廠商會應辦人才學院 為香港擁抱工業4.0

工業4.0近年引起全球工業界熱議，啟發了工商界對工業發展的思維。這個由德國政府提出的高科技計劃，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組成物聯網及服務聯網，將生產流程所有相關的機器設備、人員、流程與資料連結起來，每個設備更能互相溝通，具備獨立監察、分析和判斷能力，可以隨時找到問題及解決，令生產流程更靈活、更有彈性，能快速回應市場需求的變化，這就是智能工廠（Smart Factory）的構想。

智能工廠啟發了許多國家對工業發展的看法。中國國務院亦頒布了「中國製造2025」計劃，被稱為「中國版工業4.0」。相比之下，香港的工業主要仍然停留於2.0階段。

德國能夠成為世界工業大國，以先進科技和精密機械聞名於世，除關乎其政治、經濟、文化和地理等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亦與德國政府重視中小企業的政策有關。

德國政府早於1970年已推出營造中小企友善的營商環境業政策，有別於香港依賴短期、鬆散的支援計劃協助中小企業。德國將中小企業放到經濟政策的層次，從教育、基建、貿易、融資等方面，滿足中小企的需要。當地政府亦配合業界自我監管機構和商會組織的推廣和協調，助企業成功。

以教育為例，德國獨特的職業教育和訓練雙軌制度，把企業提供的學徒培訓和職前學校的課堂教育結合。學徒訓練計劃是雙軌制度的重要元素之一，由企業和政府共同承擔人力資源培訓，既是教育政策，也是支持中小企業的政策，滿足中小企業對技能匹配的人力資源的需求，亦為學生的長遠專業發展鋪路，確保良好的青年就業環境。

事實上，佔德國企業99%之多的中小企業，是該國在全球經濟環經困難之時，能夠保持活力，就業和社會相對穩定的要素。而德國的中小企業，被譽為是創新的重要力量，每年提供大量創新的產品，使德國工業產品持續提升競爭力，對創造就業和創富有很大的貢獻。

我期望政府能夠正視目前香港經濟的情況，更充份了解中小企業的生態和經營需要，借鏡德國的經驗，全面檢視目前有關中小企業的支援，並提升中小企政策為重要經濟政策，並提出更全面、適切的跨越部門政策方向，在市場資訊、人才供應、鼓勵創新、基建配套等各個範疇，為中小企業提供友善的經營環境，並減少市場的失效及補償中小企因為規模較小而在經營上面對的劣勢。同時，香港政府亦要訂立清晰、簡單的規條和優化稅制，減少對中小企業的制肘，留足夠空間讓中小企發展。

香港擁有世界最佳的基礎硬件設備、健康及開放的競爭環境，勞動力市場具彈性及效率，金融市場亦穩定。香港亦擁有健全的法治制度和知識產品註冊制度，為企業經營提供良好的平台。世界經濟論壇於9月27日發布2017/18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亦排第6位。我相信，如果香港政府能夠更積極創造有利條件，促進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香港的經濟將可以有更大的突破。

香港廠家面對的最大困難之一是科學技術人員供應不足，我們不能純粹依賴大學及專上學院每年提供的科技畢業生。事實上，專上課程往往未能切合廠商的實際需要，亦經常滯後於市場的變化，結果出現了錯配、斷層等問題。

我們要提振以中小企在香港工業中的活力，可向德國借鑑。尤其在培訓人才方面，「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更可以扮演一個更主動的角色。

廠商會歷年來鼎力支持政府的院校配對基金，積極捐款予各大學。這是相當有意義的捐獻，不過商會在款項最終如何運用的問題上，沒有發言權。我建議，廠商會可以把用於支助教育的款項，改為集中興建一所在課程設計、師資、收生等環節，都是由商會自己決定的專門工業院校。

最近，我與一位來自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工業4.0專家教授，多次深入探討如何培訓香港工業界下一代技術人員供應不足的問題。他己針對本港的現實情況，設計了一套課程，為香港打後十年孕育出工業4.0的專才。

我期望廠商會下一屆的領導層能夠以此為基礎，為香港的廠商在面對「一帶一路」、「大灣區」等國家發展策略所帶來的機遇，做足充份的準備，不至於欠缺人才而坐失良機。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

徐炳光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競選時承諾，實施兩級制利得稅。她傾向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稅率由現時的16.5%降至10%。她昨日在「福布斯CEO論壇」上透露，正研究再將第一級的利得稅稅率進一步調低。

我是廠商，明白到中小微型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在現今的經濟環境下，世界各國央行實施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資產價格上升，使資源更集中在巨大型企業；相反中小微型企業的發展更為困難，部份甚至只能在隙縫中覓生存空間。因此，我十分歡迎政府優化稅制，透過減輕稅務負擔，讓中小微型企業在目前較困難的經營環境下，保持更多流動資金，應付日常周轉需要，或增聘人手或再投資，以提升競爭力，推動業務的發展。

不過，我認為建議中的稅務改革過於保守，只能幫中小微型企業節省最多13萬元的稅款，即每月稍高於一萬元，相當於一名基層職員的薪金。即時如特首的方向把二級稅率調低5%，企業亦只能再多節省8,300 多元。

我建議，政府進一步將繳納低稅率的稅階提高至500萬元，即所有企業首500萬元的利潤，只需要繳納10%或更低的利得稅。粗略估計，政府每年因而少收利得稅約80億至90億元，較原來的方案約50億元，再少收30億至40億元；繳交低稅率的企業，將由原方案的8成進步上升至近9成。就算以更低的第一級稅率計算，對政府的收入影響其實亦相對有限。我相信這樣調整稅率對經濟的影響，對中小微型企業的扶持作用較佳。

第二階級的利得稅率則可以保持於16.5%不變，以維持香港現時的利得稅為全球最低水平，比鄰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17％低的格局。早前有香港超級富豪提倡增加利得稅，作為教育及醫療開支，以反映巨大型企業亦願意對社會作出更多的承擔。然而，以香港政府的財政實力雄厚，累計財政儲備亦於2017年3月創歷史新高，達9,360億港元。回歸後的20年中，政府有15年錄得財政盈餘，金額合共7,570億港元，現階段實在無必要考慮把16.5%提高。

雖然「稅基狹窄」及「收入來源波動」的問題備受關注，但根據立法會的資料，自2004至05年起至今，即使政府未曾推出具體措施，擴闊收入來源，香港仍然可以連續13年錄得財政盈餘，反映香港稅收基礎平衡，使政府有條件作出改革，並更慷慨地支援中小微企。

在香港，中小企業的定義為聘用少於100名員工的製造業公司和聘用少於50名員工的非製造業公司。在2017年3月，香港的中小企業約32萬家，佔本港商業單位總數98%以上，為約130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約佔香港總就業人數(公務員除外)約46%。由此可見，雖然這些中小企業對政府的利得稅收益貢獻有限，卻是香港經濟和社會相當重要的組成部份，它們確是提供足夠就業機會，令香港經濟保持活力的重要元素。

中小企業在稅務寬減之後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所帶來的額外經濟活動和利益，比庫房每年多收幾十億稅款將產生更大的效益。在向中小企徵稅的問題上，正如特首所言：”Less is more”，特區政府絕對可以放膽做得更徹底。

香港中華總商聯合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