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徒並不是最可怕的人，只要警方嚴厲執法，滋事份子便會受到法律制裁，為自己魯莽和具傷害性的行為負上責任。真正可怕的人，是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積非成是、試圖合理化暴亂行為的暴徒支持者。雖然他們沒有作出肢體暴力的行為，然而他們積極在各個平台影響輿論，改變大眾對事件的觀感，甚至扭曲部分的事實，博取市民的同情。可以說，這群人正在實踐思想暴力。其危險性在於，假如持續散播煽動性的言論，將使更多人支持和加入激進的社會抗爭，社會的安寧和穩定將會受到進一步的破壞。因此，本文將會列出數個常見的支持者理據，繼而逐一反駁，希望各位能夠加以思考。
首先，暴徒支持者經常強調「因果論」，指出政府行使「制度暴力」，是促成是次暴亂的主因，因而不應責備暴徒。然而，這種看法有數處謬誤。第一，筆者看不出香港政府如何利用「制度暴力」欺壓群眾。不少暴徒支持者埋怨各項施政不足，實際上是他們不懂得珍惜和欣賞政府的努力。試問「兩蚊乘車優惠」是制度暴力嗎?電費補貼是制度暴力嗎?停止接收雙非孕婦是制度暴力嗎?「限奶令」是制度暴力嗎?發展新界東北以增加房屋供應是制度暴力嗎?增加大專學位是制度暴力嗎?設立創新科技局以推動本港科技業發展是制度暴力嗎?當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位列亞洲第四，較台灣高出超過80%的時候，究竟是政府施政不彰，抑或是有心人士惡意挑剔呢?無疑，香港政府並不是完美的，現屆政府亦有一定的缺失，但採取常見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暴亂方式表達不滿肯定是反應過敏。第二，政府的管治成效惡化，與激進人士的行為，如無休止的社會抗爭、佔領行動、拉布等不無關係。激進勢力把經濟發展緩慢、法治意識倒退、城市競爭力逐漸遜色於區內對手的責任單方面歸咎於政府，而不承認個人責任是懦夫的行為。第三，肢體暴力遠較制度暴力具破壞性和即時性。所謂的制度暴力，並不會令任何人出現身體或精神上的傷害。然而，肢體暴力是可以令受害者受傷，甚至死亡。如果大家同意性命是最可貴的，那麼，肢體暴力便較制度暴力更應該受到譴責。第四，假如激進人士認為制度暴力的確存在，那麼他們針對的對象應該是制度，而不是人類。警方只是現存制度下的執行者，而不是訂立制度的人士，攻擊警方以示對制度的不滿是風馬牛不相及。正如香港智明研究所創辦人許楨2月10日在港台節目<左右紅藍綠>指出，「實在看不出旺角暴動與特區管治水平有何必然聯繫」。因此，以對抗制度暴力之名的暴亂，實際上只是暴民發洩的藉口。既然是惡意宣洩的行動，受到社會譴責是理所當然的。
另一個暴徒支持者常用的理據，就是指責警方都有使用暴力。有些人士更加把焦點放在交通警員向天開槍的事件上，認為警方過份使用暴力。不過，這個說法是轉移視線，偷換概念。德國政治學家韋伯指出，政府是壟斷一切合法暴力的實體。因此，警方以暴力維持社會秩序是有理可依，有例可循。相反，暴徒不是政府的代表，沒有使用合法暴力的權利，因此行使暴力便是觸犯法律。將兩者的角色、權力和責任混為一談，明顯是偷換概念。再者，鑑於當時的情勢，警方朝天開槍以示警告亦無可厚非。事實上，相比起歐美國家警察對付暴徒的方法，例如1992年洛杉機暴亂涉及執法人員射殺8名滋事份子，香港警察的做法已經相當克制。加上朝天開槍並未造成任何傷亡，以此指責警方實在是誇大其詞。既然警方的職責是保護市民，維持社會安寧，將事件的焦點放在沒有越界的行為，而不是關注和評論暴亂的本身只不過是轉移視線的說法。
此外，部分暴徒支持者認為訴諸暴力是要求政府重視民意，解決香港問題的手段。他們認為過去的遊行、示威、佔領行動都未能改變政府在各項社會議題的取態，因此需要將行動升級，逼使政府接納他們的訴求。不過，這種說法同樣是不成立的。首先，訴諸暴力的後果，只是導致普遍市民對激進行為更為反感，對喚起政府與公眾對暴亂者訴求的關注毫無幫助。其次，從邏輯上而言，既然向來將行動升級也無助於逼使政府讓步，暴徒們和暴徒支持者又何以認為將行動無止境地升級會有所作為呢?假如政府面對暴亂便輕易退讓，豈非鼓勵更多市民「有樣學樣」，令社會更加不安和混亂?而最重要的是，社會是由不同階層、年紀、思想、政治取向、價值觀的人士組成，激進份子不應該以自己的意見為尊，自以為是地認為自己的想法就是真理，繼而強加於其他人士和政府之上，並以各種暴力手段踐踏和傷害不接受其意見的個體與群體。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5年巴爾的摩暴亂後表示:「對於昨天發生在巴爾的摩的一切不應有任何藉口‥‥‥暴亂者正在破壞自己的社區與家園。」即使在一個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裡，任何暴亂都是不能被容忍的。錯就是錯，任何人都不應該為錯誤的行為開脫，企圖文過飾非、曚混過關。假如我們接受並認同暴亂，我們憑什麼說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呢?假如我們扭曲建立良久的社會價值觀，我們又憑何修補社會的種種裂痕呢?假如我們容許暴亂的思緒在社會蔓延，我們又憑何維持香港的安定和繁榮呢?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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