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指,烏克蘭正使用美國Clearview AI公司捐贈的人臉識別軟件,掃描陣亡俄軍死者的臉部訊息,以確定身份,甚至將部分陣亡士兵的遺體照片發送給其家人。《華盛頓郵報》形容,這可能是人臉識別技術迄今為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應用」。
據《路透社》早前報道,美國Clearview AI向5個烏克蘭政府機構創建超過200個帳戶,並從俄羅斯人氣最高的社群平台網站VKontakte獲取超過20億張的人像,該平台亦被稱作「俄羅斯的臉書(Facebook)」。目前Clearview AI的資料庫中存放超過100億張來自新聞媒體、社交平台、地理位置、圖庫網站等公共網路空間的面部圖像。
Clearview AI 首席執行官宦孫至。
Clearview AI 首席執行官、澳洲裔創辦人宦孫至(Hoan Ton-That)表示自己之前看到俄軍士兵被俘的影片,俄方稱他們為演員,因此希望烏克蘭人能通過使用Clearview獲取更多身份訊息。他相信,公司的面部識別技術能在複雜的戰爭中提供清晰的信息,形容能幫助烏克蘭是他的榮幸。
《紐約時報》報道指,烏克蘭國家警察局在3月21日獲得了兩張俄羅斯士兵陣亡的照片,其中一名死者的制服上有識別標貼,另一名則透過Clearview應用程序搜尋臉部,發現一名長相相似、來自烏裡揚諾夫斯克的男子。該男子年約30歲,身穿傘兵制服,手持槍枝。於是,烏克蘭國家警察局試圖聯繫男子在俄羅斯的親屬,通知他們這名男子的死訊,但沒有得到回應。
烏克蘭副總理米哈伊洛·費多羅夫。
烏克蘭副總理米哈伊洛·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表示,出於對這些陣亡士兵母親們的禮貌,烏方在社交媒體上發布這些信息,至少是為了讓他們的家人知道失去兒子,然後讓他們能夠來領走士兵的屍體。他形容,這場行動的目的旨在向俄羅斯公眾說明衝突的代價,並「打破這是一場『沒有徵兵』和『沒有人死亡』的『特別行動』的迷思」。截至目前為止,烏方宣稱有至少約8600名陣亡俄軍士兵的臉部信息被掃描,其中582人的身份被確認。
烏克蘭副總理米哈伊洛·費多羅夫。
雖然烏方聲稱這項舉動是希望利用戰爭的殘酷現實讓俄羅斯人清醒,從而讓他們轉向,反對這場衝突,但有專家警告烏方做法可能適得其反。英國監控技術研究人員斯蒂芬妮·黑爾(Stephanie Hare)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質疑烏方做法的成效,指責烏方聯繫死者家屬如同典型的心理戰,可能為未來的軍事衝突訂立危險的標準。他擔心,當俄羅斯家屬看到照片,會認為烏克蘭人無法無天、殘酷無情,「竟然對他們的孩子做出這種事」。
《華盛頓郵報》相關報道。
與此同時,有評論批評Clearview AI,在幾乎沒有監管的情況下合理化其有害和侵入性的軟件。數字權利組織「為未來而戰」的副主管埃文·格里爾指,戰爭地帶不僅經常被用作武器的試驗場,還經常被用作監視工具的試驗場,這些工具隨後被部署到平民當中,或用於執法控制和人群控制。
華盛頓智庫新美國的安全學者彼得·辛格則形容,這是首次看到面部識別技術被如此大規模使用,但這絕非是最後一次,又指平民將和軍人一樣,難以保守身份的秘密
來自Bellingcat的托勒指出,即使人臉識別技術得出的結果大多數是正確,但這項技術並不完美,而且很容易弄錯,尤其是當臉孔看起來相似,就需要識別胎記、紋身或衣服等輔助信息,強調在戰時能否做到就不得而知。
據英國《每日星報》(The Daily Star)報道,人臉識別技術可能會在安全檢查哨使用,或雙方交戰當下誤認人員。
紐約非營利組織「監控技術監督計畫」(S.T.O.P.'s),創辦人兼執行長卡恩(Albert Fox Cahn)便認為,若比對結果為「不匹配」,則很有可能導致無辜百姓的傷亡,如同警察在使用Clearview AI技術後,可能會因「比對錯誤」而誤逮平民。
卡恩擔心,原本立意良善的AI技術到頭來適得其反,傷害了本該受到幫助的人。他強調,若然在這場戰爭中應用該項AI技術識別死者身份,可說是最安全的方式,但一旦這些人臉辨識系統和相關數據庫導入戰區使用,恐怕連Clearview AI公司也無法控制該技術是被適切的使用還是遭濫用。
此外,根據《英國廣播公司》揭露,Clearview AI的人臉辨識技術,已遭到多個歐美國家的監管單位批評及裁罰。
2021年11月,Clearview AI由於未能遵守英國《資料保護法》,而遭到英國資訊委員會辦公室(ICO)處以超過1700萬英鎊的罰款;2022年3月,義大利個人資料保護署(GPDP)則對Clearview AI開罰2000萬歐元的罰款,起因是該公司違反義大利有關個人資料保護的法令,不當收集義大利網路用戶的生物特徵資訊。
