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倫理角度看全民退休保障 羅裔昌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

香港政府統計處於６月９日公布香港住戶收入分布研究結果：據香港住戶收入分布，二零一六年按原本每月住戶收入編製的堅尼系數為0.539，遠超過同期其他國家地區，如中國（0.465）和新加坡（0.458）。堅尼系數是最常用於分析收入差距程度的指標，其數值在0和1之間，數值愈大，反映住戶收入差距愈大，貧富愈懸殊。造成社會貧富懸殊，有很多原因，而社會貧富懸殊，亦會帶來很多惡果，包括社會怨氣的產生及擴大。

去年10月，在扶貧委員會高峰會上，行政長官重申扶貧、安老、助弱是政府的重點施政範疇。政府因應不同群組的需要，推出多項扶貧助弱的措施，包括「長者生活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支援少數族裔共融、促進殘疾人士就業、提升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支援服務等。

現時，最受社會貧富懸殊影響的就是老年人。不少長者靠拾荒來增加收入，已是人盡皆知的香港社會現況。面對這樣，難道政府以致整個香港社會，可以視若無睹，無動於衷嗎？

香港的退休保障主要由三方面組成，包括俗稱「綜援」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俗稱「長生津」及「生果金」的兩項高齡津貼計劃、以及俗稱「強積金」，由僱員和僱主每月各供款薪金百份之五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可惜，根據政府2015年所公布的數字顯示，本港的長者貧窮率仍然超過百份之三十，即全港有接近31萬名長者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每3名長者中，便有1名要捱窮，情況非常嚴重，非常令人難過。事實擺在眼前，現時政府的退休保障制度，根本未能夠保障長者退休後的生活。

雖然政府現時有向合資格長者提供「綜援」、「長生津」或「生果金」，但申請人必須要合乎指定的入息及資產限額方可領取。這種需要透過經濟審查來提供的福利，表面上看似公平及合乎經濟效益，但其實存在著不少的問題。經濟審查不但令有儲蓄習慣的市民無法得到他們應有的福利，而且更帶有強烈的標籤效應，令社會分化。而且審查制度亦變相令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令資源投放了在錯誤的地方。

除此之外，現時的強積金計劃只能為在職人士提供退休後的經濟保障。社會上部份人士如家庭主婦、傷殘人士、及永久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等，根本無法受到計劃的保障。而且強積金計劃有不少為人詬病的地方，如行政管理費用高昴。再者，若供款者為低收入人士，他們退休時的積累供款也不會高。若單靠強積金，低收入人士退休後根本不足以維持生計。

因此，社會上有很多人提出不同建議，包括全民退休保障。例如2015年時，180多名學者曾向政府建議推行社會共責三方供款的「全民養老金2064方案」，簡稱「學者方案」。「學者方案」若能被政府接納推行，全港所有65歲以上的長者便毋須經濟審查，每月可獲得3500元的退休金，幫補生活。又例如周永新教授更早前所提出的方案等。任何方案總有會人贊成，有人反對。全民退保這個概念已提出多年，至今毫無寸進。而社會卻愈來愈貧富懸殊，愈來愈怨氣沖天，老年人生活愈來愈艱難。

孔子在《禮運大同篇》曾經寫下「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意思即是社會上每一個人不應該只孝敬自己的父母及愛護自己的子女，還應該讓社會上的老人家得以安享晚年；令壯年人能在社會發揮所長；使幼年人能良好地成長起來。並使鰥夫、寡婦、孤兒、沒有子女的老人家，以至有殘障疾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顧。社會在轉型，經濟產生結構性變化，人口老化等，這是世界各國各地都要面對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有一個信念，一個理想作為出發點。而後落實到教育政策，社會服務政策，房屋政策，醫療政策，稅收政策等等之上。

香港提供了各行各業，不同領域的就業機會。今年九月亦將會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可算是達成了壯有所用和幼有所長。可惜我們仍然未能使老有所終，亦未能做到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在香港這個高度發達的社會，全民退休保障理應屬於所有人的基本權利。香港現時的長者貧窮問題已經愈來愈嚴重，全民退保計劃實在不能再拖，新一屆政府有必要承擔更大責任，為勞碌一生的長者提供更完善的退休保障，令他們可安享晚年。否則，真是太麻木不仁了。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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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過去一段時間香港面臨不少挑戰，一些朋友確實也對香港前景感到憂心。憂心是一時的情緒，何不趁此時此際，回顧一下過去二十年，香港人一路如何走來。

回顧過去二十年，香港作為「一國兩制」史無前例的先行者，遇上了不少風高浪急。先說經濟方面，香港回歸之初，製造業基本上已經北移，本地製造業萎縮，形成高度依賴服務業的經濟結構。時至近年，香港高度集中的服務業更出現「高端專業服務業」與「低端服務業」兩極化的現象，影響社會流動。

社會民生方面，大家最掛心的自然是房屋問題。誠然，香港這二十年間私人房屋的售價及租金上升了很多，已遠出大多數市民的負擔能力。然而，最令人擔憂的是公營房屋短缺。根據房屋委會的數據，公營出租房屋的輪候冊上，已有超過27萬宗個案申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4.6年。這反映了房屋供不應求的實況，亦反映了社會矛盾中土地供應不足的制肘，關鍵在於如何擴展城市空間。

這些都是香港過去二十年面對的客觀挑戰，而這些挑戰，都是一個開放自由經濟體，一個資本主義發達社會的問題，幾乎可說是無可避免。而「開放自由經濟體」、「資本主義發達社會」亦正是「一國兩制」的設計中，要維持香港原有制度的承諾，可說是要維護「兩制」的必然代價。問題既是無可避免，我們要看的是香港過去是如何應對這些問題。

這些年來，香港的發展背後不乏國家的支持，應對問題的方法總離不開「一國」。由2003年開始的自由行與《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這類直接的支持，到近年中央政府將香港的發展放置在國家戰略的層次。如2011年的「十二五規劃」首次以獨立篇章講述香港與澳門的發展，「一帶一路」倡議中讓香港的專業服務業有更高層次的發揮空間。

2017年初，特區政府落實與深圳在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此舉不但為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產業提供了更大的平台，更是策略性地借助了深圳的產業優勢，使香港與深圳可以發揮協同效應，不再單打獨鬥。可以預期，香港未來的創新科技產業實力將更雄厚，可以在傳統的金融服務業外，另闢新路，使香港的經濟結構更多元化。近期的「大灣區」發展更是讓香港在國家的城市群發展戰略中扮演關鍵角色，「大灣區」除了促進經濟產業的協同發展外，更旨在建立「共同生活圈」，預期未來港人可以有更優質、更廣闊的生活選擇，緩和香港內部的空間擠迫問題。這些發展機遇，若不是香港回歸了祖國，在「一國」的大原則下，不可能實現。

回顧香港二十年的最後，或許可以Beyond 那首《抗戰二十年》作結︰「哪怕再去抗戰二十年，去到多遠，我也銘記我起點不會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