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讀內地朋友張倫在200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中國人的現代國家之夢》，赫然發現，他預示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走上發展之路。中國人選對了制度，走對了路，國家就發展起來了。

現在重讀這篇文章，仍然饒有趣味。

《中國人的現代國家之夢》 張倫

一、極端政權危害的不僅是國際社會的利益、更是嚴重危害了國家人民的利益

滿清王朝是從開明的封建主義走向極端保守落後封閉的封建主義。工業化及近代資本主義的進入，正是清王朝走向極端封建主義的時期。本來由於封建主義以統治為基礎的本質，從開明的封建主義走向極端封建主義，本身就是一個必然。

在一個開明的封建主義時期，構成人類社會分水嶺的工業化及資本主義的衝擊，往往有可能使以統治為基礎的封建主義發生根本性的演變：一是吸收工業化的成果，以提高生產力；二是吸收資本主義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三是國家體制發生改變。這三點往往形成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演變。

之所以講工業化是人類社會的分水嶺，是因為工業化徹底改寫了人類的歷史，徹底改變了人的思想，徹底改變了國家的結構。人類社會可以通過生產力的極大提高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是可以滿足人類自身需要的！在生產力水準低下的情況下，所能創造的財富不足以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因此不論是什麼樣的思想文化背景，都擺脫不了以統治為基礎的社會本質。

古今中外的國家體制可以簡單的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統治為基礎；一類是以發展為基礎。工業化趨使一些國家逐步向以發展為基礎的國家體制轉變。近現代史、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表現及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都說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從以統治為基礎的國家形態中轉變出來。工業化也昭示了不能從以統治為基礎的國家向以發展為基礎的國家實現真正的轉化是沒有希望的。

在構成人類社會分水嶺的工業化來到的時期，中國社會正步入極端的封建主義時期。極端保守落後的封建主義，本身就處於衰落時期，它的統治基礎岌岌可危，這樣它必然採取更加極端保守落後殘暴的方式和手段來鞏固其統治。鞏固極端統治的方法除採取極端殘暴手段措施外，就是閉關鎖國、愚民政策。這樣做的結果是國家民族更加落後。極端政權、閉關自守危害的不僅是國際社會的利益，更是嚴重危害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

工業化縮小了世界的距離，作為地球上的人類和國家不是孤立的存在。資本主義需要尋找開拓新的市場。早期的資本主義唯利是圖，從鴉片貿易到鴉片戰爭，早期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猙獰面目和醜惡嘴臉得到了完全的展現。鴉片戰爭改寫了中國的歷史，開啟了一段充滿苦難、恥辱和血淚的歷史，也為滿清統治敲響了喪鐘。一些仁人志士希望中國能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使資本主義借用封建權威來得以推行，但由於極端封建主義的特徵使這一理想只能變為幻想。極端主義是不可能真正接受先進事物的。早期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醜惡本質，它們用槍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只是加重了國家和人民的苦難。不正當的目的、不正當的手段，必然加劇中國社會的矛盾，進一步讓中國人民淪入水深火熱之中。

滿清政權徹徹底底是扶不起來的阿斗，以孫中山為領袖的一批仁人志士，帶頭推翻了滿清王朝。不和諧的時代、不和諧的思想、不和諧的方法，當然是不和諧的結果。由於長時期的閉關鎖國、長時期的愚民政策，中國人的落後和無知，封建主義根深蒂固。建立新的國家形態的社會經濟文化基礎未能形成。滿清王朝的滅亡不是因為結束它統治的力量強大，而是它太弱，毫無存在的基礎，甚至連利用的價值也沒有。滿清王朝滅亡了，但存在了幾千年的封建主義還很強大。封建主義統治的形式（君主專制）結束了，而真正構成當時社會、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力量還是封建主義。還沒有經過一定時期培育的資本主義，顯得瘦小、弱不禁風，更何況封建土壤怎麼可能讓資本主義的小苗長成參天大樹。社會兩極較量的結果，既然滿清王朝是徹底結束了，開啟一個新的封建王朝也不可能，因此一個畸形的社會產生了，資本主義的旗幟和外殼，而裝的更多的是封建主義的內容。資本主義一旦有新的土壤也是可以成長和孕育的。而複雜的國際環境及外來侵略，致使它既沒有好的內部環境，也沒有外部環境。