而美國執法部門雖然有使用Clearview AI的辨識技術,但該公司還是因「使用網路蒐集圖像之運作方式」涉嫌侵犯用戶隱私權,導致其在美國面臨法律訴訟。儘管Clearview AI聲稱其數據收集的方式,類似於科技公司Google搜尋引擎的運作模式,然而英國與澳洲等國依然認定Clearview AI的做法屬違法行為。
科技媒體《iTech Post》報道指,Clearview AI近期還收到了包括領英(LinkedIn)、推特、Meta子公司臉書、行動支付服務公司Venmo、Google和YouTube在內的科技公司及網路服務平台,「停止並終止」(Cease and Desist)的法院命令,理由是該公司違反了這些科技公司的服務條款和平台規範,若Clearview AI不履行法庭命令,恐面臨法律訴訟。
面對Clearview AI的人臉辨識技術應用於俄烏戰爭所招來的批評,宦孫至認為,Clearview AI永遠都不應被用來當作唯一的身份識別來源,他更不樂見自身公司的技術被用於違反《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的惡行上,該公約將戰爭期間的武裝衝突,以國際人道法等國際法律為標準,擬訂出保護戰俘、平民、傷病者等援助規範。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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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大國,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去追尋「美國夢」,惟時移世易,據《華爾街日報》25日報道,去年移居國外的美國人數量,超過了移入美國的數量,是自大蕭條以來從未出現過的「人口凈流出」現象。這場移民政策風波的背後,隱藏著一個鮮為人知的逆轉:美國公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用腳投票,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帶著家人遷往生活成本更低及更安全的地方安居,到海外求學、遠距離辦公及退休。
有評論員將這波美國移民潮稱為「特朗普大逃亡」(Donald Dash),因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展開第二個任期以來,移民人數激增。但報道指,實際上這種現象已醞釀多年,其中包括遠距辦公的興起、生活成本的不斷上漲以及人們對觸手可及的異國生活方式的嚮往,也助長了這一趨勢。
有評論員將這波美國移民潮稱為「特朗普大逃亡」(Donald Dash),因自特朗普展開第二個任期以來,移民人數激增。
惟不得不承認,儘管歐洲經濟陷入停滯,歐洲國家與美國關係持續緊張,但歐洲的醫療、住房和教育成本要低於美國。
《華爾街日報》報道指,美國持續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移民,在2023年曾創下近600萬人的入境移民峰值。但到2025年,這一數字暴跌至260萬到270萬。與此同時,美國國土安全部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2025年遣返了67.5萬人,另有約220萬人選擇「自願離境」。
美國公共政策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計算,美國在2025年經歷了淨移民負增長。
報道引述美國公共政策智庫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計算,美國在2025年經歷了淨移民負增長,預計人口將減少約15萬人,預計2026年人口外流可能會加劇。
布魯金斯學會分析師指出,由於美國官方數據尚未完全反映人口外流情況,因此實際數字可能更高或更低。2025年,美國總移民人數約260萬至270萬,低於2023年近600萬的高峰。
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數據,去年美國有67.5 萬人被驅逐出境,另有220萬人「自行驅逐出境」。
美國人對日益惡化的治安感擔心。早前明尼蘇達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發生移民執法槍擊事件。
《華爾街日報》對15個提供2025年全部或部分數據的國家進行分析,顯示至少有18萬美國人移入當地;報道指當其他國家公佈完整統計數據時,這數字可能會更高。
