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看報後回想中二上歷史課的一幕，當時講到唐朝「玄武門之變」的故事。唐高祖李淵次子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門附近與太子李建成衝突，結果把李建成和四弟齊王李元吉殺死。不久之後，李淵禪讓帝位，李世民登基，成為唐太宗。歷史講到太子李建成如何昏庸，組成太子黨逼害李世民，李世民被逼殺兄。
當年的我，對此已經十分懷疑。李世民後來成為極其成功的皇帝唐太宗，成功到中國人被稱為「唐人」。按傳統的儒家思想，殺親兄弟、逼父退位，都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但當上皇帝的唐太宗會督促史官，寫對他有利的「史實」。歷史只為勝者而寫。
惹起我連番聯想的是壹傳媒老闆黎智英的一篇文章，題為《歷史將在香港的一邊》，肥佬黎講起賣壹週刊之事，我對文章的第一、二句，深感同意。黎智英劈頭就說，「賣仔莫摸頭，賣《壹週刊》是不可逆轉的宿命。」但對文章最後的兩句，則不敢苟同。他說「歷史將在我們一邊，歷史將在香港的一邊。」
搞一個傳媒，成功就是成功，失敗就是失敗。經營失敗之後，被逼賣盤。賣仔莫摸頭，不要依依不捨，這是一個無可奈何但理性現實的決定。但把商業行為美化為追求自由民主的行徑，還把自己捆綁成歷史的代表，就有點兒陳義過高了。套用武俠小說家古龍經常的造句方式：是那種人一定不可以寫歷史的呢？不是文盲，而是死人。一份雜誌結了業或者賣走了，便不能再寫歷史，往後成敗已與自己無關，無法再創高峰，再展輝煌了。
關於《壹週刊》的敗亡，大家有不同的解釋。肥佬黎在文章的解釋是「《壹週刊》面對的衝擊更不止於瞬息萬變、翻天覆地的資訊科技革命。我敢誇口，環顧全球，沒有同業遇上過我們在採訪及廣告面對的杯葛制裁。」到底《壹週刊》的死因為何，可以逐一分析。
第一，杯葛制裁。這是一般人對《壹週刊》廣告劇減的解釋。親中派不在壹週刊落廣告是事實，但用這個理由去解釋《壹週刊》的失敗原因卻有點懶惰。我最近與一位前壹傳媒高層聊天，他亦提到這個原因。我反問他，如果香港的《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受到親中央的廣告商抵制，台灣應該沒有這個問題。為什麼台灣的《蘋果日報》及《壹週刊》與香港一樣，這樣少廣告呢？那位高層為之語塞。
我們做科學實驗，都會有一個控制組（control group）。台灣的《壹週刊》就像控制組一樣，不受香港因素影響，但其命運卻與香港基本相同，至2017年3月底年度香港《壹週刊》廣告有5780萬元，比對上一年大跌46%，而同期台灣《壹週刊》廣告更差，只有4280萬元，比對上一年劇跌53%，不受抵制的台灣壹仔廣告跌得更多。當誇大了抵制的影響，就會忽略了問題的本質。
第二，數碼衝擊。數碼衝擊的確會有影響，不過，影響有多大呢？我有一個親身經驗，三年多前，《巴士的報》創刊的時候，《壹週刊》記者約我訪問，做一個當時新冒起的三大網媒的比較故事。記者約我在中大崇基學院做訪問。除了記者之外，還見到一名影相的攝影師和拍片的攝影師，據說會把訪問內容放上網。我很好奇地問記者，你們把採訪故事全放上網，還有人會花20元買雜誌嗎？記者答不到這個問題。我當時心想，他們為我如此濕碎的人物做訪問，出動到三個人，更把如此碎料也全數上網。如此採訪恐怕成本過高，效益會過低。由此可見，壹傳媒面對的所謂數碼衝擊，其實是自己製造出來的難題。
第三，策略錯誤。《壹週刊》總編輯黃麗裳表示，《壹週刊》的轉型數碼化的策略可能有問題。她說，「現時回想，只能形容是不務正業，同行有無輸得咁慘呢？我哋過去投資好多令hit rate好啲，推數碼化，但響雜誌未必適合。」其實不單止《壹週刊》，整個壹傳媒，把很多平面傳媒體內容全部免費放上網。這樣做，就令到平面媒體的銷路跌得比同業快，但網絡廣告收入增長填不了平面媒體廣告驚人下跌的黑洞。看三年前的平面媒體廣告，還有15億，現在只剩5.6億，只剩三分之一。然而，網絡廣告在三年前已達到6.4億元，目前仍是6.5億，即是說，平面廣告過去在三年內急跌，而數碼廣告在三年前已經見頂。試問，這樣向數碼轉移的策略，是否正確呢？不見了的9.4億平面廣告用什麼去填? 媒體集團犧牲平面媒體去全面做網，就會得出災難性的結果。
傳媒行業永遠會面臨各種類型的政治和環境變化的衝擊，最終還是要看經營者的營運能力，才能走過環境變化的窄門，成為死人堆裏的倖存者。就算不做勝者，也要做生還者，因為歷史不是為敗亡者而寫。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