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後，日本正式躋身列強行列。在經濟和軍事力量日漸強大下，開始表現出對侵略別國的野心，韓國、中國先後成為日本侵略的對象。直至1930年代，日本政壇由軍人牢牢把持，加上當時中國積弱、歐洲內亂，日本便傾盡全力，試圖吞併整個亞洲。
當戰爭形勢逐漸膠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保持中立的美國正在考慮是否參戰之時，日本先發制人，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展開美日兩國的戰爭。由於日本資源有限，實力不足以同時支持兩線作戰，形勢處於下風。但是，日本依然死不認輸，寧願派出年輕人駕駛戰機，自殺式襲擊美國，希望同歸於盡。為了終結戰事，成功研發原子彈的美國就在1945年在日本的長崎和廣島投下原子彈，逼使日本投降。
戰爭結束後，日方在長崎和廣島興建紀念館，以動人的文字和介紹，講述當年美國如何殘忍地使用原子彈，殺害大量平民。如果遊客的歷史知識薄弱，或是過於感情用事，就會容易上釣，以為日本才是戰爭的受害者。由於日本官方多年來隻字不提日軍戰爭期間的野心和暴行，加上這種煽情的解說，亦使部分日本人顛倒是非，誤以為日本受到逼害，並出現極端的右翼思潮。
這個對不少人而言耳熟能詳的歷史片段，與今天的戴耀廷事件頗為相近。法律學者戴耀廷近日出席由台獨組織主辦的論壇，在演說期間指出如果中國建立民主政制，香港可以考慮建國，被中央媒體、特區政府及建制派人士嚴厲抨擊為宣揚港獨。而戴耀廷及反對派人士則趁機對調正邪位置，扮作受害人，批評愛國愛港人士的口誅筆伐猶如文革式的政治打壓，危害言論自由。
如果中央政府就是昔日的「美國」，而戴耀廷就是「日本」。自佔領運動以來，中央政府已經多次強調打擊港獨。不論戴耀廷是有心或是無意，在一個高度令人懷疑其政治目的的場合中，提及香港建國是可以考慮的選項，試圖挑戰中央政府的底線，惹來不滿和譴責實是意料中事。戴耀廷亦如同日本一樣，明明做了壞事依然惺惺作態，甚至將中央政府的正常反應，與言論自由掛勾，試圖博取同情，迷惑人心。
雖然戴的言論極不恰當，但是筆者覺得各界無須反應過敏，指名道姓地嚴厲譴責。畢竟，戴耀廷只是大學教師一名，不應以官僚或議會一員的標準作為對其愛國愛港的要求，言論尺度亦較為寬鬆。如今高調批評戴耀廷，只是給予其機會反撲，倒轉施害和被害的角色，扭曲言論自由的定義和底線，反而助長港獨分子的氣焰。
如果筆者代表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就會使用較為溫和的字眼，不點名地批評，避免釀成政治爭議，令反對派有機可乘。例如，「特區政府對於有人在境外發表支持港獨的言論感到遺憾，重申特區政府反對任何宣揚和推動港獨的行為。」措詞和語調偏向溫和，一方面可以表達立場，達到展示姿態的目的；另一方面因為內容不是譴責，對方反擊的空間不大，即使有意鬧大事件也不會如此受到注目。
如今愛國愛港人士連番攻擊戴耀廷，不但未能將他的實力和聲望粉碎和瓦解，反而變相更加突出他的行為和地位，仿如受到逼害的英雄人物。原本戴耀廷已是近年各大社會抗爭的主要搞手，累積一定名望和號召力，經此一役，只會更加有利他實現政治野心，對香港和國家的穩定都沒有好處。
可能有人覺得筆者保守、迂腐，但是在現今輿論機器掌握在反對派手上的香港，愈是低調，愈少機會受到攻擊。當反對派手上沒有「子彈」，自然不能興風作浪了。因此，為了一句半句宣揚港獨的訊息而大動肝火，恐怕並不值得。
反對派形容今次事件是打壓言論自由，可是，真正被打壓的一方，其實是挺身而出，向歪理說不，卻被誣蔑是「打壓言論自由」的愛國愛港人士。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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