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二十世紀開始，人類對民主充滿幻想，迷戀甚至是迷信。眼看一個又一個西方國家在建立民主政制後，逐漸變得強大，經濟欣欣向榮，人民生活富足，甚至建立全球領導地位，不少人都認為民主政制是人類唯一的出路。有美藉日裔學者更加寫出一本政治學著作《歷史的終結》，預計全世界最終也會步向民主。
民主理論假設社會所有個體都具備理性思維，能夠獨立思考社會事務，懂得判斷好壞，不會受陰謀論或有違倫理和人性的言論影響，作出正確的選擇。因此，選民可以從芸芸候選人中，選擇最適合的人作為社會領袖或民意代表。由於掌握權力的人是由被假定為理性的人通過比較和分析而產生，因此也可以假設這些領袖必然是好人，具備足夠得能力執行獲得多數民意。
根據這種說法，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一個實行民主選舉的社會，應該是體現人的理性。雖然由理性產生的政治理念和立場不盡相同，但肯定具備幾個重要特徵。一、重視經濟發展，希望創造有利經濟增長，人人有機會致富的社會環境；二，強調自由，保障個人選擇的權利；三，追求社會穩定，不鼓勵社會撕裂和對立。
然而，過去一年的選舉結果，卻與理性兩字沾不上邊，與以上應有的理性結果更是南轅北轍。由英國脫歐開始、到特朗普勝出美國總統選舉、近月德、法右翼政黨勢力大增、至近日奧地利出現大打反移民牌的年輕國家領導人，在在反映民主選舉的神話已經破滅。
在全球化不可逆轉的時代，任何反全球化的主張，只會帶領社會走上絕路。表面上，反全球化可以增加主權國家對經濟政策的控制，毋須與其他國家協調，可以因應自身情況定下有利本國的經濟方針。但是，歷史已經再三證明，保護主義一旦出現，就會產生骨牌效應，各國都會設立貿易壁壘以保障自身利益，最終增加貿易成本，對經濟活動造成負面影響，經濟情況不好反壞。
同樣地，西方國家大多面臨人口老化和人口減少的弊病，吸納一定數量的移民，有助增加勞工數目，有利刺激經濟增長，使政府有力承擔日益增長福利開支。不少歐美國家大打反移民牌，不願承受移民對社會的衝擊，寧願捨棄移民帶來的經濟好處，其實等於自斷後路，代價將會由兩代甚至更多代的人民來承擔。
這些西方國家的民主選舉制度由來已久，當地人民大多曾經接受良好教育，理應具備較高的公民質素，有能力作出合理的政治決定。然而，結果說明即使是身經百戰的選民，在面對現實情況的不滿和憤怒下，也會喪失理性能力，變得不負責任，甚至是對社會弊多於利的。
當然，選民非理性的現象不是一時三刻出現。在過去幾十年的選舉，選民的投票模式已經遠離理性。理論上，我們希望選民比較候選人的政治理念，支持立場相近的人士，但可以如此理智的選民卻少得可憐。近年不少心理學研究都發現，選民支持某位候選人或某個政黨，更大程度上是源自印象和好感，繼而用一堆理由證明自己的選擇，而不是基於理性。而媒體逐漸發達，尤其是電視普及的年代，候選人的形象、口才、魅力比政治理念對選情更為關鍵。
當西方民主政制開始崩潰，再三出現大錯特錯的選擇，香港不少朋友仍然將民主選舉奉若神明，堅信民主化是香港未來唯一出路。然而，香港民主基礎更弱、公民質素更為參差，這又是哪兒來的自信呢?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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