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兩次鴉片戰爭為何沒把中國人打醒？）
民國不是打出來的，是談出來的，是對話對出來的。這在中國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無的。這樣一種結果，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當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在帝國到民國這一輪轉型中，我們看到中華民族也曾經有那麼一刻，有那麼一幕，歷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不是用暴力邏輯來決定。
99年前，中國社會大變革最關鍵的一個結點與武昌有關。有的時候一個地方可以影響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命運。武昌首義確實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歷史，在此之前的中國是漫長的王朝專制時代。在此之後，開啟了中國第一個共和時代，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放在整個世界上也是比較早的共和國。共和國和帝國最大的區別就是帝國是有皇帝的，一家一姓進行統治；共和是大家來統治，是眾民來治理。政治是什麼？孫中山講「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共和其實就是由民眾自我管理。
當然，我們知道中國的第一輪共和政治的實踐和嘗試失敗了，這個失敗有很多原因。本來我們已順利的從帝國進入到了民國，但是民國又成了實際上的軍國。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國民政府是一個黨國，黨在國上面。就這樣，中國的發展從帝國到民國，軍國之後又是黨國。
三派同源——甲午之辱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中間跨越50年，沒有人認為我們遇到了危機。事實上中國的變化真正開始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後，我們被日本人打敗了。
在百年前的那場大變革——帝國轉向民國的過程中，產生了三種可能影響中國走向的力量：第一種力量就是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種力量是我們一貫認為比較保守的，甚至有點反動的袁世凱所代表的北洋派，後來發展為北洋軍閥；第三種力量就是長期被忽略的，實際上在當時非常重要的，以國內的張謇、國外的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這三種政治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麼的不同，他們之間好像很難有基本的共識，但實際上三派同源，都起源於同一個起點，就是改革或者說改良。無論是革命派的孫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凱、立憲派的張謇、梁啟超，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訴求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們的起點在時間上都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甲午戰爭對中國的震動比這之前的任何一場戰爭都要大，都要深遠。
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中英簽訂《南京條約》，中國的近代史揭開了序幕。1860年又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燒掉了中國的圓明園。但是兩次鴉片戰爭，無論是英國人還是英法聯軍都沒有把中國人打醒，中國人覺得沒有什麼，輸了也就是割塊地賠點錢的事兒。割了香港沒人心疼，香港當時在英文裏是叫「一塊不長毛的石頭」，也就是一個不毛之地。香港成為世界的一個自由港，亞洲的金融、貿易中心是在100年之後，原本交給英國人的只是一個荒涼、沒有人煙的小島。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中間跨越50年，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特別是有科舉功名、作為社會支柱的士大夫階層,沒有人認為我們遇到了危機，需要改變什麼。