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警給張春橋戴上手銬（資料圖）
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病亡》，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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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因患癌症，於2005年4月21日病亡。張春橋，88歲，於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83年1月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
新華社的這一消息，是在張春橋死後十九天才發表的，而且中國大陸各報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這一簡短的新聞。
此前，張春橋曾經「死」過幾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聞》宣稱，「據說張春橋死了」。
過了十年，一位當年參加過審判張春橋的人士稱，「張春橋於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終年七十七歲」。這消息曾經廣為傳播，以至某些介紹張春橋的條目寫成“張春橋（1917~1994）”。作為《張春橋傳》的作者，我不斷接到方方面面的媒體的詢問：“張春橋死了嗎？”我的答覆一直是否定的，因為我從公安部獲悉，張春橋仍健在。
在「四人幫」之中，張春橋算是最長壽的了。張春橋能夠長壽，從某種角度來看，得益於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審判「四人幫」的時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幫」四種不同的表現：
江青顯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麼的沉不住氣，一觸即跳，不時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罵。她後來以自殺身亡，正是她的這種焦躁性格的必然結局；
王洪文則資歷太淺，經受不住沉重的一擊。他是「四人幫」中認罪態度最好的一個。然而，他也是「四人幫」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個。過度的鬱悶，導致他壯年而逝；
審判庭上的張春橋（資料圖）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認一部分的罪行，但總是力圖大事化小，為自己開脫。他不會像江青那樣去尋短見，也不會像王洪文那樣想不開；
張春橋是最特殊的一個，他城府很深。他居然從頭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發，一副藐視法庭的神態，顯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為他絲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夠在多年的鐵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縱觀張春橋的發跡史，他能夠從一介書生平步青雲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慶施。
靠著柯慶施的提拔，張春橋成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為了抓「樣板戲」，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協助，於是江青與張春橋開始共同工作。
為了批判《海瑞罷官》，江青要在上海尋找「筆杆子」，張春橋推薦了姚文元，於是江、張、姚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開始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後，江、張、姚都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張春橋為副組長，姚文元為組員。
第三把梯子是毛澤東。
張春橋的看家本事是揣測毛澤東的思想動向。自從成為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之後，張春橋從柯慶施那裏得知毛澤東在思考什麼。1965年9月15日張春橋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發表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正是張春橋得知毛澤東幾度在會議中談及這一話題而寫成，當然深得毛澤東的欣賞，囑令《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並親自寫了編者按。從此張春橋引起毛澤東注意。張春橋曾說，他一生的最大願望是寫一本《毛澤東傳》，足以看出他對於毛澤東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慶施，接著依靠第一夫人，最後博得毛澤東的信任，張春橋終於在中國政壇顯山露水。
張春橋去世之際，我應香港《鳳凰周刊》之約，發表了《「四人幫」的靈魂--張春橋》一文，內中寫及：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張春橋早就意識到自己的覆滅，反覆吟誦《紅樓夢》中詩句。正因為這樣，1976年10月6日他淪為階下囚，沒有像毛遠新那樣打算拔出手槍，也沒有像王洪文那樣進行掙扎，而是束手就擒。
對張春橋進行預審時，預審組的組長是王芳。王芳後來擔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我採訪了王芳。據王芳說，原本是要他擔任江青組組長，他推辭了，因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毛澤東三十多次來到杭州，江青常常隨行，由他負責安全保衛工作，來往頗多。他主動要求改任張春橋預審組組長。
在預審過程中，王芳提審張春橋十一次。王芳說，張春橋與眾不同，採取「三不主義」，即不說話，不看文件，不簽字。在當時，並未從法律上認識張春橋的“三緘其口”叫做“沉默權”。在西方，早在古羅馬的司法原則中，就已經有了“沉默權”。在十七世紀之後，西方的法律規定被告人有闡述己見的權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後者就是被告人所擁有的“沉默權”。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零口供”，其實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權”。如今，中國法律界許多學者也建議應該確認被告人的“沉默權”。
雖然張春橋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據王芳回憶，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審張春橋時，張春橋還是開過口。當時，王芳向張春橋宣佈，根據中央決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時向他宣讀《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規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陳述有罪的情節或作無罪的辯解」。這時，張春橋說話了！張春橋說：“我不是反革命，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這是張春橋在預審中難得的一次開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張春橋寫給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經我簽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認對處理我被審查的案件有效性。」這就是後來張春橋在特別法庭審查時拒絕在任何文件上簽字的理由。
據王芳的助手告訴筆者，張春橋雖說堅持「三不」，在接到起訴書時連看也不看，也不簽收，但是回到監房之後，還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江青、張春橋在中共十大主席台上（資料圖）
在當時接受審判的林彪、江青集團十名主犯之中，張春橋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張春橋走了。「四人幫」這四顆災星，早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張春橋之死，在中國大陸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這一消息，只是說：“哦，張春橋死了！”年輕人則不知道張春橋是誰，他們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幫」是哪四個人。
對於張春橋的死，徐景賢則發出感嘆說﹕「張春橋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或任何回憶文字。」在徐景賢看來，張春橋作為「筆杆子」，沒有留下回憶錄是一件遺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縱觀張春橋浮沉的歷史，借用“國妖”兩字為張春橋勾畫形象，倒是頗為傳神。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中）》，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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