共產主義在中國生根發芽是歷史的必然。既然資本主義在中國是新生事物，共產主義也是新生事物，資本主義並沒有能結束中國人民的苦難，資本主義國家只是加劇了中國人民的苦難。既然共產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社會形態，那我們為什麼不選擇一個更先進的社會形態呢？在那個混亂的年代，苦難的中國人是多麼的需要想像力啊！資本主義的培育和生長變得更加不可能了。早期的共產黨人是理想主義者，理想不轉化為切實有效的行動和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體制，有沒有能力真正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體制，首先是要奪取政權。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在奪取政權上都沒有多少經驗和智慧可言，而幾千年的封建主義卻有豐富的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維護統治的經驗和智慧。於是令人眩迷的外殼，與巨大的封建文化便產生了結合，在奪取政權過程中，這無疑是最佳組合。在一個混亂的時期，各種勢力、各種力量都把奪取政權作為主軸和唯一重心。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結合所產生的政權，它們要鞏固和擴大既得利益，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和挑戰。這一結合的必然弊端在它取得政權後暴露無遺。一個自身存在根本缺陷和問題的政權，是經不起風浪襲擊的。日本對中國侵略和佔領，高舉抗日大旗的共產黨人，更能夠把一直處於混亂、壓迫狀態下的中國人凝聚起來，共產黨人越來越強大，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便徹底結束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億萬飽受戰亂、欺壓、饑餓和痛苦的中國人來說充滿了期待和希望，當時共產黨的很多領導人也希望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美好幸福生活及太平盛世。由於共產主義缺乏執政、發展的實際操作經驗，我們可以借鑒的東西實在太少了，加上國際環境的封閉，共產黨很難從革命黨真正轉變為執政黨，沒有真正經過資本主義洗禮的中國社會，封建主義的影響是巨大深厚的，封建主義鞏固個人權力的本質充分顯現、變本加厲。整整四十年的時間，社會矛盾極為尖銳，人性受到了徹底的摧殘和踐踏。是該結束中華民族苦難的時候了。

二、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真正的第一次經濟飛躍

一位智者、一位真正的偉人帶領中國走出了瓶頸，指出了現代化的目標和道路，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家必須以發展作為基礎。在當時的狀況，我們既不明白現代化的真正意義是什麼，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去搞，加上極左的意識形態影響很深。小平超越了派系關係可能引發的權力鬥爭，牢牢抓住發展的主軸。他是一個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在社會進行轉折的歷史時期，光有理想的政治人物是危險的，而沒有理想的政治人物又是不稱職的。現實的問題只能用現實的方法和手段去處理。只有對現實理解得越深，越是認同現實，離理想就越近。決不能用理想的手段去處理現實事物，一是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即使成功也會有後遺症，只會加劇不和諧的因素。首先要用現實的態度去對待現實事物，但要注意把現實和保守區分開來，因為兩者的目標不同、理念不同。當封閉了四十年的中國人開始打開大門的時候，中國人看到了自己的落後，心理是極端的不平衡，都希望能夠儘快發展上去。耀邦和紫陽是這段歷史時期的產物，他們站得很高，看得很遠，他們希望在有生之年為國家和人民多做點事，中國的老百姓太苦了，他們希望能夠讓老百姓的生活儘快改善，但對現實的認識似乎不足。

政權鬥爭，人民從來不會成為贏家，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因此不應把人民捲進去，否則人民只會成為政權鬥爭的犧牲品。六四事件，我們付出了血的代價，作出這樣的決定得有多大的勇氣啊！最重要的是這個代價付出值得嗎？小平避免了六四事件後可能出現的極端、封閉和倒退，通過一段時間的療傷後，仍然在向現代化的道路上邁進。歷史有時就是這樣，退一步才有可能進三步。第三代領導人也是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用現實的態度推動中國的不斷進步和發展，使中國在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步伐更加堅實，有了更大的動作、更大的突破、更大的發展。三個代表思想是以發展為中心，以發展為根本的思想，為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指明了方向。一個國家必須以發展為中心來建立國家體制和形態，防止陷入到爭權奪利的困局中，爭權奪利只會影響發展這個中心，只會影響國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終也會影響個人及子孫後代的根本利益，也會使國家淪入以統治為基礎的形態。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是中國建國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提出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指出了要建一個和諧的社會，這是以發展為中心的現代國家的基礎核心，使中國進一步步入了以發展為基礎的國家形態。雖然耽誤了整整四十年，但共產黨人也造就了歷史的輝煌，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的這二十多年，整個社會經濟持續的、巨大的進步和增長，讓整個世界震驚。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在一個和平的二十多年的時間，社會經濟如此高速的增長和發展，這堪稱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真正的第一次經濟飛躍。