所以該考秀才的還是考秀才，考舉人的照樣考舉人，該種地的還是種地。朝廷沒有變，民間沒有變，什麼都沒有變。事實上中國的變化真正開始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後，我們被日本人打敗了。被英國人打敗我們不覺得有什麼屈辱，因為英國人是我們所陌生的，我們根本不了解他們，甚至他們從哪裏來我們都不知道，因為那個時代我們的地理知識非常貧乏，不知道中國居然不是天下之中心。我們的概念就是天下概念，不是國家概念，民族、國家的概念也是在甲午戰爭之後逐漸形成的，此前國人認為我們是真正的天朝大國。
但是，甲午戰爭不一樣，日本在中國人的眼裏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島國，人口比我們少，文明比我們低。唐代的時候，日本派了大量遣唐使來學習我們的文化，他們竟然打敗了我們，我們覺得非常丟臉。這個時候，讀書人、士大夫階層開始懵了，學生何以打敗老師？一個這麼小的鄰邦，居然把我們強大的北洋艦隊一舉殲滅。北洋艦隊的實力比日本海軍還要強一點，但是我們戰敗了。我們敗的不是軍事，我們敗的是政治制度。我們的政治制度比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所建立的君主立憲制要落後。我們是絕對的君主專制，人家是君主加立憲，已經是一個現代政治制度，我們還是一個傳統的古代政治制度。包括康有為、孫中山在內，很多中國讀書人開始反省，要改變中國就要從制度的變革開始。中國的第一輪真正意義上的變革，不是從洋務運動開始。洋務運動就是學人家，你造槍我也造槍，你造船我也造船。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才開始學習人家的制度，才有了戊戌變法，才有了後面的晚清新政。
梁啟超、康有為這些人登上歷史舞台就是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以後，鼓動公車上書開始的。
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也是在那個時候。袁練的新式陸軍請的教練有很多德國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樣式建立的一支新式軍隊。最初招募的7000士兵就是後來北洋軍的基礎，這支軍隊實際上就是中國現代化軍隊的基礎，袁的崛起就是他手裏掌握了中國最新式的軍隊。
也就是同一年，剛剛考中狀元的一個讀書人張謇，沒有做官，而是回到了故鄉江蘇南通，因為正好他的父親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規矩要在家守制三年。第二年，張之洞看中張謇，要他辦一個新式紡織企業，「狀元辦廠」，這在中國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事，他成為一個成功的實業家，然後影響社會，影響政治。
另外一個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孫中山。1894年他是一個醫生，可是他的興趣不是治病救人，他想醫國。他的第一個舉動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寫了一封《上李鴻章書》，送到天津，但李鴻章正忙於跟日本人打仗，根本就沒有時間去見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孫文。他失望的南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萬言書都遞不上去，那只有革命。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建立興中會，最大的意義就是它的口號裏面已經有創立合眾政府這個詞，這是一個新的東西，直接導致後來民國的出現。
三派共識——有限革命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沒有觸動整個社會的結構，沒有把社會翻一個底朝天，它是相對有節制的。達到一個什麼目標就結束呢？讓清廷退位，我們就結束。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年~1895年出場，無論是張謇、康有為、梁啟超，還是袁世凱、孫中山。我說「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個源頭，起源於甲午戰爭之後的民族危亡的刺激。但是他們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個是組織軍隊；一個是鬧革命；一個是倡導改革、實業救國。但是他們最終殊途同歸，走到了一條道上。
