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中，能夠被人叫得出名的航海家，普遍都會說三寶太監鄭和。然而在殘存的史料中，仍有很多曾經為航海史做出貢獻、不應該被遺忘的航海之人，他們可能只是想發家致富的海商，亦可能是想稱霸一方的海盜。
由於古代航海技術有限，出來行船也有「三分險」。所以那些年來，海上貿易屬於高投入、高風險卻是高回報的行業，普通商戶根本無法承受巨大開支，所以基本上，航海業一直由政府主導。直至元朝時期出現「官本商辦」的海外貿易「官本船」制度，中國航海業才得以拆牆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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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中，能夠被人叫得出名的航海家，普遍都會說三寶太監鄭和。然而在殘存的史料中，仍有很多曾經為航海史做出貢獻、不應該被遺忘的航海之人，他們可能只是想發家致富的海商，亦可能是想稱霸一方的海盜。
據《元史·食貨二》記載：「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七分，所易人得其三。」這種政策在當時算是非常先進，政府不僅出船還出錢，承擔主要經營風險，然後收取利潤的七成。
元帝國和周邊的四大汗國基本都是一家人，這一層關系使得元朝政府在對外交往上比較寬容。從現在的記錄來看，楊樞不僅承擔過運送外交使節的任務，自己也幫助政府做過很多外交的工作。
航海最重要的是經驗的積累和總結，元代海商足跡遠及波斯灣、紅海和東部非洲，為明代鄭和下西洋做了一切航海技術上的準備。
中國歷史上出過兩個最有勢力的海盜就是王直（又名汪直）和鄭芝龍。他們皆發跡於日本，曾經控制過大面積的海域，能夠與官兵抗衡，但他們最終都被政府誘騙招安然後殺害。
日本鐮倉時期 (相約於宋明時期) 繪畫的中國海船 (網上圖片)
據《元史·食貨二》記載：「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七分，所易人得其三。」這種政策在當時算是非常先進，政府不僅出船還出錢，承擔主要經營風險，然後收取利潤的七成。
宋元時期出現過所謂的「中國大航海時代」，證明當時有很多富可敵國的海商，為數不多且被歷史記錄的海商家族「楊氏三代」就是其中之一。《元史》載，第三代楊樞，19歲便成為了「官本船」代理人，前往波斯灣一帶貿易，當時波斯屬於伊兒汗國範圍。楊樞船隊，甚型協助護送元帝國的王妃以及伊兒汗國的特派使節，責任重大。
波斯海商畫（網上圖片）
元帝國和周邊的四大汗國基本都是一家人，這一層關系使得元朝政府在對外交往上比較寬容。從現在的記錄來看，楊樞不僅承擔過運送外交使節的任務，自己也幫助政府做過很多外交的工作。
元代文學家黃溍曾為楊樞寫過一篇墓志銘，全文收入《四庫全書》，這令後世得以了解到楊樞和他的家族。可惜這篇墓志銘中主要記載的仍是他和政府的親密關系，並非他的航海事業。
網上圖片
航海最重要的是經驗的積累和總結，元代海商足跡遠及波斯灣、紅海和東部非洲，為明代鄭和下西洋做了一切航海技術上的準備。
以鄭和的航海史為分界線，之前的航海家主要是海商，而之後的則是「海盜」，導致這些後來航海家成為「海盜」的，正是明朝的海禁政策。
朱元璋相當「熱愛」海禁，在位期間每兩三年就要重申一次海禁政策。此後600年，中國只是在海禁和有限開禁的政策間徘徊，而海禁最嚴格的時候，亦是「海盜」最猖狂之時。
《抗倭圖卷》中倭寇洗村 (網上圖片)
中國歷史上出過兩個最有勢力的海盜就是王直（又名汪直）和鄭芝龍。他們皆發跡於日本，曾經控制過大面積的海域，能夠與官兵抗衡，但他們最終都被政府誘騙招安然後殺害。
明朝海盜活動的規模完全不亞於李自成、張獻忠等領導的農民起義，海盜勢力之所以這麼大，除了海禁這個原因，還因為同一時期西方地理大發現時代才處於萌芽階段。
明朝末年，鄭芝龍海盜集團力量強大，遠洋而來的荷蘭船隻一旦在中國海露面，就會被鄭芝龍船隊截獲。1633年鄭芝龍更在福建沿海金門海戰擊潰荷軍艦隊，從此控制海路，並收取各國商船泊靠費用，鄭芝龍也因此富可敵國，成為中國海上霸主。鄭芝龍龐大船隊和強橫態度，使荷蘭東印度公司營運不寧，荷蘭人數度聯合其他勢力圍剿鄭芝龍，但鄭芝龍的勢力仍在不斷擴張，與荷蘭人交戰從無敗績。
荷蘭人海圖中，繪畫鄭芝龍在金門與廈門一帶的勢力範圍（網上圖片）
而在鄭芝龍被清政府殺頭那一年，他的兒子鄭成功僅僅依靠繼承父親的海軍力量，擊敗荷蘭殖民者，收復台灣。但在這之後，隨著西方海上實力的迅速崛起和中國更嚴苛的海禁政策，中國人的航海歷史幾乎就此被湮沒，隨後1840年，英國人的堅船利炮就攻破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