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流行一個說法，就是「大學中學化」，意思是大學學位增加，取得大學學位的人數與中學畢業的人數接近，而畢業後兩者的薪酬亦沒有太大分別。然而，筆者發覺，香港最近出現「中學大學化」的趨勢，即是中學生過份投入抗議行動的心態與大學生相似。
觸發筆者有這番感受的，是近來發生在中學的兩宗事件。第一宗關於有中學校長取消夏令時間，要求學生提早十五分鐘上學，以增加閱讀時間。這個決定，被該校學生形容為「暴政」，並發起簽名運動及邀請記者採訪。另一宗是有學生在學校的畢業典禮上，舉起標語支持該校一位懷疑與校長發生衝突的教師。
這些參與公開抗議的學生不明白鬧大事件的作用。一般而言，政治人物或社運人士要採取聯署、示威、遊行、絕食等方式表達意見，是希望借助公眾和媒體的力量，試圖向有關人士或機構試加壓力，希望他們聽從意願、改變立場。他們的訴求，不論是否獲得大眾認同，至少是社會事務，與社會上不少持份者的利益有關。
如果現時兩宗校園事件與社會大眾的切身利益有關，例如涉及公帑運用失當、教師瀆職、欺凌事件等等，學生的做法的確是恰如其份、無可爭議的。然而，兩宗事件實在與社會事務談不上任何關係。明顯地，兩宗事件屬於校政範圍，絕無必要嘩眾取寵，博取傳媒介入或公眾關注。學生搞出一場大龍鳳，予人小題大做、多此一舉之感。
事件曝光後，兩間中學的校長不約而同地表示願意與學生溝通，以對話形式解決是次紛爭，證明有關爭議並非只有一種解決方法。學生不分原由地選擇鬧大事件，既使學校名聲受損，又不必要地增加校內職員的壓力，是不負責任和未臻成熟的表現。
當然，我們不可單單責怪這群年紀尚輕的中學生。正如不少教育心理學家指出，青少年容易模仿他人行為以建立自我形象，香港中學生近年表現愈趨激進也可能是模仿下的產物。當激進勢力或學生領袖破壞社會秩序，甚至將歪風引入校園時，大部分市民仍然不願厲聲斥責，只會啞忍，效果無異於默許和鼓勵有關行為。這種意識逐步滲入中、小學，學生自然「有樣學樣」，模仿他人以抒發己見。
<<論語>>有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筆者認為，眼下的中學生，應該「行有餘力，則以論政」。相信香港市民希望中學生承擔的責任，是勤奮學習、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為個人前途做好準備。關心社會、為校政發聲等等，只是錦上添花，不是中學生的首要任務。如果學生捨本逐末，不務正業的話，既是浪費社會的投資，亦耽誤自身前程。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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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基事件的來龍去脈至今成謎，在當事人各執一詞下，仍然有相當含糊的地方。然而，不論根據林榮基本人、李波、抑或內地有關部門的說法，都可以肯定兩點。一，林榮基的確在內地觸犯法律；二，林榮基在內地而非香港被逮捕。換言之，年初時泛民議員「聲大夾惡」地評論事件涉及跨境執法和破壞一國兩制，如今已經不攻自破。引用周星馳一句經典對白:「當堂嚇一跳，然後得啖笑。」
根據現有的證據，可以肯定銅鑼灣書店事件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陰謀論。在未審先判下，泛民支持者率先假定中央政府打壓港人言論及出版自由，又批評此舉破壞一國兩制，惹得不少港人聞之色變、人心惶惶。最終，事件原來並不涉及跨境執法或損害港人既有自由，陰謀論者可謂被狠狠地賞了一記耳光。
撇開銅鑼灣書店事件不談，回歸以來，近乎每年都有與中央政府有關的陰謀論，例如內定唐英年出任特首、派出軍隊鎮壓佔領運動、興建高鐵是為了方便中央調動軍隊、單程證制度是「殖民」、國民教育赤化香港、發展新界東北是作為內地富豪的後花園等。這些陰謀論往往是偏離事實，謬之千里的說法，稍有理性的市民可以瞬即指出這些說法的不足，但是部分香港市民依然照單全收，信以為真。
陰謀論可以迅速傳播，廣為接受，原因有三。一，思考的惰性。凡事以陰謀論解釋，便不用對事情尋根究底，憑蛛絲馬跡即可製造「事實」。二，突出自己的見解，裝作超越常人的角度看待和理解問題，自以為能夠洞悉世情。三，個人信念太強，對於難以理解的事，只能依賴慣有的思維套路解釋，即使有關思維套路可能與事件的核心沾不上邊。當中，以第三點效力最強，因為人們總是相信自己想相信的。
當然，政治家十分善於利用陰謀論蠱惑人心。散播陰謀論的好處，是借助公眾的懷疑，兵不血刃地打擊對手，以增加自己的聲勢。只要陰謀論的影子在選舉期間仍然揮之不去，就是最佳的競選策略。再者，陰謀論可以鞏固同一陣營支持者的信念，加強相同理念人士的團結。這種做法，遠比花費千金接觸支持者更為有效。因此，政治家對採用陰謀論總是樂此不疲的。
對於香港政府而言，重點不是如何阻止市民製造陰謀論，而是如何將陰謀論的傷害減至最低。公眾接受陰謀論，不在於陰謀論的論據令人信服，而是它符合願意相信陰謀論的人內心的印象。以林榮基事件為例，雖然他的說法含糊不清，但因為不少港人以為中央政府野蠻無道，令他的一面之詞依然大有市場。因此，治本的方法，就是扭轉大部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刻板印象，從而不會胡亂相信無理指控。
香港人喜歡自詡文明、先進，但是部分港人的思維仍然停留在民智未開的年代，以不符科學、不合邏輯的思維分析政治。明顯地，香港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民主，而是更多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