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訂立國歌法，並以附件三形式，成為可以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香港將會立法實施，引起政治辯論，有支持泛民的法律學者甚至形容國歌法的立法，是一個兩制的最大考驗。另亦聽到一些泛民法律界議員說，國歌法很難執行，例如一個大球場內有幾千人噓國歌，你可控告得哪一個，跟著亦有建制派議員附和這些觀點。
我覺得討論問題，必須要抓著大方向，國歌法不應令無辜的市民誤墮法網，立法不應過嚴，但一些討論存在誤解，也可澄清。
第一，「幾千人噓國歌，可以控告哪一個」的問題。這種類型的邏輯謬誤，經常在非常「小學雞」的情境裡出現，例如小明話整間學校的同學也在講粗口，為何老師只罰他？答案可能簡單到老師聽到他講粗口，有證據就罰他。
有證據才處罰的邏輯亦可套用在刑事罪行方面，例如去年農曆年的暴動，有幾百人參與在街上掟磚，隨後只是告了幾十人，政府找到證據證明那一個人掟磚襲警，就控告那個人，其他參與的人，無法找到他們的罪證，就無辦法去控告。當國歌法訂立後，侮辱國歌、噓國歌很可能是犯罪行為，如果一個鏡頭影過去，清清楚楚影到一個人在大聲噓國歌，最後他被拘捕及起訴，相信就很容易入罪；只能告到一個人，不能告到所有犯罪者，不等於這條法例有問題。
第二，有一種意見說香港民智已開，不需要立法禁止。持有這觀點的多數是一些懷柔論者，他們都是好人，通常保持一種息事寧人的態度。不過他們最難解答的問題，就係次次香港對外隊踢足球比賽時，都有球迷噓國歌，若沒有國歌法又如何制止這些球迷群眾性噓國歌的行為呢？
香港球迷噓國歌，就令香港隊受到亞洲足協和國際足協的懲罰，先以罰款開始，若重覆再犯，甚至要停賽，如果不立法禁止，根本就制止不了這些行為。香港做事很多時都講國際標準，噓國歌是國際社會不容許的行為，為何香港人會做，而又沒有方法制止呢？
第三，立國歌法真是對一國兩制的重大挑戰嗎？我們評價國歌法有沒有損害港人一般的自由，可以用平常心去判斷，標準是究竟立法只想管制那些惡意侮辱國歌的人，還是會令一般平民百姓很易在無意識下誤墮法網？我們要求立法是針對那些惡意侮辱國歌的人，二不讓平民百姓誤墮法網。侮辱國歌的情況比比皆是，例如將它改成為粗口歌到處唱，有關情況近年有愈演愈烈趨勢，也將很多不是太政治化的場合，變得很政治性。我們回歸本源，立法應該只是禁制這些行為。
刑事案是要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被告犯罪，亦要證明被告有犯罪意圖，只要合理立法，就不會將管制範圍無理擴大。我們關心國歌法，應從這些角度着眼。
我覺得對一國兩制的最大挑戰，並不是國歌法的立法，尊重國歌只是基本應有之義，只是到不尊重的行為越演越烈時，才要立法來制止。我認為國歌法甚至廿三條立法，都不是一國兩制的重大挑戰，反而現在社會上興起的港獨風潮，興起的暴力示威風氣，興起的種種「違法達義」的示威行為，才是對一國兩制的最大挑戰。因為要一國兩制實行得好，就必須香港與內地良性互動，大家互諒互讓。鼓吹暴力示威行為，縱容否定國家而追求獨立的思想，就會激發中央以種種方式來防避香港走上歪路，這就是一種「惡性互動」了。
盧永雄
黎智英案進入戲肉，但由於審訊曠日持久，外界的注意度下降，但近日從犯證人、律師助理陳梓華的作供非常有爆炸性，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 揭露「支爆」大計。之前作供的李宇軒由於無直接接觸黎智英，因此他間接引述黎智英或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的說話，只屬由第三方聽到的「聞說證供」(hearsay evidence)，較易受到挑戰。但陳梓華是和黎智英有直接接觸的人，曾和黎智英見面3次，包括一班人2020年年初在台北開過會，並有不少和黎智英直接溝通的電話短訊，所以他的供詞不是聞說證供，而是直接證據。
陳梓華參與的台北會議，黎智英會上提出「支爆」大計，所謂「支爆」，即是「支那爆炸」。支那是日本當年侵華時對中國的一個貶損名稱，光是名稱已經顯見其惡毒含意。而所謂「支爆」就是要令中國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崩潰，政府倒台。當日在台北會議上，其中一名與會者「攬炒巴」劉祖迪，不相信真的會做到「支爆」，但是黎智英就很有信心，指根據歷史經驗很快就會「支爆」，因為中國政府用了很多資源監控人民，例如中國明朝就是這樣。
黎智英並具體詳述「支爆」4部曲，教導與會的「攬炒團隊」說，「國際游說唔係好似你哋咁做，要有4個步驟：1. 要令外國政府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情；2. 再呼籲他們譴責及關注；3. 將外國的『枱底人』或外國政府想法帶回香港，只有這樣做香港人才會知道，外國政府冇離棄或者忽視佢哋； 4. 與『枱底人』建立關係，可影響到他們的對華政策，可以推動到制裁，甚至將來可以推翻中共。」
黎智英的「支爆」計劃，不單是一種空想，還設計了非常具體的步驟。
第二， 要做反對派大佬。從陳梓華的作供可以知道，在台北與黎智英開會期間，另一名從犯證人李宇軒不在現場，但會後陳梓華及「攬炒巴」劉祖迪與李宇軒開網上會議，向李交代黎智英建議，話要改變國際游說方向，團結不同板塊及民間力量，達到「支爆」，推動制裁，3人決定分工，由劉祖迪做精神領袖及打「議會線」、李宇軒打「國際線」，陳梓華則續聯繫「勇武派」及聯絡政治素人，並推廣「攬炒」論述，推動制裁政府措施。
黎智英做幕後大佬，出謀獻策，出錢出力，主動提出要支付流亡海外的劉祖迪生活費，並安排自己的助手Mark Simon為他們解決聯繫外國政要推動制裁中國的困難。整件事清楚見到黎智英不單是一個反政府傳媒的老闆，還是一個想推翻中共的政治行動核心策劃者，要做大佬，指點江山。
第三， 勾連外地的政府。黎智英最可疑的外地政治聯繫，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台灣，他搞《台灣蘋果日報》，和民進黨的高層關係密切，在之前的壹傳媒高層作供中可知，黎智英見過蔡英文，和蔡英文十分友好。而陳梓華等在台北的時候，黎智英又安排民進黨元老施明德和他們見面，施明德親自教授他們鬥爭方略，教他們如何長期鬥爭，以圖推翻政府。
至於美國方面，黎智英的關係更深，他的助理Mark Simon 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而黎智英自己就見過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內等高層，和共和黨核心人物關係密切。不過這次作供最得人驚的，是不斷提到美國的「枱底人」，黎智英並沒有和陳梓華具體交代這些美國「枱底人」到底是什麼人，但美國「枱底人」和黎智英顯然有緊密聯繫。
從犯證人的作供，全面勾勒出一幅想全面顛覆中國政權的圖畫，而黎智英就是幕後大佬，所以說黎智英案是香港黑暴案件的眾案之母，一點也不為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