報道指,在歐盟27個成員國中,幾乎所有國家的美國居民和工作者人數都創下歷史新高,且數字還在持續成長。
如葡萄牙官方數據顯示,自新冠疫情以來,該國的美國居民總數增長超過500%,單2024年就增長36%;而過去十年間,西班牙和荷蘭的美國居民人數也幾乎翻了一番,捷克的美國居民人數更增一倍以上;而去年移居德國的美國人比移居美國的德國人還多;愛爾蘭的情況也類似,2025年有1萬名美國人移居愛爾蘭,是2024年人數的2倍。美國人申請愛爾蘭護照的速度也達創紀錄水平,2024年為3.18萬本,2025年估計有約4萬本。
過去十年間,西班牙的美國居民人數幾乎翻了一番。
另美國人申請英國公民身份的數量也創下2004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截至2025年3月的一年裡,約有6000人遞交了申請。
美洲方面,美國人口普查局援引的一項墨西哥政府調查顯示,去年約有5萬名在美國出生的墨西哥裔美國人跨境前往墨西哥工作。
值得留意的是,美國政府已積壓了數月的公民放棄國籍申請,不少人希望取得外國護照,或規避對其海外收入徵稅。美國移民事務機構表示,2024年此類申請數量同比增長48%,2025年增幅可能更高。
報道又指,美國的搬遷公司數量激增,但仍難以滿足需求。這些公司中包括面向富裕階層的「LuxNomads」、吸引反對特朗普人士的「GTFO Tours」、針對非裔美國人的「Blaxit Global」以及面向女性、也是增長最快的「SheHitRefresh」。去年一項民調發現,40%的15至44歲美國女性希望盡可能永久移居海外。
這些搬遷公司表示,他們的新客戶不止是前往歐洲的年輕人或退休的父母,還包括中西部的小企業主,如建築師、財務顧問和工程師,他們希望節省醫療保健費用;另有中年離婚人士希望重新開始,而領取殘障補助或社會安全金的美國人則希望遷往海外後,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們的福利補貼。
值得留意的是,新一代美國移民比以往更可能帶著孩子一起移民,證明他們想紮根於當地,培養出一群能進入海外大學的下一代。
41歲的克里斯·福特(Chris Ford)在美國達拉斯一家房地產投資公司工作,但他帶著兩個孩子移居德國柏林,「在這裡,你不用擔心你的五歲孩子去幼兒園參加應對槍擊案的演習」。福特現在柏林協助營運一個兒童棒球聯盟,該聯盟的球員人數在過去3年中每年都增一倍,「美國的工資更高,但歐洲的生活素質更好。」
報道指,這些移民反映了美國對美國未來和生活方式喪失信心?在訪談中,這批人指出了移民的動機,似乎是經濟利益、生活方式偏好以及對美國發展方向失望等多種因素交織出來的結果。
他們列舉的因素包括暴力犯罪、生活成本高和動蕩的政治局勢。特朗普的連任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因素,儘管也有人投票支持他。但結構性和社會性的轉變遠比這深刻得多。
根據人口普本歷史統計數據,美國上一次出現遷出人口超過遷入人口的現象,要追溯到1935年。當時,經歷經濟大蕭條後,許多美國人決定搬到蘇聯居住,超過10萬美國人申請在蘇聯的工廠工作。由於大量缺乏技能的美國人湧入蘇聯,以至於蘇聯政府1938年起要求來自美國的入境人員出示回程機票。
如今,歐洲國家開始吸引美國人,歐洲多國政府放寬了簽證規定並修改了稅收制度,允許美國人以更低的稅率在歐洲生活。
《華爾街日報》分析指,「交易」背後的邏輯是,美國擁有更高的薪金水平、流動性高的勞動力以及數以百萬計渴望更好生活的公民;而歐洲國家則需要這些勞動力以及他們帶來的收入,以支撐歐洲負擔日益沉重的退休體系。而歐洲提供低廉的醫療保健、適合步行的城市,許多城市的住房仍相對便宜,且供應充足,學校的學費合理、安全亦比美國更高。
在葡萄牙里斯本街道上,美國人正在搶購住戶;愛爾蘭房地產經紀人發現,在都柏林繁榮的大運河碼頭區域,每15名居民中就有1人出生於美國;在墨西哥邊境,護老院的數量日漸增長,美國老年人開始跨境在墨西哥接受低廉的護理。
美國學生紛到西班牙、蘇格蘭和英格蘭留學。
《華爾街日報》訪問了12名在美國學習的美國學生,他們分別在西班牙、蘇格蘭和英格蘭留學,但只有一人計劃返回美國。來自加州聖莫尼卡的聖安德魯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 Brody Wilkes指:「我的想法是,如果週末能飛去奧斯陸、柏林或哥本哈根,哪怕在倫敦當侍應,我也沒所謂。我覺得這種生活方式,比在美國苦苦掙扎於公司工作,或者在洛杉磯工作,還要面對高昂的房價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