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及，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工時研究報告如何透過制度和框架的設計，製造出不利基層勞工的結果，從而避免得出制定標準工時的結論。今次，則會探討「大框」和「小框」兩個建議。「大框」的意思即是「合約工時」，由僱主和僱員協商後制訂。「小框」就是就著個別因素，如薪金、工時等，作為制訂工時和補償安排的標準，以保障薪金、工時等條件較差的勞工。然而，我們應該先思考，為何委員會提出「大框」、「小框」的建議?
標準工時委員會在進行第一階段的調查時，已經提出可以考慮的政策範圍，包括按行業情況制定自願性指引、由僱主和僱員自行協定、制定標準工時、制定最高工時等選項，再交由僱員、僱主、工會會員及商會會員選擇和表態。根據結果，委員會認為「大框」合約工時是最能夠得到各方接受的安排，因而提出合約工時的建議。
然而，仔細留意調查的結果，便可以發現制定標準工時同樣是多個利益團體能夠接受的選項。在僱員方面，有67%支持制定標準工時。至於僱主，有56%同意有關的建議。換言之，在標準工時下受到最大損失的群體，有過半數人支持標準工時立法。原則上，僱員和僱主已經有清晰的共識，認為標準工時是勢在必行。既然多數僱主不介意標準工時所引起的問題，實在看不出委員會迴避標準工時立法的理據何在。
當然，委員會會藉詞推搪，表示在商會會員的調查方面，只有11%贊成標準工時立法。由於未能取得商會會員的廣泛認同，因此不能建議制訂標準工時。然而，「合約工時」同樣不是商會會員普遍接受的選項。根據調查結果，只有38%商會會員認同「合約工時」，反映大部分會員不同意有關安排。既然「合約工時」和標準工時都是商會會員不太傾向的選項，為何委員會只是採納前者而不考慮後者?再者，標準工時立法得到大部分僱員和過半數的僱主認同，以商會會員的意見凌駕於兩個主要利益團體的意見根本是荒謬的。
此外，根據委員會的調查，現時有82%的僱員與僱主有簽訂書面僱傭合約，訂明每週工作時數。即是說，落實「大框」只是為了餘下18%未有書面協議工時的員工。這種小修小補的政策方向，又豈會是多數僱員所期望的?委員會仔細思考一下，假如「大框」可以滿足香港勞工的需要，為何有大量「打工仔」依然抱怨香港的長工時文化?難道多個勞工團體一直無事生非、小題大做嗎?雖然，委員會可以利用逾六成「打工仔」的合約未有清晰的超時工作補償安排作為抗辯的理由，但是，在「大框」的建議下，僱主依然可以選擇不作任何補償。這意味著「大框」的作用只是逼使僱主就超時補償問題表態，但勞工的應有福利則仍然不一定會受到保障。
其實，「大框」的問題，除了因為僱主和僱員的實力不平等，僱員在談判合約時容易處於下風，使有關合約未能保障合理權益外，是否補償及補償比率沒有法律的規管，只會縱容無良僱主繼續忽視補償問題。大家應該記得，在推行最低工資之前，香港政府曾經發起自願性質的「工資保障運動」，期望透過非立法的方式改善基層勞工收入過低的問題。可是，這場運動最終失敗收場，原因就是薪金的水平沒有法律的約束，無良商人仍然可以用「自由市場」、「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等藉口剝削低技術、低收入工人。從以往的經驗可以推論出，沒有法律規管僱主履行超時工作的補償安排，結果就是大部分勞工都不會獲得補償。如果情況惡化，其他願意合理補償勞工的僱主也有可能改變慣例，令更多勞工蒙受損失。
至於「小框」，在第二階段工時諮詢的報告中，已經多多少少反映委員會沒有推行的誠意。原因是，諮詢文件提及如果設定小框，最嚴重的後果是增加216億企業成本、超過一萬間企業會轉盈為虧、員工平均薪金減少15%及職位空缺較現時增加2倍！發放有關的數據，除了讓公眾思考各個薪金、工時、超時工資率的參數組合對社會的影響，還要給予傳媒大造文章的機會，藉以得出委員會或商界樂見的結果。
事實上，「小框」的作用亦十分有限。假設「小框」只保障月入一萬或以下的僱員，每週工作時數訂在52小時，超時補償率1比1計算，受惠的勞工只有14萬，僅佔全體勞工4.7%。而且，對於本身工作時數超過52小時的員工而言，他們的收入不會增長，因為所謂超時補償的價值，與他們本身的時薪價值相同。即使超時補償率提升至1比1.5，僱主仍然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例如減少工時、將員工月薪增至一萬元以上避免員工受工時保障等，使僱員的實質利益受損。
標準工時運作簡單、有效，且為世界不少國家所使用，偏偏標準工時委員會架床疊屋，以「大框」和「小框」兩個復雜又低效的政策逃避標準工時立法。筆者認為，委員會應該更名為「不想標準工時立法委員會」，以如實表現委員會的想法。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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