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一支8萬餘人的紅色大軍跨過贛南於都河，從此踏上史無前例的遠征。
兩年後，當九死一生的紅軍隊伍在甘肅會寧會師時，他們的遠征從此有了一個不朽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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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一支8萬餘人的紅色大軍跨過贛南於都河，從此踏上史無前例的遠征。
翻開長征的歷史，可以發現這樣一組令人震撼的數字：
國民黨政府面對侵略者的步步蠶食，充滿失敗主義情緒。他們有人說「中國太弱，需要時間養精蓄銳、整軍經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還說“中國抗戰還太早，如果再過幾年中國更強了，抗日可更加成功。”
更加荒謬的是，蔣介石將槍口朝內，不斷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發起進攻。
這次戰役，紅軍消滅敵人三個師，繳槍萬餘支，大炮40門，新式機槍300餘挺。這些新式機槍下發到部隊，紅軍學校還專門開辦了「機關槍訓練班」，劉伯承校長指示特科大隊政治委員趙品三編寫了一本《機關槍教程》。
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卻認為，這次反「圍剿」戰爭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階級決戰。
有一次，紅五軍團第十四師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到前線陣地視察，發現有一座碉堡孤零零的矗立在一座山坡上，這種孤立且缺少隱蔽的目標，簡直就是給敵人送上的活靶子。為此，唐天際當即指示部隊在河邊便於隱蔽和發揮火力的位置重新構築工事。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在一次失利後，紅軍再次遭受重大損失，彭德懷用湖南俗語當面痛罵李德：崽賣爺田不心痛。
中央紅軍主力一、三、五、八、九軍團陸續移交防務，秘密、隱蔽撤離戰場，與「紅星縱隊」“紅章縱隊”共同趕赴於都。為了保守軍事秘密，封鎖消息，中革軍委還對軍委直屬縱隊和各軍團分別授予代號，向各部隊發佈一系列指令，並將各補充團正式撥給各軍團。
直到10月底國民黨才察覺到紅軍轉移的一點風聲，但又過了一個月，他們才搞清楚已經發生的情況。
人類產生的「史詩」是否以這四個來概括，值得商榷，但對紅軍長征的評價卻不為過。
當時的於都河上沒有橋，需要在600米寬的河面上架設浮橋，以為部隊通過。可架浮橋既缺技術人員，又缺器械材料。
長征
習近平總書記20日來到長征的起點江西於都，他動情地說，當年黨和紅軍在長征途中一次次絕境重生，憑的是革命理想高於天，最後創造了難以置信的奇蹟。
翻開長征的歷史，可以發現這樣一組令人震撼的數字：
僅紅一方面軍就翻越山脈18座，跨過大河24條，歷經11省份25000華里。
幾乎每天都有一場遭遇戰，平均走365華里才休整一次，日均行軍74華里。
紅軍軍團長一級的平均年齡為25歲，一線作戰的師團級幹部平均年齡為20歲，14歲到18歲的紅軍小戰士佔60%。
長征兩萬五千多里路，平均每300米，就倒下一人。
紅四方面軍出發時有10萬大軍，最後零零散散到達終點的不過3萬人。
紅軍一方面軍有86000餘人，最後到達終點時不到7000人。
正是85年前，這樣一次再出發，產生了偉大的軍隊、偉大的精神和偉大的奇蹟。
前有重兵堵截，後飛機大炮追趕，還要空著肚子，光著腳走過沒有路的「路」……這些在尋常看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他們卻圓滿完成了。支撐他們走完漫漫長征路靠的是什麼？
是因為他們有目標。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真正強盛且不受外敵欺凌的中國！
1 時代
1934年，紅軍長征的開始的那年，中國正經歷著痛苦的考驗。
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東北已經在日寇的鐵蹄下淪喪了3年。1934年，楊靖宇領導的東北抗聯與日軍展開了艱苦的鬥爭，但幾乎毫無勝算。就連當地老鄉都勸說抗聯戰士們放棄。
楊靖宇義無反顧地說：「老鄉，要是連我們都投降了的話，中國就要亡了！」
東北抗日聯軍指戰員
國民黨政府面對侵略者的步步蠶食，充滿失敗主義情緒。他們有人說「中國太弱，需要時間養精蓄銳、整軍經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還說“中國抗戰還太早，如果再過幾年中國更強了，抗日可更加成功。”
抗日必敗的論調中，國民黨政府不斷妥協退讓，讓大好河山淪陷敵手，人民慘遭屠戮。
