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足球界發生一件極為罕見的趣事。在星期日由車路士迎戰曼城的英格蘭聯賽杯賽事中，由於兩隊在法定時間不分勝負，即將進入扣人心弦的互射12碼階段，於是前者領隊沙里打算換入曾經效力曼城的後備門將把關，增加勝算。豈料，車路士的正選門將綽號Kepa的阿列沙巴列加拒絕下場，不斷向場邊教練大吼，要求繼續比賽，惹得領隊「爆粗」之餘，更無奈地收回換人決定。最終，Kepa不但無法帶領球隊贏得冠軍，還被指成為分裂球隊的罪人，在最近一場的比賽中被打入冷宮。
隨著球壇愈來愈多90後、00後的出現，加上整個產業高度商業化，收入和影響力大增的球員在這項團隊運動中扮演著極度重要的角色。過往，球隊老闆、領隊是絕對的領袖，不容下屬挑戰權威；如今，哪怕只有少數球員與領隊鬧翻，便會引起軒然大波，輕則聯群結隊搞小圈子，動搖領隊威信，重則齊齊「渣流攤」，害得領隊烏紗不保，去年由摩連奴領軍的曼聯正是例子之一。可見，年輕人當道的世界，舊有的管理模式已經不得要領。
在一個年輕人為主的團體，也許管理人員的確需要費盡心思如何平衡大局與年輕人的情緒，但是，當談及結構復雜、組成多元的社會，如何管理年輕人、確保行為不越底線，卻能維持社會穩定乃是一大學問。
近年年輕人參與社會運動已成常態，理念和行事方式亦愈趨激進，對社會氣氛及秩序造成不少衝擊。例如2014年的佔領行動、2016年的旺角暴亂等等。有關風氣逐漸發酵，令校園也成為受到政治衝擊的地方。近日便有數名理工大學學生因涉嫌在民主牆上發放港獨言論，逼使校方收回民主牆管理權而引發師生肢體衝突，最終被判停學甚至退學的處分。
類似行為和衝突近年屢見不鮮，但是不論當權者採取何種手法應對，似乎也是無功而還。例如早期港府官員對激進份子普遍忍讓，充其量只是口頭上批評幾句，但是只是令年輕人誤以為行為並無不妥，助長他們的氣焰。旺角暴亂後，對滋事份子的檢控雖然有所加強，然而參與社運的年輕人「口服心不服」，即是行為上稍稍收斂，不過心裡仍是自以為是，一有風吹草動又會誤入歧途。
近年商界總結的經驗，對待年輕人，必須懷柔，例如當表現合格，便要大力稱讚；當有新想法、新橋段時，應該鼓勵他們表達，盡量採用；年尾花紅或是加人工時，要盡量大方慷慨；如表現不合預期，也不能加以斥責等等，務求使他們在工作上獲得滿足感。可是，社會不是商業機構，在多元社會中，不能完全偏袒某個階層的人士。如果政府官員、司法機構或是任何組織只是一味遷就，便難以向年輕人灌輸正確的是非觀和價值觀。
因此，雖然每次看到有年輕人因一時衝動而付出高昂代價都會令人扼腕嘆息，但是最好的教育和對社會最有利的決定，便是決不姑息違法份子，避免有更多後來者重蹈覆轍。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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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食衛局就禁止售賣電子煙進行立法工作，足證政府在反吸煙的運動上決心日增，再度引來反煙草團體倡議加稅一倍，由現時每包香煙含稅38元，增至76元，使每包香煙的價格增至100元，以逼使煙民放棄惡習。
筆者絕對支持以經濟誘因改變市民的行為，透過加稅提升物價，以減少某種商品或服務的需求量，或改變某種影響社會的行為，以達致更好的社會效益。例如開徵膠袋稅，便成功改變市民濫用背心膠袋的習慣，對推動環保大有好處，因而值得支持。然而，當加稅已經無法達致改變行為的目的，政府繼續勉強推行，就是不利社會和針對問題的一大惡法。
根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數字顯示，過往政府大幅增加煙草稅的決定，對於減少煙民人口影響實在有限。例如2009年政府提升煙草稅率至50%，隔年的煙民人數只是輕微下滑1%；及後11年和14年政府兩度增加煙草稅率，煙民人口依然保持平穩，目前仍有超過10%市民有吸煙習慣。
雖然，政府強調自1982年進行有關紀錄以來，吸煙人口已經大幅減少，由當年的23.3%，減至今天約10%。不過，真正大幅減少煙民人口的時期，是8、90年代，是時煙民下滑的比例接近一半。相反，由2000年至今，即使政府大幅加稅，煙民人口只是減少不足2%。
換言之，加稅對改變煙民行為作用不足為道，而真正影響煙民，是政府進行教育及宣傳，利用不同媒介和平台宣揚吸煙有害的訊息，加上在政策上採取不友善態度，例如禁止在部分地方如電梯吸煙，才能收到明顯的效果。即是說，真正有效的反吸煙政策，在於資訊及法律，而非經濟誘因。
參考英國的經驗，1980年代初期煙民人口頗多，佔35%，至近年已減少逾半。然而，真正改變英國煙民的行為，不是高達80%的煙草稅，而是推行法例，阻嚇煙民的習慣，例如禁止在室內吸煙、禁止家長在未成年子女面前吸煙等，令煙民人口持續減少。
筆者認為，經濟因素無法扭轉煙民行為的原因有三。一，吸煙是上癮的行為，即使價格高昂，煙民最多只會減少吸食量，而不會放棄這個行之已久的習慣。即如吸食毒品的價格同樣不菲，但是癮君子依然會不惜代價購買毒品；二，以提升香煙價格打擊煙民，是一種負面、消極的宣傳，部分有逆反心理的煙民更加不會放棄此等行為；三，雖然香煙售價提升，煙民仍可從其他途徑買入相對廉宜的煙草，甚至走私香煙，令煙草稅毫無用武之地。
既然政府希望加大力度反煙，將吸煙人口減至最低，就更加不要妄用加稅作為主要的手段。事實上，大張旗鼓針對吸煙問題從來不具道德力量，因為如果認為吸煙害人，那麼同樣有害身體的酒稅，何以政府又不作調整?當部分西方國家意識高糖飲食對身體遺害極大，紛紛開徵肥胖稅，何以政府又不緊跟腳步?
筆者不是支持煙民或鼓勵吸煙，但如果政府只會加稅，卻又不能對症下藥，那麼就是整體社會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