也許今天我們很難理解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的實力派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個關鍵詞來命名他們的話，袁世凱代表的是實用，他很功利，很投機，他選擇的是出將入相之路；張謇、梁啟超們要推動中國改革，希望走一條漸進變革的道路，他們所選擇的路徑是穩健。孫中山則是激進。激進、穩健和實用這三者之間看似沒有共同點，很難找到最大公約數，而社會的基本共識就是要找到最大公約數。如果沒有共識，什麼事都幹不成，最後只能彼此火拚，有你無我。
從秦始皇之後，歷朝歷代都是如此。中國的歷史向來只有一條邏輯，就是暴力的邏輯。無論土匪，黑社會，還是王朝更迭，他們的邏輯都是一樣的，暴力最強者說了算。
按照這樣的邏輯，手握重兵的袁世凱和主張用暴力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孫中山之間一定找不到共同點。主張漸進變革，穩健推動中國轉型的立憲派張謇和革命派孫中山之間、手裏拿槍的袁世凱之間也找不到共識。但是在帝國到民國這一輪轉型中，我們看到中華民族也曾經有那麼一刻，有那麼一幕，歷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不是用暴力邏輯來決定。武昌首義打響的這一槍，引發的不是一場無限革命，而是一場有限革命。有限革命這個詞，在中國的辭典裏面是沒有的。我們今天知道英國的光榮革命也不是說沒有戰爭，沒有暴力，它也曾把國王送上斷頭台。美國的獨立戰爭打了8年，也犧牲了不少人，但是他們的戰爭是有限的，他們的革命都是有限革命，有限革命就是它只有一個最低目標，沒有一個最高目標。只有一個有限目標，沒有一個無限目標。我們說革命，繼續革命，不斷的革命，那就是一個無限的東西，因為你不知道底在哪兒。有限革命是有節制的，打到那一步就結束。比如美國獨立戰爭，它非常清楚，打到英國王室同意美利堅民眾獨立，讓他們獨立建國，這一步就結束了；另外，這個革命是局限在哪一些層面，革命的目標訴求是無限的還是有限的。比如說你的革命只是要完成政治制度的轉換，還是要完成整個社會的大洗牌，把一些階層從這個社會當中清洗出去，這就有很大的不同。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沒有觸動整個社會的結構，沒有把社會翻一個底朝天，它是相對有節制的。達到一個什麼目標就結束呢？讓清廷退位，我們就結束。這樣一個有限目標，只是要把帝國變成民國，把王朝變成共和，這個目標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個層面，就是政治層面，沒有觸動基本的儒家文化價值，它只是一個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就成了三派之間達成共識的一個最大公約數，只要這三派在這個目標上達成共識，他們就可以坐下來，用和平談判、彼此妥協、退讓、博弈，沒有一家全贏，也沒有一家全輸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樣的方式付出的社會代價最輕，成本最低。但是我們往往不願意這樣解決問題，因為這樣不過癮，沒有把敵人打倒，再踩上一萬隻腳。我們有一個痛打落水狗的心態，因此辛亥革命很長一段時期被看做是一次不徹底的、妥協的資產階級革命。
「局限」其實不是貶義詞，而是一個中性詞，有時甚至是好詞。所有的人都有局限，包括孔子這樣的聖人、華盛頓這樣的偉人、愛因斯坦這樣的天才。只有神沒有局限，但人不是神，人都是有局限的，人所創造的一切也都是有局限的。不承認局限意味著自我誇大，自我膨脹，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生活中都會出現問題。那一代的人，無論是哪一派的人，最後能殊途同歸，承認現實，坐在談判桌上來解決問題，說明他們已經有了一種比較好的局限意識。他們意識到了人的局限性，意識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局限性，沒有一家通吃，沒有一家全贏的心態，願意坐下來對話。民國不是打出來的，是談出來的，是對話對出來的。這在中國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無的。這樣一種結果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當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一件事情產生了，就很可能成為一個傳統，未來的人就可以效仿。