更加荒謬的是，蔣介石將槍口朝內，不斷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發起進攻。
》中宣稱：「剿共」前線的將領“若復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意剿匪者”，“決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斬無赦”。“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直接助長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加快了其侵略步伐。
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抗日大旗，不斷發表宣言，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對日宣戰，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日，趕走欺凌中國的侵略者！
2 戰略
1934年初，中央蘇區已經擴大到30多個縣。
此時的蘇區紅軍已經先後贏得了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尤其是1933年2月結束的第四次反「圍剿」是歷次反圍剿戰役中，取得戰果最大的一次。
紅軍戰士在反「圍剿」戰鬥中行軍
這次戰役，紅軍消滅敵人三個師，繳槍萬餘支，大炮40門，新式機槍300餘挺。這些新式機槍下發到部隊，紅軍學校還專門開辦了「機關槍訓練班」，劉伯承校長指示特科大隊政治委員趙品三編寫了一本《機關槍教程》。
直到現在，我們還能在軍博紅軍館內的櫥窗里看到這本見證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的教材。
幾個月後，國民黨捲土重來。蔣介石糾集100萬兵力，200架飛機，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其中50萬兵力直撲中央蘇區。為此，蔣介石還在廬山組建了一個軍官訓練團，聘請德國、義大利、美國等國軍事教官，專門講授「圍剿」紅軍的戰術和技術，同時籌措經費購置大批軍火。
1933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
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卻認為，這次反「圍剿」戰爭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階級決戰。
他們雖然主張抗日，但忽視了「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否認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中間勢力的抗日要求，否認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上正發生分化，斷定中間派別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排斥一切上層分子、中間勢力，只要“兵”、不要官。
他們武斷地認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
在戰略上實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指導，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企圖以陣地戰、正規戰在蘇區外製敵，保守蘇區每一寸土地。
3 戰術
戰略上失誤，戰術上也沒能打出紅軍的優勢。
來自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受到王明、博古的信任，他不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只憑在軍事課本上學到的條條框框。他在蘇區時常把自己關在屋子裡，面對軍事地圖進行指揮。
李德
有一次，紅五軍團第十四師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到前線陣地視察，發現有一座碉堡孤零零的矗立在一座山坡上，這種孤立且缺少隱蔽的目標，簡直就是給敵人送上的活靶子。為此，唐天際當即指示部隊在河邊便於隱蔽和發揮火力的位置重新構築工事。
工事剛構築完畢，一向很少到前線的李德突然大駕光臨，他拿著早就在獨立房子裏繪製好的陣地配系和構築圖，實地一對照，發現圖上並沒有標明要在河邊構築工事，當即大發雷霆，不僅下令毀掉河邊的工事，將戰士們重新集中到山上的碉堡里，還將唐天際當場撤職。
