,指責這是典型的浪費工程,說我們的幹部不動腦筋,聽任蘇聯專家擺佈。其實這樣設計是為了防止彈片彈射的,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在場幹部一個個嚇的不敢吭聲。就是高級將領,也免不了挨訓。一次接見志願軍代表團,按規定應穿元帥服。彭覺得穿便衣顯得隨和,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中將勸他穿軍裝,被大罵一頓,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見了。肖立正靜聽,不予表態。彭罵過之後又覺得自己不對,最後還是著軍裝去接見。這樣的例子並非偶然,而是經常。所以彭與同事和下級的關係都很緊張。

林彪在批判彭的講話中說:「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對人沒有平等態度。不但對他的下級像兒子一樣隨便罵,就是對上級,也很不尊重,可以說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這些話抓住了彭的致命弱點,也說出了毛內心想說的話。

所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將帥們群起而攻之,彭顯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牽連,彭德懷不服氣地作檢討

話,說已收到他的來信,歡迎彭的態度,年紀大了,不宜參加體力勞動,有時間到工廠、農村調查研究,是很好的。毛興奮地一口氣講下去,彭始終沒有插話的機會。放下電話後,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說:「不該給他寫這封信。」

彭的心裏沒有服氣,毛又如何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批示:「我熱烈地歡迎彭德懷同志的這封信,認為他的立場和觀點是正確的,態度是誠懇的。倘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小的動搖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我建議,全黨同志都對彭德懷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態度,予以歡迎。一面嚴肅地批判他的錯誤,一面對他的每一個進步都表示歡迎,用這兩種態度去幫助一位同我們有三十一年歷史的老同志。」這個批示發到了全黨。

但是兩天之後,毛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上來就說:「同志們,我說居心不良的人,要走到他的反面。彭從來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只是一個同路人。」毛嚴厲批判彭“搞陰謀分裂活動,違反黨的紀律,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切不可以背著祖國,裏通外國。自古以來,裏通外國的人從來沒有好結果。”直到“文革”中,毛還說:“機會主義的頭子,要改也難。彭德懷改了沒有?沒有改。”彭最終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慘痛的一頁。

今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對廬山會議和「反右傾」運動作出了實事求是的總結:“‘反右傾’鬥爭嚴重破壞了黨內民主生活,使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不良傾向在黨內進一步發展。一大批敢於實事求是地向黨反映實際情況、提出批評意見的同志受到打擊。給一些說假話、見風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機。這就助長了不敢堅持原則,不敢講出真話,明哲保身,但求遠禍的不良風氣,一言堂、家長制等現象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長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黨內的言路。”“它使得黨難於防範,抵制或者及時糾正後來發生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