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復常由治及興 吳秋北促政府做好「保底」提升基層市民獲得感

農曆新年將至，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撰文《治興有序，大展鴻「兔」》表示，香港逐步復常、正走向「由治及興」，想要再創輝煌、行穩致遠，就要為廣大市民服務，不斷提升和充實市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而非成果只是由少數人獲得。

吳秋北續指，政府在政策推行上，要有短中長期的考慮，建議在社會復常、經濟復甦初期，要盡快推出「保底」措施，如「創就業復業基金」。他還認為，政府應果斷起帶頭作用，推動勞官資三方協作，支援僱主大量招聘重新開設的職位，同時還要妥善處理勞資關係，更好地讓基層市民都能享受經濟成果。

吳秋北所作對聯「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穩致遠，共建共榮共享共贏得輝煌」。

全文如下：

治興有序，大展鴻「兔」

吳秋北

香港社會正逐步復常，經濟漸漸復甦，走向「由治及興」。香港要想創造輝煌2.0，就要做到在興的過程中，不斷提升和充實市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才能長治久安。如果經濟發展只是為少數人服務，經濟成果只是由少數人獲得，就算本地生產總值的數字有幾高、經濟成果有幾豐富，這種富貴繁華，也只能是一種短暫的假象，難以行穩致遠。

政府在政策推行上，必然有短中長期的考慮。在社會復常、經濟復甦初期，政府首要的，便肯定是推出一些具提振作用的短期政策，為復常復甦提供初始動力，加速恢復的步伐。時間不等人，基層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時間長了，跌進了「貧窮陷阱」，便難以擺脫。也因此，政府需要在短期內，盡快推出「保底」措施，讓勞工有更充分的時間，因應社會復常而調整自己的就業安排，同時也支援僱主重新開設職位，達至雙贏。「創就業復業基金」是必須的，這不單用於支援疫情，也可用於應對日後出現的經濟波動，作為恆常的逆周期政策。我同意特首提到，要用多元手法去解決就業和復業的問題，不單衹是派錢。「創就業復業基金」正是一個執行機構，負責全方位、多元推動創造就業和復業的工作。比如扶貧委員會轄下便設有「社創基金」，推動多元的創新項目，以達致扶貧、防貧、防止社會孤立、促進共融、提升市民福祉，以及加強社會凝聚力的效果。

疫情下各行各業飽受嚴重衝擊，三年過後，政府要有決心承擔創造就業和推動復業的工作，特別是在坊間對社會復常、經濟復甦仍充滿憂慮、信心不足的情況下，政府便應果斷起帶頭作用，推動勞官資三方協作，支援僱主大量招聘重新開設的職位，讓疫下閒置或脫離本業多時的勞動力能重新注入原來的行業，重新出發，成為香港疫後最大的發展動力，讓勞資雙方都能渡過難關。澳門政府已率先推出各種政策激活旅遊業，支持業界盡快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香港政府同樣也應考慮。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節流」，以消除赤字，確保財政穩健。過往經濟不景，政府便有嘗試「開源節流」，結果未如理想，不單沒有解決財赤，甚至讓問題惡化。事實上，假如經濟不景，就算政府如何「節流」，在稅收大幅下滑之下，也只是杯水車薪。反而，政府財政穩健的根本，在於香港的繁榮穩定，在於香港的經濟穩健。政府無時無刻都應該「節約」，妥善運用儲備，但同時也應該「應使則使」。經濟盡快復甦，政府收入自然也會逐步回復至正常水平，相應地政府也可以逐步減少逆周期政策，赤字便會消失。反而，政府拖拖拉拉，刺激政策「唔湯唔水」，令香港經濟持續處於谷底，對政府財政才是最大的傷害。與其緊守而衰，不如進攻而興。

我們已經看到政府積極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協助商界招商引資。事實上，生意好轉，投資增加，對就業市場也有莫大的幫助。但同時，政府也要考慮，如何更好地讓基層市民，都能享受經濟成果，獲得感和幸福感能隨經濟發展而增長。市場不會自行進行「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二次分配」需要政府主動作為，讓缺乏議價能力的基層市民也能獲得保障。「三次分配」需要得到政府的鼓勵，形成風氣和社會共識，才有可能持續推進和發展。

由治及興的關鍵，是社會要社會同心同德。政府要有處理好社會上各種關係。其中，勞資關係是非常重要和突出的問題，需要好好處理。在剛過去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有親商界議員表示人手不足，要求加大輸入外勞。特首表示相關政策既要重視競爭力，也要重視對本地就業的保障。希望能兩全其美，而非對立。事實上，香港要促進競爭力，輸入外勞並非唯一出路，甚至不一定是出路。例如基層外勞很多時都會把收入寄回自己的家鄉或祖國，而非在本地消費。結果是，商界節省了成本，但本地就業不佳，也會壓抑了消費，惡性循環。而高端人才流動性相對較大，在全球尋找機會，不一定會長期留在香港。培育本地人才，始終才是促進競爭力的不二法門和根本方法。反而，輸入外勞，更多應只作為一種特殊情況下的補充。

一直以來，基層勞工的保障向來不足，為人詬病。政府政策長期偏重商界，漠視勞工聲音，弊端已經顯露出來。要留意是，商界和勞工從來不是對立，而是唇齒相依，相輔相成。勞資雙方通力合作，創造更多價值，自然大家都能生活得更富足。勞工法例的本質和本意，並非要懲罰僱主，或要從僱主的口袋拿走甚麼，而是要帶出社會對勞工保障的關注和關懷，由法例規範到形成自發多做一步去保障基層勞工的風氣。其實，僱主對員工好，員工士氣大增，為公司更賣力，公司也會發展得更好。員工獲得充分的職業安全保障，才能長期為僱主服務和打拼，其實對僱主是百利而無一害。

社會的確是五光十色，每個階層每個人都在為社會進步發光增色，正如我的對聯「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穩致遠，共建共榮共享共贏得輝煌」。農曆新年將至，在此祝各位大展宏圖，過一個豐盛的兔年！也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