第一次經濟飛躍是中國邁向現代化國家的必然一步，是巨大的物質和精神準備，有了這一步，作為封建主義影響了幾千年的中國，才有可能步上現代化國家的殿堂。這是一個以多數人政策為基礎，從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到城市打破大鍋飯、鐵飯碗，有了這一根本性的政策，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整個社會財富巨大的增長。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有很多不規則不合理的現象，但社會財富的巨大增長才最重要，它具有最根本的意義。我們必須清楚和明白不能因為有不合理現象而阻礙了社會財富增長帶來的本質意義。只有物質財富的不斷豐富，我們才能逐步讓規則合理，我們也不要陷入過去問題的糾纏，而應著眼于未來。

第一次經濟飛躍，主要是中國人致富的願望與不規則放開（但有所控制）的結合。這個過程除了為中國步入現代國家奠定了物質基礎外，更重要的是奠定思想精神基礎，讓我們更加明白了方向和前面的道路，明白了要怎麼做及應該怎麼做。是小平發展的思想、是全黨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實踐過程，是中國的國家形態由以統治為基礎向以發展為基礎轉化的過程，也是共產黨從革命党向執政黨真正轉變的過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歷史應該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才算真正開始，對中華民族來說，中國共產黨存在的真正意義是帶領國家和人民發展和進步、走向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只能是、也必須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來完成。

三、九億農民的出路才是中國二次經濟飛躍的關鍵

第一次經濟飛躍是一個從質變到量變的過程，它不僅是思想精神的質變，更是一個以多數人政策為基礎而產生的巨大實質效果。以一個質變為基礎，把這個質變利用好，它就能產生巨大的物質量變過程，量變到一定程度時會推動二次質變的產生。我們要把握不好啟動二次質變的鏈條，社會財富的增長有泡沫化的危險。在第一次質變能量釋放發揮到末期的時候，往往是創造財富困難，而製造泡沫卻很容易。量變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必定推動質變產生，這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關鍵是我們要處在主動地位還是被動地位，只有和諧的轉變才有益於國家和人民，才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第二次質變的形成過程，會產生巨大的多的物質量變。第一次經濟飛躍實際上從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已經開始進入尾聲，從九七年開始到現在，既是第一次經濟飛躍向第二次飛躍的孕育期、準備期，同時也吹響了二次飛躍的號角，並已開始了我們的步伐。第一次經濟飛躍是以多數人政策為基礎，少數人富起來的過程；第二次飛躍還是以多數人政策為基礎，當它化成實際動作過程的時候，是多數人富起來的過程。完成多數人致富的過程，中國現代化國家的地位才能真正形成。社會發展的動力鏈條不是去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不是去改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是激發更大的發展和進步，讓更多的人得到實惠，讓社會產生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企業精英。

如果說第一次經濟飛躍是局部發展、少數人致富的過程，那第二次飛躍應該是整體協調發展、多數人致富的過程，同時也是建立完善以發展為基礎的國家體制的過程。從中央提出西部發展戰略開始，我們已經從過去區域發展的概念向整體發展的概念轉化，把政策傾斜到落後地區，説明落後地區發展只會對發達地區發展有益，落後地區的巨大發展才會帶動整體經濟的根本發展，落後地區不發展，發達地區也將會失去發展的基礎和動力。西部發展戰略主要是地域概念，真正解決好九億農民的出路才是第二次飛躍的關鍵。九億農民的出路是第二次飛躍過程最大的難題和根本的動力基礎，這也是能否保持中國長期持續高經濟增長的根本，解決不好，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能真正完成，中國現代化國家的地位也不能真正確立。我們把“農民”、“農村”、“農業”簡稱為三農問題，過去有些人掉進了框框裡面，要從三農問題中去解決三農問題，這是治標不治本的。當我們跳出來思考的時候，我們有可能既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和出路，又找到了中國經濟能夠持續高增長的動力線。當農民不再是農民，當農村不再是農村，當農業也不再是傳統農業概念的時候，三農問題也就不存在了。事實上上億在城市打工的農民，他們已經表達了他們的訴求，這是不容忽視的。