結果戰鬥打響後，國軍只用了一發炮彈就將那座孤立而顯眼的碉堡炸得七零八落，那些遵照李德的命令進駐碉堡的戰士，還沒來得及放出一槍一彈，就已全部犧牲。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在一次失利後，紅軍再次遭受重大損失，彭德懷用湖南俗語當面痛罵李德：崽賣爺田不心痛。
彭德懷要求伍修權翻譯給李德，伍修權沒敢照直全翻，彭德懷就把曾留蘇的紅三軍團政委楊尚昆拉過來，要楊尚昆把他的痛罵翻譯給李德……
在錯誤的戰略戰術下，儘管紅軍不畏犧牲，英勇善戰，但中央蘇區日漸收縮：
萬年亭一戰，紅三軍團五師政委和軍團衛生部長陣亡，全師團以下幹部犧牲342人；
驛前一戰，僅紅三軍團和紅一軍團十五師就有2352人傷亡；
興國一戰，江西軍區總指揮陳毅身負重傷，後來紅軍長征時，他不得不留在了江西；
1934年10月6日，國名黨佔領石城，這裏離紅都瑞金近在咫尺。
4 集結
10月7日起，中革軍委先後下達集結命令，目標：於都。
於都境內多為丘陵地帶，既隱蔽、又開闊，山水相連、民風淳樸，有利於大部隊行動、宿營、隱蔽、休整。
中央紅軍主力一、三、五、八、九軍團陸續移交防務，秘密、隱蔽撤離戰場，與「紅星縱隊」“紅章縱隊”共同趕赴於都。為了保守軍事秘密，封鎖消息，中革軍委還對軍委直屬縱隊和各軍團分別授予代號，向各部隊發佈一系列指令，並將各補充團正式撥給各軍團。
10月16日，紅軍集結完畢。一時間，小小的于都縣聚集近九萬人，每天要吃上千擔稻穀，要燒大量柴草，戰士們還要往糧袋裏裝路上用的米，準備腳上穿的草鞋、布鞋，所以白天黑夜都能聽到「轟隆隆」的舂米聲，噝啦啦的做鞋聲。此外，還要組織擔架隊、運輸隊，安置6000餘名傷病員和不能隨軍行動的幼小子女。
就是這樣聲勢浩大、熱火朝天的十多個白天黑夜，國民黨的諜報人員竟沒有得到一點情報。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碑
直到10月底國民黨才察覺到紅軍轉移的一點風聲，但又過了一個月，他們才搞清楚已經發生的情況。
中說，有四萬共產黨軍隊撤離了被封鎖數月的江西和福建。全文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長征已經開始。
3個星期之後，《紐約時報》要讀者放心，說什麼國民黨已在江西打敗了共產黨……
而到後來很多年過去，同樣任職《紐約時報》的著名記者索爾茲伯里這樣評價長征：
「人類有四大史詩，以色列人從埃及出走、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拿破崙進軍莫斯科、美國人拓荒西部，但是他們與長征相比都黯然失色。」
人類產生的「史詩」是否以這四個來概括，值得商榷，但對紅軍長征的評價卻不為過。
因為中國共產黨為自己的隊伍注入了信仰，從而激發出人的最大潛能，進而上演了一幕光耀世界的人間活劇，卻是不爭的史實。
5 第一渡
於都河畔，立著一塊石碑，「長征渡口」四個字為楊成武將軍所寫。這是長征中紅軍出發要渡過的第一條河。
當時的於都河上沒有橋，需要在600米寬的河面上架設浮橋，以為部隊通過。可架浮橋既缺技術人員，又缺器械材料。
沒有技術人員，就向船工們請教，用繩索把一條條船連接在一起，以鐵錨上下控制。白天敵機來轟炸，浮橋只能每天下午5點以後架，第二天早晨又得拆散開。
船是漁民的船，鋪在船上的木板是群眾的木料和門板，有的老人甚至拿出了為自己準備的壽材。從10月16日至20日的4個夜晚，8.6萬人馬在近70里河段上的8個渡口，踏著夜搭晝拆的浮橋，渡過於都河。
白天靜悄悄，夜間火炬、燈籠通明，蕭蕭秋風中，紅軍身影匆匆，群眾依依相送……
與湘江的浮橋相比，與烏江、金沙江、大渡河的渡船相比，與瀘定的鐵索相比，與皚皚雪山茫茫草地相比，這於都河及它的浮橋都不是最凶最險的，正因為有人民群眾的深情惜別和殷殷盼歸，才在從這裏跨過的一代人的心中，烙下了那麼清晰深刻的印記。
有些人從這裏渡河踏上遠征，而有些人卻留了下來。
沒有渡河遠征的人，如項英、瞿秋白、陳毅、阮嘯仙、蔡會文、梁柏台、劉伯堅、毛澤覃等人，有的是鬥爭需要，有的是身體傷病，有的則是政治原因。他們本人不願留下，卻不得不留下。他們中的阮嘯仙、蔡會文、毛澤覃等在戰鬥中犧牲了，瞿秋白、梁柏台、劉伯堅等人受傷被俘慘遭殺害了。
還有一些紅軍女幹部及幼小的子女們，有的被慘殺了，有的渺無音訊，有的隱姓埋名活了下來。項英、陳毅等許多人歷經九死一生的3年苦鬥，在盧溝橋的炮聲之後整編為新四軍。所有留下的人，走了一條不是長征猶似長征的險途。
1934，抗日救亡，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兩大危機，在85年前考驗著瀕臨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而危機又同時醞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偉大的轉折——
一次即將開始的艱難行程，最終開創了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