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貴考試費

假如閣下是一位力爭上游，立志入讀高等學府的現屆文憑試考生，就必須報考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四個必修科，另加兩個選修科，而且需要取得一定的等級，才能獲得入讀大學的機會。不過，若要實現「大學夢」，首先盛惠3,012元；如果是自修生的話，更要多付494元，相當於不少中學生數月的零用錢。

也許對於一個中產家庭出身的考生而言，三千多的考試費不算什麼數目。可是，對於基層學生來說，如此高昂的考試費，就等於「未見官先打三百」。在寒窗苦讀十餘年、寄望一登龍門之際，先要付出一筆不菲的費用，對於這批學生及家長是不少的負擔。

考試費持續高企的原因，是負責中學文憑考試的機構，即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屬於自負盈虧的法定機構。由於公開考試具體獨特而重要的地位，為了確保機構運作的獨立性，考評局並不隸屬官僚系統，以保障考試的公開和公平。因此，考評局必須想方設法開源節流，才能做到財政平衡。

在這個自負盈虧的前提下，考評局必須根據通脹因素每年調整報名及考試費用。因此，除卻部分特殊的年分外，考評局每年大約增加考試費用3-4%。只要基層家庭未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收入低於通脹，便會成為開支上的一大壓力。

不過，真正逼使考評局費用高居不下的原因，是考生人數急劇下跌。根據考評局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文件顯示，該局在2014年及之前的年份錄得盈餘，其中12及13年的盈餘超過6,000萬。然而，自2015年起，由於文憑試考生人數減少至不足7萬人，考評局的收入隨之大減，開始出現結構性虧蝕，至今仍然無法扭轉局面。在預期未來數年文憑試考生人數進一步減少至不足5萬人下，相信虧蝕情況將會更加嚴重，甚至影響該局的現金流、周轉能力及營運情況。

面對龐大的財政壓力，加上自負盈虧的營運原則，考評局自然沒有任何空間下調各項費用，甚至必須定時調整收費，以增加收入，維持運作。但是，考試費用有增無減，便成為基層家庭的一大惡夢。

事實上，考評局已經因應財政狀況，向教育局爭取3.6億的撥款，應付未來四年的開支。不過，有關撥款只是一次性撥款，並非經常性援助，只要考生人數沒有好轉，考評局的未來仍然不容樂觀。

因此，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改變考評局營運的原則，不應以盈虧作為營運的指標，而是按照每年的開支，直接領取教育局的資助，保持運作，理由有三：

第一，出生人口下降影響考生人數是不爭的事實，未來亦不見有好轉的跡象，考評局的財政狀況只會愈益惡化，將接受教育局的資助恆常化有助維持該局的穩定；

第二，考評局毋需「跑數」，可以下調各項服務的收費，甚至免費，減輕基層學生的壓力；

第三，考評局獲得穩定而充足的收入，可以增撥資源在不同與考試相關的開支之上，例如提高出題及審題等工作的報酬，以改善試題質素，更能反映考生的水平和能力；吸引更多教師參與閱卷工作，亦有助保障考試結果，減少不公、批漏等問題，以免影響考生前途。

雖然，考評局長期接受資助或會影響公眾對該局是否獨立運作的觀感，但是，其實不少公營機構也是由政府直接資助同時又能保證機構的獨立和自主性，例如廉政公署。故此，即使考評局摒棄過往的運作模式，也無損考評局的獨立。

考試絕非生財工具，政府亦不應將考試的成本轉嫁予莘莘學子。承擔考試費用，讓考生無壓力下公平應試，才是應做之事。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記得2013年梁振英政府做了一個全城嘩然的決定，就是公布免費電視牌照申請結果。三家電視台的申請，最終只有兩家脫穎而出，唯獨王維基領軍的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由於觀眾過去十多年來投訴免費電視水準下滑，缺乏競爭，事件引來很多市民的不解，部分群眾更是上街遊行表達不滿，認為政府的決定不符公眾利益。

當時政府的解釋，是行政會議委託顧問公司進行市場調查，而研究報告指出假如同時發放三個牌照，即業界將會出現連同亞視在內五間電視台，市場將難以承受，有可能造成惡性競爭甚至倒閉潮，政府考慮幾項原則和因素後，認為香港電視條件最弱，所以決定將之淘汰。
站在六年前的角度看發牌風波，或許會覺得事情充滿爭議，甚至替王維基感到不值。但是，六年後回看，可能社會又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過去六年時間裡，電視業界面臨巨大的挑戰。一方面是網絡和社交平台崛起，應用增長速度驚人，年輕人寧願投放更多時間在手機，也不願「坐定定」在電視機前追看節目，連電視台的主要收入即廣告費也被前者嚴重蠶食，使電視台盈利能力大幅下滑。以無線電視為例，在九十年代動輒可以取得30個收視點，現時平均收視率已經下滑至20點，即流失三分一觀眾。在業績方面，無線亦從13年超過50億收入，下跌至去年的40億。連資源、人才最為豐盛的大台無線的經營狀況也如此艱難，其他新投資者的情況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是各地競爭加劇，本地製作在亞洲市場毫無吸引力。過往電視台會積極將製作賣埠賺取收入，並成功在東南亞打開市場。這套賺錢方程式，亦是當年申請電視牌照的香港電視主要收入策略。可是，隨著內地在影視方面發展日漸成熟，日本、南韓、泰國等地不斷向外輸出作品，香港電視節目的賣埠能力已經今非昔比。連王維基本人都承認，如果當年香港電視獲得經營許可，也無力依靠賣埠作為收入來源。

換言之，本地電視業在內憂外患下持續萎縮，經營狀況只會愈趨惡劣。目前的情況，確實極似當年的顧問報告一樣。當然，沒有人可以斷定假如當初順應民意，五牌齊發，現在會有多少經營者會忍痛離場。但是，少不免會造成企業倒閉、員工失業的問題，不但是電視業界的損失，社會也會承受負面影響。從今日的角度看，梁振英班子的不發牌決定是明智而有遠見的。

很多時候，民眾基於情緒問題，或是缺乏充足資訊，或是理性思維能力不足，往往會未審先判，斷定政府的決策是失敗。例如70年代，政府興建地鐵，就被部分市民批評多此一舉，結果時至今日，地鐵已是香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又如西鐵線啟用初期，由於載客量未如預期，惹來反對派批評是「大白象」，結果今時今日載客量已經超過可負荷程度，乘客普遍要求增加服務。由此可見，政府的決定與群眾的即時反應不時出現落差，而後者出錯的機會明顯較大。

因此，當林鄭月娥提出「明日大嶼」計劃，不難想像部分市民又會認為是浪費金錢。部分政黨更是羅列出5000億的投資可以換算成多少間醫院、學校、長者福利金，總之就是將填海計劃形容得一文不值。

可是，香港土地問題逼在眉睫。若要長遠解決房屋問題，填海實屬不二之選。在專家的估算、專業人士的參與加上公眾的監察，填海總比坊間亂七八糟，一知半解的的意見來得可靠。

筆者只能感慨，當政府決定出錯，民眾便可振振有詞，逼迫官員下台問責。但是，當出錯的是民眾呢？可有道歎退讓之念頭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