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三國演義》所影響，不少人對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的歷史充滿興趣。當時除了英雄豪傑輩出，空前精彩。可是，當時實在是一個大亂世，東漢末年實在不值得推崇。那個年代，死亡率超高，致死的場面也極可怕，所謂「寧為太平犬，莫為亂世人」，了解當時那個時代，就不能不理解這句說法的意義。
英雄豪傑輩出，空前精彩的背後，現實環境不值推崇 (網上圖片)
東漢末年的大動亂的可怕程度，可以從損失的人口總數中窺探出來。根據內地歷史學博士葛劍雄所著的《中國人口史》來看，東漢中期人口統計的6500萬左右，到了三國初年人口估算只剩約2300萬。在短短數十年，當時中國損失近60%、多達4200萬的人口。人口銳減的原因，主要有戰爭、飢荒、瘟疫三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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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三國演義》所影響，不少人對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的歷史充滿興趣。當時除了英雄豪傑輩出，空前精彩。可是，當時實在是一個大亂世，東漢末年實在不值得推崇。那個年代，死亡率超高，致死的場面也極可怕，所謂「寧為太平犬，莫為亂世人」，了解當時那個時代，就不能不理解這句說法的意義。
東漢末年的大動亂的可怕程度，可以從損失的人口總數中窺探出來。根據內地歷史學博士葛劍雄所著的《中國人口史》來看，東漢中期人口統計的6500萬左右，到了三國初年人口估算只剩約2300萬。在短短數十年，當時中國損失近60%、多達4200萬的人口。人口銳減的原因，主要有戰爭、飢荒、瘟疫三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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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城作為戰爭中恐嚇、削弱對手資源的重要手段，各地軍閥都對屠城樂此不疲，尤以董卓為甚。據了解，董卓的涼州軍團軍紀差，每每在攻克敵軍城池後便將城中財物劫掠一空，將殘餘百姓悉數殺光。其實，不僅董卓，就連曹操也做過。據《後漢書·卷七十三》載，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以替父報仇為由，起兵討伐陶謙，並將刻骨仇恨發洩在徐州百姓身上，所到之處都以屠城報復，死於其手的百姓稱多達數十萬：「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數據應該嚴重誇大，但遇難者的數量絕也應該不會低。
縱觀整個東漢末年，戰爭不斷加上大規模屠城，曹操《蒿里行》中有咏：「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也可感受到當時的慘景。生活在那個時代，能保住性命都是奢侈，因為除了戰爭，還有飢荒，因此而死的人口也是難以估算。當時，由於各地軍閥大規模徵用青壯年為兵，再加上戰爭、天災影響，各地普遍農田大量拋荒、糧食歉收，從而導致飢荒蔓延，《三國志》也記載到各地軍閥普遍嚴重缺糧：「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就連兵士都不能填飽肚子，更何況黎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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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極度的缺糧，百姓開始以同類為食，《後漢書·卷九》記載，興平元年（公元194年）六月，在地震、旱災及蝗災過後：「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當時類似「人相食」的記載，史書還有很多。
戰爭、飢荒後，必然有瘟疫這類「次生災害」，遇難者人數之多，同樣無法統計。在東漢末年短短30餘年，見諸於史冊的全國性大瘟疫多達12次，瘟疫來襲時，往往死者相枕，闔家滅絕比比皆是。保存在《太平御覽》中曹植的《說疫氣》一詩中，也有：「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情境極為沈痛。連串瘟疫中，尤以公元204年至219年間的大瘟疫最為恐怖，直接把昔日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變為人間煉獄，連貴為上層階級的「建安七子」之中，也有4人死於這次瘟疫。東晉史學家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注時，曾描述過這場瘟疫的可怕：「自中原酷亂，至於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
軍閥混戰，是導致東漢人口銳減的主要原因。漢末天下大亂、諸侯紛起，強者跨州連郡，弱者宰割縣邑，相互征伐攻討，國內混亂不堪。至於究竟有多少人死於戰火，史上沒有準確數據，但死於戰火的百姓中，有很大一部分死於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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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城作為戰爭中恐嚇、削弱對手資源的重要手段，各地軍閥都對屠城樂此不疲，尤以董卓為甚。據了解，董卓的涼州軍團軍紀差，每每在攻克敵軍城池後便將城中財物劫掠一空，將殘餘百姓悉數殺光。其實，不僅董卓，就連曹操也做過。據《後漢書·卷七十三》載，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以替父報仇為由，起兵討伐陶謙，並將刻骨仇恨發洩在徐州百姓身上，所到之處都以屠城報復，死於其手的百姓稱多達數十萬：「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數據應該嚴重誇大，但遇難者的數量絕也應該不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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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整個東漢末年，戰爭不斷加上大規模屠城，曹操《蒿里行》中有咏：「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也可感受到當時的慘景。生活在那個時代，能保住性命都是奢侈，因為除了戰爭，還有飢荒，因此而死的人口也是難以估算。當時，由於各地軍閥大規模徵用青壯年為兵，再加上戰爭、天災影響，各地普遍農田大量拋荒、糧食歉收，從而導致飢荒蔓延，《三國志》也記載到各地軍閥普遍嚴重缺糧：「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就連兵士都不能填飽肚子，更何況黎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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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極度的缺糧，百姓開始以同類為食，《後漢書·卷九》記載，興平元年（公元194年）六月，在地震、旱災及蝗災過後：「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當時類似「人相食」的記載，史書還有很多。
《後漢書》局部 (網上圖片)
戰爭、飢荒後，必然有瘟疫這類「次生災害」，遇難者人數之多，同樣無法統計。在東漢末年短短30餘年，見諸於史冊的全國性大瘟疫多達12次，瘟疫來襲時，往往死者相枕，闔家滅絕比比皆是。保存在《太平御覽》中曹植的《說疫氣》一詩中，也有：「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情境極為沈痛。連串瘟疫中，尤以公元204年至219年間的大瘟疫最為恐怖，直接把昔日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變為人間煉獄，連貴為上層階級的「建安七子」之中，也有4人死於這次瘟疫。東晉史學家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注時，曾描述過這場瘟疫的可怕：「自中原酷亂，至於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
活在那個時代，如果能平安過完一生，也許與中六合彩般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