因為在一場大的社會變革當中，最壞的結果，最壞的事情就是流血過多，死人過多。我們過去有強烈的革命意識，認為血流得越多，這個革命越光榮，犧牲了幾千萬先烈的生命，用鮮血塗紅我們的旗幟，這是何等的光榮！但我認為流血越少的革命、流血越少的改革，越顯得榮耀，因為它珍惜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不可複製的，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沒有任何一群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權力要求另外一群人去犧牲他們的生命。
如果在革命當中，能減少流血，減少犧牲，把每一個人的生命都看的寶貴，把每一個士兵的生命都看的寶貴，這樣的族群，就是一個好的族群，一個文明的族群。辛亥革命死的人少，就是中國曆次革命中一個很好的範例。之所以能夠達到這個結果，靠的不是某一種政治力量，既不是革命派單方面的努力，也不是北洋派單方面的努力，而是三派之間的相互妥協。
三派戮力——立憲建國
當時中國的中上層社會，都贊同走立憲、不走革命的道路，這是一個基本的方向。所以，我們看到辛亥革命發生後，為什麼革命派會願意和立憲派、北洋派坐下來談出一個新的民國，而不是跟他們打出一個全新的民國。
今天看起來，99年前的中國是何等的糟糕——列強環伺、民不聊生、國力衰弱，好像四萬萬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但是歷史還有另外一面，當時的中國基本上還是刀耕火種的農業社會，但是城市開始出現了工商業，有了新式的企業、銀行，更重要的是，經過晚清以來一次次的政治運動，外國入侵的衝擊，大清王朝已非常衰弱。衰弱的王朝也在尋求出路，包括主動地實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回望110多年前的戊戌變法，光緒皇帝在103天當中發了上百道詔書，雪片一樣飛往各地，大部分都沒有得到執行，唯一留下的遺產，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學。但是，在經歷1900年八國聯軍之變以後，慈禧太后在重回北京的路上就下了罪己詔，開始主動的實行新政，也就是政治改革。
到了1905年清政府把科舉制度廢除了，這是一件大事，驚天動地的大事。科舉制對於維繫當時的整個政治格局、政治制度、文化倫理價值，幾乎是根本性的，慈禧太后說廢就廢了。廢掉科舉制，意味著整個幹部選拔機制都動搖了，整個機制都要變革，原有的一切都要變化。接下來邁的步伐要遠遠超過她親手鎮壓掉的戊戌變法的那一些綱領。
1906年9月1日頒佈的那一道預備立憲詔書，要把國事公諸輿論，最後建立一個國會，來約束皇帝的權利，這一切都是1898年想不到的，不到10年，慈禧太后做的比光緒帝還要激進，這是我們今天也比較難以想像的。這個過程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各省成立了一個地方議會性質的咨議局，遠到新疆，筆者在1910年英國記者莫理循到新疆旅行拍的照片上看到，那裏雖然沒有選出議員，但也掛出「新疆咨議局」的牌子。
咨議局完全是新生事物，今天看來也許覺得沒什麼。但在清朝末年，100多年前的中國，由老百姓自己投票選舉議員，可以監督政府，對政府的預算指手畫腳，對政府的施政評頭論足，是件不可思議的事。在很多地方，像江蘇、浙江、廣西，政府和咨議局之間都發生過尖銳的分歧、衝突，造成了江蘇咨議局議長張謇帶著咨議局的常駐議員，以辭職來抗議。因為當時的兩江總督張人駿不服咨議局對他的制衡，矛盾都發展到這種程度。在中央一級也產生了相當於國會的機構資政院，一部分欽選議員，就是皇帝所選定的議員；另一部分民選議員，就是由各省咨議局選出來的，已經具備國會的雛形。尤其是地方咨議局的選舉，看一下咨議局的選舉條件，一是有中學堂或相當於中學堂的學歷；二是有秀才以上的科舉功名；三是家裏有5000銀元的營業資本，或者納稅200元以上。還有其他的諸如年齡和居住年限方面的限制，但主要就是兩條：一個是受教育程度，一個是有一定的財產，也就是我們過去說的無恆產者無恆心。
我們看國外的例子，其實也都是這樣，我們知道美國1787年有了憲法，最初具有選舉資格的人都是具有一定納稅金額的成年白人男人，這個就是限制條件，黑人不行，女人不行。到了後來所有的白人男子，無論納稅多少都有選舉資格。到20世紀中葉，所有女性只要到年齡也都具有選舉資格。到了20世紀60年代才開放到黑人具有選舉權。美國的這個過程也橫跨了200多年。英國也一樣，英國是一個更古老的民主國家，1215年英國就有大憲章，整個過程也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到了女性都有選舉權，也是到20世紀，有600年到700年的過程。在歷史當中，沒有一個國家，在一開始啟動選舉時就是一步到位，所有的人都具有選舉權。
