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隨著部分年輕人積極投入政治，加上市民論政意識日漸高漲，對於社會政策和發展總有不同的看法。當他們發現政府的方案與自己的看法有別，就會抱怨和批評政府不肯聽取民意，忽視大眾訴求。立場偏激者，更會形容有關官員是「垃圾」、「狗官」。
持有這種看法的人，其實有以下三個潛台詞。一、他們不是希望政府聆聽民意，而是要求政府必須接受他們的看法；二、他們認為自己的看法一定比其他人，特別是政府，更能有效解決問題；三、他們認為自己代表民意，是社會的主流聲音。
自回歸以來，政府收集民意的工作愈做愈多。除了新政策或地方發展方案出台前必定大搞諮詢，以及聽取各級議員意見外，現時更加積極利用不同方式，例如網上社交平台，嘗試掌握民意，以便達成獲得多數人支持而且對社會有利的共識。如此多元化的民意收集方式，實難批評政府沒有聆聽民意。
事實上，筆者認為不少民間團體的方案，只是表面理想，實際上並不適合香港的情況。例如部分社福團體經常鼓勵政府學習北歐國家，大幅增加利得稅和薪俸稅，讓大型企業及收入較高的人士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解決貧富懸殊和提供更多社會資源予弱勢社群。然而，香港和北歐國家的經濟情況大相逕庭，社會文化亦大有分別，盲目抄襲別人的政策，以為香港在加稅後仍能保持競爭力，恐怕是過分理想和樂觀的看法。
當然，筆者不能否定有時部分政策倡議者或民間團體提出的方案，可能比政府的方案更為進取和有效。然而，不能因為政府的方案不夠完善，就大膽假定政府是漠視民意。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需要盡力平衡各持分者的利益。即使較為可取的方案，也不一定能夠代表整體民意和利益。
筆者留意到，傾向認為政府無能，喜歡對政府冷嘲熱諷的，不少都是熱心參與社會事務的大學生。可能因為對學歷水平的自負，他們更容易堅持自己的想法，排斥「非我族類」的意見，甚至要求政府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這種自以為是的態度，才是最應受到抨擊的對象。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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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是一個十分痛恨官員貪污舞弊的人。元末年間他投入推翻蒙古的大業，正因深受腐敗官員逼害所致。因此，當他成功立國，對官吏的操守要求尤其著緊。只要官員貪污六十兩以上，就會大開殺戒，以儆效尤。
不過，官場人事複雜，做官俸祿又不高，古代官員稍為把持不住，就會墮入法網。然而，面對強硬的君主，一眾大臣難以改變皇帝的決定，只好在史書上大書特書，將朱元璋寫成一個殘暴不仁，刻薄大臣的君主，以示對有關貪污的規定和罰則的不滿。
打擊貪污是為了保護平民百姓，縱然罰則稍有嚴苛，也無可否認是有益吏治。但是，因為有關法令和罰則觸動既得利益者的神經，所以這種做法不但沒有取得廣泛支持和認同，反而被掌握歷史話語權的人大肆批評。
因為不喜歡某種法律，擔心一旦立法有損自身利益，繼而大力煽動群眾反對，是古往今來常見之手段。廿三條立法正是一例。
近日，代表中央政府表達關注香港情況的幾位人物，如李飛、王振民等，都不約而同地表達對現今香港政治形勢的憂慮。他們認為，為了要徹底打擊港獨，加上香港回歸一段時間，是時候為廿三條立法。
此言一出，當然成為反對派興風作浪的好題材，以古惑人心的言詞，妖魔化這條廣為世界各國採用，而且用於保障國家安全的條例，例如指廿三條會打壓政治自由、容易造成警方濫權等等似是而非的言論。
事實上，基本法已經明文規定香港必須就廿三條立法。換言之，這是責任問題，不容港人隨意討價還價。部分反對派份子經常引用基本法四十五條，認為中央政府容許香港普選特首是憲制責任，所以回歸以來時時刻刻以爭取普選，甚至不惜以違法手段脅逼中央。然而，廿三條立法同樣是憲制責任，反對派人士則蒙混過關，得過且過，甚至對之「耍手擰頭」，實是雙重標準，輸打贏要的表現。
假如有關法律對社會有利，或至少利多於弊，而有部分人士刻意阻撓、拖延或反對法律落實，那麼幾可肯定他們一定是心中有鬼。例如所有人都同意私有財產應該受到保護，所以制定偷竊罪是應有之義；如果有人反對，那麼原因多半是因為他有偷竊他人財物的意圖。同樣道理，如果有人不願有助保障國家利益的條例通過，那麼，也可以推斷那些反對人士心懷不軌，意圖叛國或分裂、顛覆國家。
反對派經常誇大言詞，指廿三條立法會危害港人的自由和人權。然而，香港新聞資訊發達、人權組織多不勝數、西方大國對香港情況又尤其關注，加上香港完善的法律制度，相信沒有人能夠隻手遮天，利用廿三條製造冤獄，或是將奉公守法的反對派人士趕盡殺絕，已就廿三條立法的澳門正是例子之一。因此，反對派的說法，未免是杞人憂天。
筆者強調一次，心中有鬼的人自然會反對廿三條。如果沒有對抗國家的意圖，或是沒有與外國政府組織過從甚密，廿三條又何懼之有呢?對於我輩愛國愛港之良民，廿三條立法根本不足畏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