一些西方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工業化、城市化的浪潮對三農問題形成了根本的衝擊，由於缺乏國家戰略規劃，也有很多慘痛的教訓，但由於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原因，總體產生了較為和諧的根本轉變。我們可以把這個發展模式稱為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發展。中國不能走西方的道路，因為中國的問題要複雜得多，加之西方國家在此過程中的教訓，我們經受不起，也沒有必要去經受。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應該吸取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創造出一條城市化帶動工業化發展的道路。過分依賴發達地區對落後地區的帶動，過分依賴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帶動，它們不可能真正發展起來，只能形成更多的問題和不公。因此，國家一定要確立以多數人政策為基礎的國家根本戰略，多數人政策生效的狀況下對少數既得利益者也是有好處的，因為他們起點高，比別人占了先機，但打破了他們可能形成的封閉意識。在第一次經濟飛躍完成的情況下，必須把解決九億農民的出路定為國家發展最根本的戰略，城市化既是解決九億農民出路的唯一途徑，也是社會財富巨大增長的過程，也是二次飛躍的動力基礎，也是完成現代化事業的必然過程。

“城市化”也必須跳出現有城市的框套中，是無數新興城市的興起，以現有的中心城市為核心的無數衛星城，以新建的中心城市為核心的無數衛星城。農民向城市的遷移過程，是社會財富巨大增長的過程，是整體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過程，也是思想精神文化轉變的過程。一個思想的提出遠比它化為實際的具體動作要容易的多，但當我們確認這個思路是正確思路的時候，就應該緊緊的抓住它，不斷的去探索和研究，找出切實可行的方案，推動它轉化為實際具體的行為和動作。首先要把它制定為國家的根本戰略及中心工作。變為國家的根本戰略有兩大好處：一是它能轉化為具體動作；二是在這個具體動作過程中，農民成為真正的受益者。一個以統治為基礎的國家（肯定是落後國家）向以發展為基礎的國家轉變的時候，社會經濟的發展肯定是參差不齊的。政府的執政能力和行政能力不在於制定一個統一的共同標準，然後照這個統一標準來執行，而在於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合適的政策和手段。不同的政策和手段，不是去加劇它們的不同和差距，而是去縮小不同和差距，走向共同才是我們的目標，當我們形成東部西部的差別、城市和農村的差別、居民和農民的差別、富人和窮人差別的時候，不同的政策措施和手段是正常的，但它不是加劇這些差別，而是通過以多數人政策為基礎的發展來逐步縮小差別。

當我們建設新興城市解決農民的出路和居住權的時候，國家應總體考慮、統一規劃，用多少年的時間逐步實現農村向城市的轉化過程。在城市化進程中，國家免除土地的費用及相關稅收，並負責交通、能源、通訊等配套工作，把利真正讓到向城市轉化的農民身上，而不是開發商手上，也不是炒房子的購買者手上，因為這是一個基本的民生問題，是居住權問題！開發商只能賺取少量的利潤，使廣大向城市轉化的農民得到政府的巨大讓利，開始他們在城市創業的第一步。事實上，在經濟巨大增長和發展的狀態下，所有人都會成為受益者。解決好基本的民生問題及居住權問題，才有市場經濟的統一規則問題，市場經濟的規則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動關係，才能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發展促使市場經濟更加成熟，市場經濟的優良規則促使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在城市化進程中，我們會碰上很多困難和曲折，問題可能比我們想到的還要嚴重。只要我們有正確的思路，緊緊把握住我們的方向和目標，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用現實的手段和方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二十多年的發展，可以有這樣一個結論：中國人的現代化夢想必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戰勝重重困難，使這一中國人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願望成為現實！

作者：張倫
於2004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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