中國在最初的開放選舉當中，做了一些財產、教育程度的限制，其實是世界通例，是一個正常的行為。這次選舉正式登記的選民只佔了當時中國總人口的千分之四，選出來的議員平均年齡43歲，所有的人都有科舉功名或受過新式教育，有很多人是日本留學回來的。總體的教育程度都很整齊，代表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精英，選舉結果是社會公眾所認可的，他們的表現今天看來也都是站得住腳的。為什麼選民人數這麼少？這是有原因的，因為有一條財產限制，把很多人擋住了，中國人習慣錢財不能露白，有財產而不願登記的人不少，去登記的人多數是按教育程度。
晚清中國咨議局的選舉這件事告訴我們，在這一輪大變革當中，慈禧太后推動改革的動機是保住大清王朝，但是客觀上還是推動了社會進步。張謇這樣的立憲派就是這個過程中冒出來的，因為有選舉做合法途徑，立憲派幾乎在各個省都浮出來了，他們相互串聯，組織起來，咨議局聯合會之類的組織有好幾個。從1909年到1911年之間，他們發動了至少3次全國性的國會請願運動。當時新興的工商業階層、讀書人幾乎都捲入到這個國會請願運動，要求朝廷早一天開國會，慢慢的凝聚成了一個立憲派的核心，以張謇、湯壽潛這些名流為代表，成了立憲運動的中心人物，有了全國性的影響力。
袁世凱被開缺回籍之前，基本上贊成立憲，願意中國走君主立憲制的道路。當時中國的中上層社會，都贊同走立憲、不走革命的道路，這是一個基本的方向。所以，我們看到辛亥革命發生後，為什麼革命派會願意和立憲派、北洋派坐下來談出一個新的民國，而不是跟他們打出一個全新的民國。談出來的民國一定是不徹底的，半新半舊的，這是因為當時整個民心所向，君主立憲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連根拔起不是當時的主流意識，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嚮往的。
即使在底層社會，魯迅在《阿Q正傳》等小說里所寫的阿Q或者阿Q身邊的人，他們其實也不贊同革命，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麼。
革命只是革命派少數精英們推動的，跟君主立憲相比，他們的力量要更弱一點。等到革命之勢已成，革命派才發現他們駕馭局面的能力是很脆弱的，尤其是最關鍵的一條，他們在財政上解決不了問題，他們的軍隊籌不到足夠的軍餉，要打仗，繼續北伐，就要有足夠的軍餉，但這個很難解決。既然大家的力量都有限，有限的力量面對有限的力量，你也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那就不能拼殺，只能妥協，只能坐下來談判，只能尋求多贏，而不可能一家獨贏。
最後的結局，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互動的結果。這個互動即使算不上是良性互動，也不是惡性互動，而是一個中性互動。中性也好，和中間道路、中間思想一樣，不是什麼壞事情。辛亥革命很幸運，三派力量都沒有足夠大到把其他的力量吃掉，迫使他們坐下來對話。這個對話就是「南北和談」。北方袁世凱派出的代表是唐紹儀，南方派出的代表是伍廷芳，兩個都是有英美教育背景，都曾出使美國，非常了解西方，而且他們都是廣東人，革命派的領袖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也都是廣東人，廣東人在一起好說話，這簡直就是廣東人與廣東人的談判。
這個談判的背後還另有一個談判，就是我們以前不太留意的另一個南北和談，是軍人和軍人在談。北方派出的代表叫廖宇春，南方派出的代表是黃興任命的顧忠琛，也許他們的和談更具有實質性，如果說前者是「文和談」，後者就是“武和談”。這個和談決定了三派殊途同歸，他們達成的5條協議就決定了滿清王朝的結束和共和時代的開始：
第一條，建立共和政體，就決定要拋棄滿清王朝。
第二條，本來北方主張寫明推袁世凱為大總統，南方不同意，討價還價，最後妥協：先推覆清廷者為大總統，袁世凱近水樓台先得月，他可以把清廷逼下來，其實際上就確定了袁世凱要當總統。
第三條，凡南北將士出力者一律優待，不予追究。北方的將士顧慮共和達成之後秋後算賬，所以他們特意要寫上這一條。
第四條，要建立國會，恢復各省秩序。
第五條，優待清廷。達成這個協議，清朝其實就完了，簽字的日期是1911年12月17日，等到段祺瑞等47個將領聯名呼籲贊成共和，以武力逼宮，清廷只能接受退位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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